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情缘：林惠祥、徐悲鸿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谢华斌
一、博学楼里翰墨香
厦门大学芙蓉湖畔，矗立着一座花岗岩条石砌筑的老建筑——博学楼。1953年3月16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这栋楼里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的第一所高校人类学专科博物馆诞生。七十余载光阴流转，这座博物馆不仅收藏从史前石器到民族文物的丰富人类学标本，还珍藏着徐悲鸿、齐白石、张书旂、弘一法师等书画大师的墨宝。
这批书画精品不仅是罕见的艺术瑰宝，而且承载着人类博物馆创办人林惠祥先生与著名艺术家徐悲鸿之间的感人情谊。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全景（摄于1953年）
林惠祥（1901—1958），福建晋江人，著名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毕业证书编号为“第一号”。他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和文物收藏，1934年就已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学陈列所。1951年，他将半生搜集的数千号文物、图书全部捐献给厦门大学，直接促成厦大人类博物馆的成立。他与徐悲鸿之间的深厚友谊，更是玉成了一批珍贵书画的入藏。《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记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所作中画白雄鸡一，自写大字一，本馆名大字一，又转赠张书旂画、方还先生字、弘一法师字各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齐白石老先生：所画蟹一幅。”[1]这批书画为这座学术殿堂增添了别样的艺术光彩。
二、烽火岁月识知音
林惠祥与徐悲鸿的友谊，始于1939年的新加坡。当时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林惠祥担心厦门沦陷后会被日本逼作汉奸，于是携带精心收藏的各种人类学标本、文物、图书举家避难南洋。他在马来亚槟城钟灵中学主持校务工作，其间积极捐资筹赈，将第一个月的薪资全部献于筹赈会，并向徐悲鸿索要书画作为寒衣捐的奖品。[2]
此时徐悲鸿则在新加坡由陈嘉庚等爱国侨领主办的“星华筹赈会”支持下，举办筹赈画展。林文庆校长在画展筹备委员会上发表演讲，赞扬徐悲鸿以笔代戈，为抗战筹赈。[3]这是徐悲鸿与陈嘉庚先生的第二次交集，第一次相识是在1925年秋，徐悲鸿在新加坡为陈嘉庚及友人作画，陈嘉庚则资助了二千五百金酬谢徐悲鸿。[4]
这两位都受过陈嘉庚先生德泽的中国人，虽身处异乡，但都竭尽所能筹集资金汇回国内，支援祖国抗战。
林惠祥佩服徐悲鸿的艺术造诣，敬仰其爱国情怀。他曾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上撰文介绍徐悲鸿的画作，盛赞其作品“设色之神妙，立意之高超，布局之运政，个性之区别……唯愿先生以此大手笔常作大幅之历史画及风俗画，以发扬国家民族过去之光荣，并为社会教育之助力，此艺术家之大业，先生既有此能力，应引以自任也”。他在赠予徐悲鸿的诗中写道：“名下如君信有真，惭无好句为敷陈。传神不赖毫添额，写实偏能意出尘。彩笔有情哀国土，丹青和泪济穷民。天南岛树苍苍里，争看田横五百人。”[5]既精准概括了徐悲鸿艺术风格，也是对其忧国忧民情怀的由衷赞叹。
徐悲鸿也视林惠祥为知音。他敬佩这位学者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在南洋避居期间两人常以书画诗词唱和。徐悲鸿曾赠林惠祥国画《苍松图》，林惠祥遂题画诗一首：“苍劲柯枝郁不开，低头寂寞傲风霜。园林春好君休顾，只合深山作废材。”[6]诗画皆以苍松自喻：首联颔联“郁不开”与“傲风霜”，写尽两人虽身处南洋，压抑孤寂，却依然坚守气节；颈联与尾联两句甘为深山“废材”和拒绝“园林”诱惑，则是他们民族气节的表现，也是两人流离中相互砥砺的见证。
山河破碎，家国罹难，林惠祥触景生情，写下七律《重阳日延谦先生芷园雅集感赋》以寄其慨：“佳节重阳客里过，归途何处奈风波。情牵老菊家园瘁，目断哀鸿故国多。填海未穷精卫石，回天伫看鲁阳戈。飘零幸预群贤末，暂释牢愁且放歌。”[7]徐悲鸿尤为赞赏“填海未穷精卫石，回天伫看鲁阳戈”一联，并辟为“警句”，特将此联书成大字赠予林惠祥。这幅书法历经战乱，竟还保存至今，现仍珍藏于林家后人手中。诗中“精卫填海”“鲁阳挥戈”这两个典故，寄托着两位知识分子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也是他们友谊的永恒见证。1941年，徐悲鸿还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段孟子箴言条幅相赠，这句箴言也恰好成为林惠祥一生守护文物、坚守气节的真实写照。
三、翰墨添珍入馆藏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现有馆藏书画，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在林惠祥一生的学术生涯中通过各种机缘慢慢汇聚而成的。除徐悲鸿、齐白石、张书旂、弘一法师等名家大师赠予之外，还有林惠祥和他的继任者们历经数十年多方搜集的书画珍品，这些珍品共同构成这座学术殿堂的艺术宝库。
（一）徐悲鸿的贻赠之作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开馆之日，林惠祥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段珍贵的文字：
徐悲鸿赠所作中画《白雄鸡》。徐悲鸿先生，江苏宜兴人，一八九五年生，少时即善画，十七岁任中学图画教员。先习中画，后复留学日本、法、德诸国习西画。中画集中国艺术的大成，西画写实派，均能登峰造极。曾在苏联等国举行画展多次，是世界闻名的大画家。抗战中又曾到南洋举行画展，以卖画所得尽数捐送陈嘉庚先生所办‘筹赈会’，以助国内抗战。思想上倾向民主，故解放后获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当年先生在南洋举行画展筹款救国时，我曾有诗送他，看送的诗可以知道他的艺术程度和爱国精神。先生闻本馆成立讯，立即从病榻起来寄此画相赠，并为本馆写馆名牌，至此道谢。林惠祥，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开馆日。[8]
1.《雄鸡图》：艺术与精神的交响
徐悲鸿的《雄鸡图》是其晚年精品力作。画中雄鸡昂首挺胸，右足立于坚硬山石之上，左足微举，鸡首回望作引吭高歌态。画中以轻盈而富于变化的笔墨，写出蓬松质感的鸡颈腹羽；又以六笔重墨挥就苍劲飘逸的尾翎，喙、眼以白描勾绘，鸡冠以朱砂填勒，其色红艳如焰；颈部、背部以蛤粉拟墨法依其结构写出，正好与黑亮的尾羽形成鲜明对比。一丛白描劲竹穿于石间，竹上略施石绿，劲竹在微风中摇曳。纵观整幅作品，既不失东方艺术的含蓄内敛，又饱含西方绘画的精确造型。正如林惠祥为徐悲鸿所撰画评所言：“中画原与写实无关，然经先生加以变化，亦已能尽写实之责。”[9]
而画中雄鸡微举左足的姿态，尤为耐人寻味。据《画续》记载，宋徽宗在画院考察画师时，曾命人画孔雀升墩的屏障。众画师所画孔雀皆先抬右脚，宋徽宗观后指出：“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画师愕然，经观察验证，果然如此。虽然从现代生物学研究角度无法确证雉科鸟类这个“举左”的规律，但由此推断徐悲鸿熟读历代画论，深谙古人之智慧。画中的这一细节，也恰好印证了徐悲鸿“致广大，尽精微”的核心艺术思想——既要追求画面的深远宏大气象，更要注重细节表现的精微准确。他把古人的画理与艺术的表达融于一体，使作品蕴藏着深厚的传统积淀，又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生命气息。
中国花鸟画贵在有立意，画家常借所绘花鸟草木寄托个人之人格。古代文人赋予鸡“五德”之意。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载：“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10]徐悲鸿画鸡同样延续了这一人格化的传统。
与抗战时期创作的《风雨鸡鸣图》相比，徐悲鸿赠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雄鸡图》创作背景与寓意截然不同。《风雨鸡鸣图》画中阴霾密布、风雨如晦，一只雄鸡挺立危岩昂首长鸣，象征不屈的民族精神。而《雄鸡图》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画幅左下方落款“悲鸿辛卯”，即1951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万象更新。画中雄鸡昂首挺立，气宇轩昂——一唱天下白，欲飞冲天庭。雄鸡造型写实，姿态舒展，洋溢着一派自由豪放的浪漫主义气质。徐悲鸿也把自己比拟雄鸡，欲在新中国的新征程中为新美术思想奉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雄鸡图》右下方钤有一方“欲罢不能之功”朱文印，为闽籍书画金石大家陈子奋所刻。徐悲鸿用印多为民国名家所刻，其中陈子奋治印最多。二人自1928年结识后，志趣相投，常书信往来讨论治印，徐悲鸿曾高度评价：“当代印人精巧若寿石工，奇岸若齐白石，典丽若乔大壮，文秀若钱瘦铁，丁佛言、汤临泽等亦时有精作，而雄浑无过于兄者。”[11]其对陈子奋的器重可见一斑。此印系徐悲鸿特意请陈子奋所刻，其钟爱程度可在其书信中略窥一二：如在给陈子奋书信中提到“弟尚有数章奉求：‘谓我士也罔极’，金文、朱文，略如‘欲罢不能之工’，少加奇肆，字略扁”及“弟私心所喜则在……‘欲罢不能’等等，因古意沉着”等等[12]，足见对此印的重视。
2.书法作品：人文精神的笔墨诠释
徐悲鸿以画名世，然而他的书法成就同样斐然可观。作为康有为书学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徐悲鸿深得南海先生“尊碑”之教诲，而又兼以帖学滋养。其书风在浑穆刚健之中流露着含蓄的书卷之气，既能见北碑的雄强骨力，而又不失江南文人的温润雅致。
除《雄鸡图》外，徐悲鸿还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写下两件珍贵的书法作品：行书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名题写。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其内核在于：通过对人类文明的观察与把握，以文化的软实力教化世间人心、成就天下秩序。徐悲鸿选择此语赠予林惠祥可谓用心良苦。林惠祥毕生倾力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他广集人类学标本、文物与图书，探寻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这正是“观乎人文”的生动体现；他将毕生珍藏献予国家，以博物馆为社会教育之阵地，以学术和文化滋养社会，启化民心，这种担当正是他“化成天下”的真实写照。[13]
徐悲鸿书法作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赏析，这幅作品风格平淡冲和。如“观”“化”“天”字，用笔以中锋为主，线条温润凝练，外柔内刚，兼具北碑浑厚与帖学灵动；如“文”“以”“成”字，结体疏朗宽博，不事雕琢，落落大方，落款“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纪念，一九五三年元月，徐悲鸿”，小字笔画间也透出沉凝静穆之气。此作运笔虽舒缓，却更见苍拙醇厚。整体章法透出质朴天真之感，他将人生阅历藏于笔墨中，流露出自然纯朴的境界，足见其对传统书学的深刻理解，彰显了一代艺术大家的独特风貌。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名题写同样是徐悲鸿晚年书法的重要遗存。这九字榜书庄重大气，同样以碑学为基，又融篆隶的圆厚笔意，每个字的重心稳如磐石；整体布局疏密得当，错落有致，使字各具姿态而又浑然一体。细观其用笔，如“门”“大”“学”“博”字，方中寓圆，刚柔相济；结体上，如“厦”“类”“馆”字，形方正开张，体势稳中求险，既见法度之严谨，又不失灵动之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鸿将绘画的造型观念融入榜书创作之中，注重结构空间的准确经营，这也展现出他作为一代艺术大家对公共空间书法创作的深刻理解与驾驭。
这两件书法作品在风格上同属徐悲鸿书风的典型面貌，但又各具特色。行书轴典雅平和，重在以笔墨传达深邃的人文哲思；而馆名九字作为公共空间的标识性题写，则更强调庄重感，因此笔力更为雄强，但又能在恢弘气象中见精微之险。
（二）齐白石《墨蟹图》：以蟹寄怀的文人传统
齐白石与徐悲鸿的故事早已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徐悲鸿留法归来后受聘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他锐意革新中国画；而彼时的齐白石，虽已年过花甲，却因出身木匠、非科班正统而备受京城画坛守旧派的排挤。两人不期而遇，在艺术革新的理念上不谋而合。徐悲鸿被齐白石作品中那股鲜活的生命力与质朴的自然气息所心折，不顾世俗偏见，毅然“三顾草庐”登门拜访，力邀齐白石出任学院教授。
1.齐白石画蟹的艺术流变
齐白石作为中国画一代宗师，他的水族题材在其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画虾名满天下，画蟹也是艺术成就颇高。纵观白石老人画蟹的变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临摹写生期、衰年变法期与融会返璞期三个阶段。[14]他自己也道：“余之画蟹，70岁之后一变，此又变也。”[15]这句自述，成为他绘画艺术不断超越自我勇气的真实写照。
2.《墨蟹图》的艺术分析
馆藏《墨蟹图》正是白石老人晚年返璞归真画风的典型代表。此作落款“九十三岁白石老人写意”，由此可推断画于1953年1月至3月间。此时的白石老人实际年龄八十九岁，已是耄耋之年，其艺术造诣早达炉火纯青之境。
此作皆以三笔侧锋写出蟹壳，笔墨浑厚而富体积感；蟹足以中锋润笔写出，尽显横行之态且跃然纸上；蟹眼以焦墨点睛，顾盼生辉。全图六蟹错落排布，各具姿态，画中墨蟹分割了三个空间，呈现出丰富而有序的视觉节奏：画面最下方三只螃蟹成觅食之态，其中一只墨色最重，方向朝上，与另两只形成抱团之画眼；中间两只螃蟹横行向下聚拢，墨色一浓一淡，层次分明；最上方一只卧似休憩态，仅露半只蟹身，余部延展于纸面之外，引人遐想——正是中国画“画有尽而意无穷”之妙境。
此构图使画面主体物突破了画面物理边界，产生一种向外扩张之势，给人以无限想象空间。而浓淡相生、虚实相映的墨色形简意丰，尽显画家书画俱老的笔墨魅力。这种返璞归真的画风折射出白石老人晚年对生活与艺术的深刻理解，也臻于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大写意境界。
3.以蟹寄怀与作品流转
文人画是中国画家寄寓个人情感的一种独特艺术表达方式。齐白石同样通过画蟹来抒发内心感受。在面对旧社会战乱频繁、外敌入侵的现实，他创作墨蟹图并题曰：“看君行到几时休。”[16]借螃蟹横行之意，痛斥帝国主义的丑恶侵略行径。
齐白石画蟹，除了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对后辈学子的殷殷期盼。他曾作《五蟹图》赠予学生李可染，并在画上题句：“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书画可以横行也。”[17]此句用典，“横行”二字一语双关，既是赞美司马相如文章的气魄，又以此鼓励年轻艺术家大胆创新，在艺术天地中“横行”无忌，闯出自己的道路。这种以蟹寄怀、借物抒情的创作方式，正是文人画传统的生动体现。
徐悲鸿向白石老人求得此画后，在画上补题“人类博物馆保存，悲鸿”数字，并赠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这份赠予不仅是徐悲鸿对白石老人艺术的珍视与推崇，更是他与白石老人对林惠祥创办人类博物馆事业的支持与祝福。齐白石、徐悲鸿、林惠祥，一位是画坛泰斗，一位是艺术巨匠，一位是学术宗师。他们因艺术、家国情怀、文化传承而结缘、相知和相惜。这件《墨蟹图》，从白石老人的笔下，经徐悲鸿之手，最终入藏林惠祥创办的人类博物馆，也见证了三位大师以文化和艺术传承文明的共同信念。
（三）张书旂《八哥垂柳图》：弥补历史缺憾的珍品
张书旂师承海派大师任伯年，又得岭南画派大家高剑父指授，尤以花鸟画驰名画坛。他善于用粉，因此享有“白粉主义画家”之美誉。抗战期间，他曾举办画展筹款支援国家，其代表作《百鸽图》作于1939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以国家名义赠予白宫，成为张氏最知名的作品之一。[18]徐悲鸿曾评价：“张君尊伯年先生，早期所写，不脱山阴窠臼。五年以来，刻意写生，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而蔚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19]
鲜为人知的是，张书旂与厦门渊源颇深。1926年至1929年，张书旂为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高级艺术科教员。1933年《集美学校廿周年纪念刊》之“全校历任教职员一览表”明确记录了张书旂的相关信息：“张世忠，字书旂，师范部图画教员，（到校年月）十五年三月，（离校年月）十八年八月。”尽管张书旂在厦门任教3年有余，然当时厦大初创不久，还未搜罗名家书画，故其在厦期间也未给厦大留下作品。而馆藏《八哥垂柳图》恰可弥补这一缺憾。
1929年离厦后，张书旂应徐悲鸿之聘，出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并于1930年春到任。徐悲鸿也自1929年辞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职务后返回南京，亦任教于中央大学。两人同在艺术系共事。
《八哥垂柳图》系张书旂1930年秋赠贻徐悲鸿之佳作，此作或为其抵南京后的应景写生，是典型的任伯年小写意花鸟画风格。
画面中一棵饱经沧桑、枝干虬曲的秋日老柳由下向上撑开，极具顽强生命力。柳树主干以中锋写出，用笔刚健挺拔，有“如锥画沙”之致；树皮用侧锋皴擦，则得“干裂秋风”之趣。柳枝以中锋淡墨勾勒，线条柔韧飘逸，长短交错且疏密有致，尽显柳丝轻韧之态。柳叶寥寥数笔，以赭石调淡墨撇形，营造出“叶落枝疏”的秋意。浓墨苔点聚散相宜，与柳枝、树干形成浓淡对比。
张书 《八哥垂柳图》1930年
两只八哥栖息于枝头，其一立于枝干上，脑袋望向画外；另一栖于其旁，身体与头部朝下，构成画面的视觉中心。二者作为画眼开起承之势，再顺着柳枝之势与下方树干的重墨苔点形成转合呼应。八哥以兼工带写为法，造型传神，笔墨爽利灵动。其喙、眼、爪以中锋勾勒，线条刚健；背部与尾部羽毛以中侧锋结合，浓墨分层点染，笔笔见力；腹部羽毛则以淡墨湿笔晕染，虚实相生。整体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丰富。整幅作品将秋柳与八哥巧妙结合，既承继任伯年技法，又显露出张书旂早期花鸟画的个人风貌。
此画的落款为“悲鸿先生法家正之，庚午之秋客金陵书旂张世忠”。23年后，徐悲鸿将珍藏的这幅画作补题“厦门大学博物馆惠存”寄赠厦大，既是对张书旂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任教经历的惦念，更是对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精神的敬仰。
（四）弘一法师楷书轴：佛学思想与书法艺术的融合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他博综众艺，中年出家后精研律宗，被尊为近代佛教律宗一代高僧。法师一生与闽南因缘殊胜：1928年首次抵达厦门，受到陈嘉庚先生胞弟陈敬贤接待，并在与厦门大学一墙之隔的南普陀寺挂褡；此后14年间，其弘法足迹遍及闽南各地。[20]徐悲鸿赠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弘一法师楷书轴正是这一因缘的重要物证。
弘一法师的书法在近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以“书如其人，淡泊宁静”著称于世。其书风的演变与其人生境遇密切相关：他早年书法结体紧凑、笔势开张，深得北碑雄强之气；中年出家后，将对佛法戒律的感悟融入其中，使其书法渐趋平淡温婉，终成自成一派的“弘一体”。[21]
馆藏楷书轴“不智之智，名曰真智，学道之士，晦以混世”，为弘一法师书写莲池大师此偈之作。莲池大师在“莲池论大智如愚”中阐发“大智如愚”之理，后以颂偈总结“不智之智，名曰真智。蠢然其容，灵辉内炽。用察为明，古人所忌。学道之士，晦以混世”。且弘一法师一生中多次抄录这段文字，足见其对莲池大师思想的尊崇。
此作落款“安住”，具体创作时间尚待考证。从作品面貌来看，当属弘一法师出家之后其书风由碑学向帖学过渡时期所书，兼具了早年北碑根基与出家后晋唐帖系的温润。此书在用笔上，稳健挺劲，点划节奏生动。起笔多露锋方切，果敢利落，铺毫后中锋与侧锋兼施，墨色沉着，线条质感饱满。对同一字的书写处理行笔沉稳而又富有变化，含蓄中见灵气，如三个“智”字用笔刚健稳重。在结体上，字形瘦长，重心平稳，体势内敛而气韵疏朗，既保留了《张猛龙碑》的劲挺结构，又融入了钟繇《荐季直表》的古雅醇和，兼雄强骨力与温润儒雅，如“不”“名”“真”“道”和两个“之”字刚柔相济。尤其“不”“真”二字，已初具“弘一体”端倪。因此，此作的用笔和解体是弘一法师书风演变历程中的重要实证，也是研究“弘一体”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四、以物存史见精神
林惠祥曾言：“真正伟大之美术作品对于一般人皆应有感动力。”[22]他毕生致力于文物收藏与学术研究，深知艺术品对于教育民众、涵养人文的重要意义。
林惠祥将毕生所藏无偿捐献给厦门大学。据统计，他共捐赠文物、标本703件，专业图书959部1307册。[23]还有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家赠送的这些书画精品。时任校长王亚南在报教育部的呈文中写道：“林惠祥先生为一诚笃刻苦努力之学者，近将其半生勤劳积蓄之物全部捐给学校……其志甚坚，其情尤挚。”[24]
今天，当我们在欣赏这些书画珍品的同时，应铭记每一幅画作背后，都站着一位守护文明薪火的学者，蕴含着一颗文化人的赤子之心。
林惠祥与徐悲鸿的友谊，是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一个缩影。他们在国难深重时相遇，以诗画相砥砺；在新中国诞生后，又以各自的方式为文化传承贡献力量。这种“以物存史、以文化人”的精神追求，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林惠祥在人类博物馆馆长办公室
徐悲鸿寄赠的这些书画，饱含着对新中国、对挚友事业和文化传承的殷切期盼。而这些珍贵藏品也能够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时俱进，继续创造辉煌。[25]
林惠祥以人类学家的视野“观乎人文”，以爱国者的情怀“化成天下”，将古典理论转化为现代学术实践与民族担当。[26]徐悲鸿以此书画相赠，是两位知己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新征程中，以文化守护家国、以学术化成天下的共同信念。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全景（摄于2026年）
芙蓉湖畔博学楼依旧矗立，门前的两棵棕榈树阅尽厦大百年风雨。楼内徐悲鸿题写的馆名、赠送的书画，以及林惠祥毕生守护的文物，仍在默默传递着一份跨越时空的翰墨因缘——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薪火。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3期，作者为厦门大学档案馆/文博管理中心馆员）
注：
[1]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年版，第52页。
[2][26]林惠祥、蒋炳钊：《天风海涛室遗稿》，鹭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第6-7页。
[3]华天雪：《徐悲鸿论稿》，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4]徐悲鸿、王震：《徐悲鸿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5][6][7][9][22][23][24]蒋炳钊、吴春明：《林惠祥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页、第717页、第716页、第577页、第576-578页、第636-692页、第5-6页。
[8][13]汪毅夫、郭志超：《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2页、第110-112页。
[10]尹常纪：《“鸡有五德”随想》，《中国党政干部》1995年第1期，第47页。
[11]薛永年：《百扇斋主手拓悲鸿用印考述》，《收藏家》1996年第5期，第40-47页。
[12]徐悲鸿、王震：《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9页。
[14]齐驸：《神形俱见横行天下——齐白石画蟹流变考》，《中国美术研究》2024年第1期，第178-181页。
[15]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16]辛文：《胜利属于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美术作品展览隆重开幕》，《美术观察》2010年第10期，第35页。
[17]王鲁湘、李庚：《跟着李可染去牧牛》，故宫出版社2021年版。
[18]王佳明、马楚航：《中国画改良探索——张书旂花鸟画的创作与理论》，《美术观察》2025年第4期，第62-70页。
[19]徐悲鸿：《张书旂画伯》，《艺风（杭州）》1935年第11期，第30页。
[20]通贤：《弘一法师与闽南佛学院的因缘及其僧伽教育思想》，《海潮音（中英文）》2025年第3期，第108-115页。
[21]悟端：《月满天心——弘一法师书法略论》，《书法》2024年第11期，第180-183页。
[26]朱崇实：《厦门大学馆藏书画珍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