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中见奇崛  静流里起波澜

——读寒山《循吏李拔》

何世进

一

清乾隆时期的循吏李拔，出生在四川犍为县。我接触与了解李拔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事迹已经好几年了。这缘于李拔在犍为县玉津镇的后裔李佳、赖金普夫妇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相关文献资料。基于这些资料，我撰写了几篇研究文章，并参加了在犍为举办的李拔研讨会。尔后，我又将李拔诗文的读后感整理成册，最终写成了十余万字的《李拔诗文赏析一百篇》。两个月前李佳送来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9月出版的寒山创作的长篇传记《循吏李拔》，出于对李拔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迅速着手研读。奈何年迈眼疾，读上一两页便泪眼模糊，只好停下，隔日再读。就这么读读停停，渐渐将我引入胜境。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寒山下功夫之深、调查稽考之翔实、文笔之细密，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尤其是他采用叙议结合的艺术手法，甚而把某些章节写得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大凡人物传记多以时间顺序逐年逐月地描述其不朽的业绩，有时难免叙事繁冗，难以扣人心弦，吊住读者胃口。然而寒山的这部《循吏李拔》却巧妙地克服了一般传记文学的弊端。文本既真真切切地记叙了李拔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一生，又在如长河般流泻的漫长叙事中，不时巧妙设置悬念与高潮，如巨石击浪，激起层层波澜，令人拍手称奇。尤以《清刑平狱，洗冤昭雪》第78页至82页最精彩动人。

作者经深入查访与稽考，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李拔在福宁府任职期间“政简刑轻、广施惠政”的事迹。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初，李拔从堆积如山的假案冤案中办接审理了郎中吴珏用药致人死案件，产生了轰动效应。面对此案，他严谨负责地对案情从头至尾的每一个细节皆作深入细致的考查，决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首先考查郎中吴珏的人品道德，行事作风。经深入了解，他得知吴珏乃一代名医，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在当地百姓中有口皆碑。李拔疑惑：这样一位医生，怎么可能毒死病人呢？李拔一丝不苟地查问所施药方。经了解，郎中吴珏所开药方仅为普通的黄连、甘草，显然不可能害人性命。为了弄清用药的始末，李拔展开了调查，方才发现药房掌柜不慎将毒药信石的粉末泄漏到黄连、甘草中了。这与郎中吴珏事先所开药方并无关涉，李拔不仅彻底查清了回春堂吴珏冤案的真相，还吴珏以公平正义，还将药房掌柜杖责，并严令全境不得擅将烈性药物和一般药物混杂，以免引起混渗事故，保障了一方百姓的用药安全。

这一历史故事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李拔求真务实、平反冤狱的光辉形象。它虽然发生在清乾隆年间，却对现实社会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当今党中央正鼓励公众真实反映地方官员造成的冤假错案并及时予以纠正，这不正是李拔循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生动体现吗？

二

李拔每到一地，不仅高度重视扶植农桑，而且十分提倡增修书院。振兴文教、人才培养成为了李拔勤政爱民的重大决策，且成为书中的亮丽看点。他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察看书院，并提出实际的整改措施，甚而亲自登台给学员作精彩的讲演，借以增进学员的学识，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正如书中所述，在李拔看来，治理国家必以教化为先导，地方教化的兴起基础在于地方书院的振兴，因为书院为各级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

例如，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李拔刚上任福宁府知府就带领僚属视察府学设施，他见府学的学宫、围墙、学舍整修得不错，蔚为壮观，十分赞赏与欣慰。李拔深入到生员中去，仔细了解学府建设，生员们对前任知府钟德、傅尔泰先后动员物力财力大力整修学府赞不绝口，但遗憾的是整修工程正在高潮中，前任知府又给调走了，整修工程尚未完成。大家纷纷请求李拔题写整修书院的碑记。李拔激情涌生，信笔挥毫，大加赞誉：“宋代大儒朱熹讲学，东南最为兴盛。福宁历来文风鼎盛，代不乏人，名贤往哲，交相辉映，乾隆时期，文风最为兴盛。福宁士民蒸蒸向上。近年以来，受书院教育熏陶，官府大力推进教化，当地士风日盛，学子科第蝉联，凌古烁今，前所未闻。”不难发现，本书作者寒山为循吏李拔作传时，有意将他增修书院、振兴文教当作重场戏，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寒山略其当略，详其所详，该略处惜墨如金，该详处用墨如泼。

接下来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李拔的治学理念，他教导生员要在学海中孜孜以求，找到“孔颜乐处”。作者进而阐释了所谓“孔颜乐处”即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由此表明，李拔是孔子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奉者，从中亦可看到，贯穿《循吏李拔》的主旋律依然是孔孟儒家学说。诚如张载所作精辟阐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拔认为以儒家思想治理社会乱世，必首倡教化即培修书院，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三

在寒山笔下，李拔既是一个勤政爱民、奖励农耕、重视教化的循吏，又是一个善于体验与分享人生乐趣的很会生活的人。他喜爱游山玩水，赋诗作文，并铭刻于碑石之上，传之久远。

乾隆二十三年（1758）秋，李拔在湖北汉阳同知任上因梦游而付诸现实，不久升任福宁知府。到任后，他见城外山石嶙峋，溪水回环，大为惊叹，作《神石入梦》铭刻于山石之上，由此开启了他游赏福宁山水风光的雅兴之旅。他畅游杨梅岭，题写“豁然天开”四字，赞誉其天然景观。即使在霞浦县的察院公署，冗杂公务缠身，他仍不忘挤时间与府学生员谈论学问，亦不忘题写匾额“道脉真传”以助雅兴。李拔几乎每到一处都会留下自己的诗文。这既是一种优良文化传承，也是李拔诗意盎然的情感抒发。可见，在作者笔下，李拔不仅是一个为政清廉、爱民为民的循吏，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洋溢着诗情画意，像宋代苏东坡那样懂得生活并热爱生活的文人士大夫。

除了展现李拔清廉爱民、热爱生活，书中还讲述了李拔的人文关怀。李拔对清守苦节之人特别褒奖，为辖下节妇烈女题词无数。例如，吴万镦之妻张氏，年二十六，家里贫困且孩子幼小，却矢志守节，李拔题书“宝婺祥光”旌之；吴永愉妻谢氏，年二十一，没有生养孩子，靠自己纺织赡养婆婆，苦节终身，李拔题写“懿行可风”旌之。书中还列举了多位烈女贞妇与李拔为她们题写的旌表文字匾额。由此可见李拔像唐代大诗人杜甫一样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政治理念是地地道道的忠孝节义与仁义礼智信。

如果说前文涉及人事的文笔大多极为简省，有似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然而一旦话及李拔吟诗雅兴，则如数家珍，不吝笔墨。书中援引李拔律诗多首，兹择其要，以见一斑。如李拔巡视霞浦，在城西题诗一首：

江浦清无极，政困每出游。

朱霞天半落，明镜水可浮。

返照蛟龙动，连空云树留。

长歌凌浩渺，色色绚芳洲。

从这首五律中，我们可以窥探到李拔被长年累月的繁杂公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时，释怀解闷的办法便是忙里偷闲出游城郊，观览山水风光。观赏中，他诗兴油然而生。放眼望去，清粼粼的江水无际无涯，绚烂的霞光从遥远的天边慢悠悠地往西天沉落，江水仍像明镜一样澄澈。此刻他一定联想到古曲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多么美妙的夕阳，多么美妙的残照呀，李拔却从静中窥到“返照蛟龙动，连空云树留”。最末一句唱出他的深情热爱。也许他又想起了崔颢的登楼赋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于此，文本向读者展现了李拔人生的另一个侧面，洋溢着画意诗情的雅儒襟怀。

四

文本在历数李拔功升道员，极尽恩荣，三峡咏题，金石流韵之后，礼赞其“矢志报国不渝”。李拔在他所处的时代，倾其毕生的奋斗，不仅立下丰功伟绩，其人生境界也攀登上灿烂的峰巅。作者在第六章《矢志报国不渝》中满怀深情地评说，“李拔一生为官不论顺境，还是逆境，秉持‘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的为民理念，持之以恒，始终如一。他严守自己的官箴，克己奉公，勤政务实，身任湖北荆宜施道观察使时，躬身致力于三峡河道的治理，严格督巡辖区各府行政，维护一方治安，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即使身处逆境，为民初心不改，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这是作者对李拔崇高的一生最公允的评价，作者俨然用真心在诉说，满怀着深情在与读者心贴心地交流。

书中写道李拔审断公明，督巡有章，却遭劾落职。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湖南发生一起轰动朝野的钦案——“姜正逃军”案。书中称姜正原本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但这“逃军案”，跨度十多年，牵涉京官要员。时过境迁，要对原有供词加以核对，难度很大。鉴于此案棘手，湖广总督兼巡抚吴达善抽调行家里手，时任荆宜施道观察使的李拔协助审理。李拔经调查研究，认为无法确认蒋赐棨是否犯有包庇罪，具文呈报巡抚，并转呈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感觉案情复杂，发回重审。巡抚吴达善再次交给李拔等人重新审理。虽然李拔等经充分调查了解后认为基本可以排除蒋赐棨犯有包庇罪，但此案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时李拔以莫须有的罪名蒙受革职之冤。乾隆皇帝妄下断语：“李拔处分，实为自取。”李拔由此感悟官僚文化的复杂与模糊，有言道：“人穷与富裕，这是命运决定；失意与得意，这是时运决定；幸运与不幸，这是福气决定。罢官与去职，这是适宜决定，没什么好苦恼的。”正能道出一个清正廉洁的循吏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无奈与失望。

可贵的是真金不怕火炼，李拔即使身处逆境，仍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奉旨缉匪，倾力办差。虽最终因功“补过”，却又于乾隆四十年（1775）八月初二陡然病逝长沙。病逝后，朝廷下旨授其为中宪大夫。

《循使李拔》一书，翔实而生动地记叙了李拔清正廉洁、爱民为民的一生，必将传之久远，永世流芳。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3期，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