【国学经典导读】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国别体史书，杂记了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七十年（前490—前220）。主要内容为战国时期纵横说士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同时，该书文笔优美，叙事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散文名著。

《战国策》三十三卷，（汉）刘向编校。

《战国策》原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在一时完成的，当属战国时期纵横说士的言论总集，由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而成。西汉末年，刘向在整理皇宫藏书，发现了题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书。由于当时这些书内容混杂，文字残缺，刘向遂根据书中内容按照国别和事件发生时间的顺序加以校订，除去各书中重复的内容，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汇成三十三篇。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说士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的言论，所以刘向把所汇编者定名为《战国策》。

该书自刘向校订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曾遭受传统儒家思想的诋毁，虽历年久远，但流传不广，或衍或脱，或散或佚。到北宋中期已散失了十一篇，北宋文学家曾巩奉召编校史馆书籍时，多访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基本恢复原书的规模，也就是今天所见到的《战国策》。

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沛郡（今属江苏徐州）人，世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与目录学家。刘向初以父荫任辇郎，后擢任谏大夫。汉宣帝时选为儒俊材，曾应诏献赋颂数十篇，官至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因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闲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后被重新启用，拜中郎，使领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刘向多次上书，建议削弱外戚权力，甚为成帝嘉许，但终不能用。其为人平易朴实，不重威仪，廉洁乐道，潜心学术，昼诵《书》《传》，夜观星象，常常通宵达旦。刘向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其学问渊博，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近20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撰成《别录》，为我国已知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十一篇，为我国最早的灾异史。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汉书·艺文志》载有其赋三十三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叹》系拟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辞中寄托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点校古籍的叙录，著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响。又采集前代史料轶事，撰成《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有一些很有意义和文学特点的故事，是魏晋小说的先声。明人集有《刘子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今本《战国策》三十三卷，分为：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全书没有从始到终的中心思想，也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燕策三》)，反映了这二百七十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各国历史的珍贵文献。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各类谋士应运而生。当时谋士是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谋士熟悉各国现状，也通晓历史。他们东奔西走，为各国出谋献策。遂主要形成了以苏秦为代表，主张联合六国以抗秦的“合纵”和以张仪为代表，主张六国分别与秦国联盟，以求苟安的“连横”两大派。《战国策》中所收这些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战国的纵横家，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徵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序上影响了战国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战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的纵横说士游说各国君主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和处世方略，所反映的内容，既广泛又错综复杂，突出表现了战国时期政治动荡、矛盾重重的时代特点，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所达到的高精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战国策》还突出表现了当时纵横说士的思想与人生观。他们在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该书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不同人物复杂的不同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所以，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书中大量描写了纵横说士如何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也可以说是一当时部纵横说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很多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尤其是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学的价值。

《战国策》同时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散文名著。该书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首先，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过于简单；《战国策》则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具体细致，生动活泼。在这一点上，《战国策》的确比《左传》进了一步。例如：《苏秦始将连横》中写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游秦失败归来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成功，相赵归家，以富贵还乡，“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以其前颓丧和后得意的情状，写出了庸俗炎凉的世态人情。于是他感慨道：“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该篇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其余一大批个性鲜明的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如冯谖的机智果敢、唐睢的沉着干练、邹忌的幽默风趣、荆轲的沉毅勇决、鲁仲连的豪放高洁等，人物性格鲜明，读后让人铭记不忘。

其次，曲折生动的情节。该书富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它将权谋哲理蕴藏在曲折动人的故事中。叙事记言，都以人物为纲，所记多为权谋之士出奇智异策，转危为安。因此，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结合在—起，使作品带有传奇色彩。如《齐策》“冯谖客盂尝君”中写冯谖，就是通过三个层次来表现冯谖的性格。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次，辩丽恣肆的语言。该书所记的策士说辞，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这些说辞纵横驰骋，辩丽恣肆而又浅显生动，富于形象性。辞令词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常常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及夸张、比喻等手法，造成淋漓酣畅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很少用道德礼仪去说服人，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指陈利害，甚至不惜张大其辞，危言耸听。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文章委婉生动地记述了邹忌劝告齐威王必须广泛听取民众意见的故事。邹忌进谏，寓严肃的谏题于谈笑之间，以他亲身体验的一件闺房生活琐事引出了革除朝政弊端的重大问题。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谄媚的臣子包围的危险，启发了齐威王。齐威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下令广开言路，达到了兴帮治国的目的。

最后，长于议论的说理艺术。该书中的说理艺术可比诸子中的《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论辩善于抓住要害，单刀直入，鞭辟入理，既有针对性，又有逻辑性。对话颇似戏剧，针锋相对、令人喝彩。二是说理常用寓言故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往往引类譬喻，通俗生动，既有明快感，又有幽默感。这些寓言大都是说者根据临时需要而顺手拈来，取材广泛，寓意鲜明，富于现实感。例如：《齐策》中陈轸劝楚将昭阳．不要攻打齐国，就用了“画蛇添足”的寓言。《魏策》中季梁规劝魏王不要进攻赵国，用了“南辕北辙”的寓言等，语言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生动优美。它们虽未独立成篇，但有些故事已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叙事也颇为生动，如“画蛇添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亡羊补牢”、“狐假虎威”、“骥服盐车”、“南辕北辙”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篇。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长期以来，家喻户晓，也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三是议论说理中讲求语言艺术，注重形式美。各种修辞手法纷呈。

由于该书文笔优美，叙事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散文名著。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其影响。《战国策》中运用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由此可见，《战国策》语言文学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宋代始，《战国策》有两种注本流传，一是姚宏的续注本，另一种是鲍彪的重排次序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又做了补正。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以“姚本”为底本，将鲍、吴等人的注文及清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汇集在一起，整理出版，并附有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等多种资料，对研究与阅读《战国策》带来很大方便。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范祥雍整理的《战国策笺证》，全书以清嘉庆十九年黄丕烈士礼居覆刊宋剡川姚氏本为底本，间用湖北崇文书局翻刻黄本参校，并广罗高诱、姚宏、鲍彪、吴师道等古今中外各家校注，加以甄别考订，指正其缺失、错谬，补充其不足和遗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获之见，是目前最全面系统的《战国策》笺证本。牛鸿恩等主编的《战国策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则颇便读者选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