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画大师沈福文

何  英

成才的艰辛之路

沈福文（1906—2000）出生在太平镇科下村。少年时期，他的叔公是科下村远近闻名的漆器匠人，有自己制作漆器的作坊。童年的福文常去作坊看叔公制作漆器，看得出神时，自己也动手乱涂鸦，叔公就任着他去随意涂，随意画。看着叔公制胎、上漆、研磨、镶嵌、雕填等，在幼小的沈福文心中，每一道工序都令他神往。因此，叔公制作漆器对沈福文幼小心灵的陶冶，不能不说是引导他后来成就大师人生的艺术启蒙。

花甲之年后的沈福文，曾在和孙辈的聊天时坦言：“在自己懵懂年少时，曾常常悄悄地来到叔公的作坊，看叔公制作漆器出神，一呆就是半天，有时心痒难熬，就跟着叔公动起手来。叔公对他年幼的举动，不仅从不责骂，反而笑言‘我们沈家要出大师哩’。”家乡的厚土甘泉，孕育着少年时期沈福文的艺术熏陶。

                       沈福文

1928年，沈福文完成在厦门集美师范的学业。正当他在为自己的前途彷徨时，经张书旂先生举荐，他获得了赴国立杭州艺专求学的机会，为人生叩开了真正的艺术殿堂大门。从此，沈福文认定自己的使命注定要在浩瀚的艺海中遨游。

1931年，社会动荡，沈福文怀着忧郁、失落和孤独、彷徨的心情，来到古老而又多忧伤的北平。在朋友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留法教授高乐立先生的帮助下，以转学的名义进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继续深造。不久，他参加“一八艺社”在上海首次公开举办的美术习作展，作品获得鲁迅先生的高度赞扬。

1932年，在沈福文和王肇民的倡议下，一批年轻同仁创办了“北平木刻研究会”。不久，该研究会更名为“平津木刻研究会”，为追求艺术之路的青年创造了一个交流、砌磋艺术的平台。为了让青年艺术家们的创作能够与社会结合，他和同仁又运筹着“首届平津木刻大展”并获得成功。艺术界认为，他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起了尊基与推动的作用。

沈福文这一时期的木刻作品，都是以组画的形式出现，创作的20多幅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获得好评。其中，他参展的木刻组画《武汉大水灾》是由八幅作品组成的一个系列，“每幅作品就是一个旧中国生灵涂碳、民不聊生的社会缩影，那肆无忌惮的洪水造成的汪洋大海，挣扎在洪水没去大半的摇摇欲坠的屋顶和树梢上的人、蛇、鸟，还有那蠕动着龟缩在墙边街角过夜的逃生的难民，那大街上卖儿鬻女的衣不蔽体的男人和女人。这些画面无一不在控诉黑暗现实的罪恶……”

1934年初春，沈福文因组织参与“平津木刻大展”后，加入“左联”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关押了两个多月。在狱中，他表现出了一位年轻艺术家的骨气。不久，在朋友王悦之的帮助下，由王发勤先生保释。

1935年，沈福文已具备了坚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深谙自己的命运只能由自己去主宰，决定东渡日本求学，并进入日本著名漆艺大师松田权六的工作室研习漆艺。在东京，他看到日本的现代科技工艺品和中国的出土古文物，在心灵深处受到深深的震慑。他如痴如醉地投入到艺术的创作中。在日本求学三年，他在松田权六大师那里寻到在中国早已失传的《髹饰录》手抄本，欣喜若狂，便废寝忘食地按照其中记载的工艺程序进行反复的实验，并想方设法从日本博物馆借出馆藏的中国古代漆器，后又几经周折地找来现代的福州漆器，对实物进行古今比较对照研究，逐渐发掘出几十种已经失传的古代漆艺技法。他还借鉴古代多姿多彩的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的精美造型、图案和色彩，籍以在自己的漆画艺术创作中，丰富漆艺创作的语言。

1938年，正当沈福文对中国古漆艺和日本现代漆艺的研究攀上一个又一个高峰时，日军侵华，祖国沦陷。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们的家信、电报和汇款全被太平洋上空的烽火隔断。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沈福文毅然选择回国，任国立艺专教授。

1939年，沈福文和李有行教授等创办四川省立艺专并任该校教授兼任应用艺术科主任。这时期，沈福文创作了代表性作品有《晨曦盘》《堆漆金鱼》等。1942年初，他以精心制作的脱胎器《花瓶》《二十四角脱胎大盘》作品等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举办的首次美术大奖赛，他与吴作人的油画、刘开渠的雕塑同获美术最高奖二等奖（未设一等奖）。

1947年，沈福文在成都等地举办“沈福文教授敦煌图案漆艺全国大展”，受到徐悲鸿等大师高度评价。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的《中央日报》《华西晚报》等报纸杂志，将沈福文的漆器与张大千的国画、刘开渠的雕塑合称为“成都三宝”。

1951年，沈福文多件漆器作品赴苏联展出，八件作品被莫斯科东方美术博物馆和列宁格勒博物馆收藏，后又被文化部选送部分作品赴越南及日本展出并被收藏。1953年创作了第一幅毛泽东主席漆画像，被外交部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朝鲜。1979年沈福文出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1981年任名誉院长。

从太平镇科下村走出来的沈福文，经过多年的磨炼，登上了艺术的殿堂。在艺术界被尊称为“中国传统漆器艺术的传薪者与近现代漆器和漆画艺术发展的奠基人”。1947年，徐悲鸿大师称赞他“其杰作已在中国现代艺术上大放光明。”

教育家、漆艺大师

沈福文投身美术教育几十年，一贯治学严谨，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了美术教育事业，推动了我国高等艺术院校漆器艺术的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他撰写了《中国漆艺美术史》等著作，编著有《西南少数兄弟民族图案集》《中国髹漆工艺美术简史》等。他把在中国早已失传的《髹饰录》手抄本从日本带回国，在长期的创作和教学实践中，研究出几十种已经失传的古代漆艺技法，建立了以“研磨彩绘法”、“新堆漆法”为主的现代漆艺技法体系。同时，他把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到漆艺创作中，使得漆艺这门在中国业已凋零的艺术得以重新焕发生机。

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沈福文总结了中国漆艺发展历程，编写的《中国漆器美术史》，一直到现在都是高等院校漆艺专业的重要教材。他一贯主张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培养既有设计思想、又具备动手能力的学生。

在日留学期间，沈福文根据日本人所藏的各类中国古代漆工艺论著、资料和实物研究，不但对中国传统漆工艺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掌握，还从善于学习、借鉴、变革和发展民族工艺文化的视角，对中日既有技法进行了归纳和整理，而且根据自己的绘画特长和艺术风格，用他们所掌握的漆艺技术进行创造性的尝试，用漆彩取代油画颜料，从而迈开了现代漆画的第一步，开始在平面的漆绘表现手法上进行独有的尝试。沈福文充分利用由于天然生漆具有防腐蚀、防渗透、防潮、防霉、耐酸等性能，漆膜具有硬度强、耐磨的特点，并有美丽耐久的光泽，创造性地以敦煌和中国传统图案为切入点，在平面漆艺术作品的绘制上，力图把其中图形、色彩视觉元素符号，用地道的漆工艺技法进行表现。

但是，沈福文在实践中也领会到，天然生漆对颜料掺入的要求很挑剔，因为天然生漆含有漆酸，而各种盐基性颜料均系金属化合物，凡含锌、钡、铅、铜、铁、钙、钠、钾等金属的颜料，一旦与天然生漆调合就同漆酸起化学作用，色泽变暗甚至变黑，不能使用。在反复的实践中，沈福文了解到，只有不与漆酸起化学作用的贵重金属如金、银、钦、汞等，才能入漆。于是，他及时对这一实践进行总结并编入教科书。沈福文这个早期的先验性尝试极其重要，为后来科技工作者从炼焦油中提取的有机颜料，非金属性、且耐酸耐碱的颜料掺入生漆中获取了重要的经验积累。

1931年，抗战爆发，沈福文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四年抗战时期，坚持民族气节，以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苦难中的人民一道，坚决捍卫和维护了祖国文化教育事业，表现了一位爱国艺术家、教育家的高尚人格魅力和道德操守。

在十四年抗战期间，沈福文在创建中国的漆艺术高等教育体系和探索现代中国漆画艺术的艰难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代价，他的艺术作品和教学科研获得了很大的突破。

首先，他潜心研究，终于解决了长期以来的疑难问题“入漆朱色颜料”。他的这件成果，迄今仍然是不少漆艺术家仍在使用的标准手法。

其次，他在探索平面漆绘艺术品上，取得实质突破，先后在战争的大后方和南洋募捐抗战资金的六次义卖画展活动中，向公众展示了一系列平面的漆绘作品。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批现代中国漆画实验性作品，其开拓意义和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不可估量。沈福文同时代的朋友与同事、艺术大师徐悲鸿、庞薰琹及杰出艺术家傅抱石、陈之佛等人，都著文对这批新型漆绘作品，作了推崇之至的高度评价。

第三，当他在开拓传统漆工艺的绘画表现取得实效之后，就如何把真正的纯观赏性的大美术意识，引入到漆绘表现当中，成了一个当年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沈福文经过亲自的教学和创作体会认为，从传统的中国经典绘画中寻找基本的表达方式、基本的创作意识、基本的审美原则，是率先要解决的事。

第四，1943年，沈福文与著名的艺术家、历史学者常书鸿先生结伴同行前往敦煌，开始了潜心研究敦煌佛教美术的艰辛工作。数年后，他创作出的一批以敦煌题材为主的漆绘作品面世以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批作品面世，不但使当时整个美术界为之倾倒，还获得了从文学艺术界、政府文管部门到社会各界名流、美军顾问团将军及各国使节、文化学者的一致赞赏。这批漆绘作品，宣告了平面漆绘这个新型画种的正式诞生。因为在经历数十年的探索之后，以中国传统的漆工艺漆媒材来介入纯美术的艺术表现，从技术到材料，从题材到创意，都成为一种可能。沈福文这种艺术创作实践意义非常之重大，宣告了现代中国漆器漆画的实验性探索，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预示着未来现代中国漆画的巨大发展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沈福文把许多精力放在传统工艺事业的复兴与发展上，一边潜心研究国内的传统工艺精髓，一边带领学生结合传统工艺勇于创新。

由于沈福文独特的美术教育经历和特殊的机遇与环境，艺术界人士评价他为构建现代中国漆画表现技术的完整体系，特别是将漆媒材技能引入纯观赏性绘画表现范围、将大美术观念引入漆媒材技能造美造物范围，艺术界人士公认他做出了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后来，有学者评价：沈福文的近80年美术生涯，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历史，极其波澜壮阔，丰富多彩。他既是现代中国美术的历史见证人、积极参与者，也是现代中国漆画运动最伟大的旗手和奠基人。

如今，沈福文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出的学生，在全国的漆艺教学、科研、创作等领域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情归点灯山

太平镇科下村，是大师沈福文的故里。

大师幼年生活的祖屋，是一幢不算太大、但具有非常典型的闽南沿海建筑风格的老房子。屋顶是传统的黑色瓦片，墙体的三分之二都是用鹅卵石砌就，墙体正面开了一个窗也是用石条竖立的，既结实又防盗。那门框，是闽南地区传统的用整条长形石条架着的，只有那长形石条门框外用现代镀锌管焊接成的铁门在数说着岁月更替的风霜。外表看上去，这幢房子与周边邻居们的老房子非常“般配”，只不过在石条门框的上方，镶嵌着一块由著名美术大师关山月题写的“沈福文故居”在提醒过往行人，这幢房子曾经孕育着一位教育家、艺术大师。如今，大师的儿子沈育英和妻子田阿月仍旧住在这里。

进门，是一间约十几平方米的厨房兼饭厅。靠北的墙根，架着木质楼梯，楼上是约人高的小阁楼。这大厅的西厕，是一间窄长的厢房，前半截隔成一间小卧室，放着一张不太宽的床，是大师沈福文现年86岁高龄的儿子夫妻俩生活起居的地方。后半截布置成一间小客室，墙上挂满了沈福文代表作照片和生活照。

这幢房子最有特点的是门前的一条约一米长、六七十公分宽、二三十公分厚的石条凳子。主人告诉我们，这里是沈大师儿时天天坐在这里读书的地方。沈大师的孙子还说：爷爷生前每次回老家，都指着这块石条凳子教育我们孙辈，当年爷爷每天早晚都坐在这里读书，不管门前有多少行人过往，自己都能坐在这里心无旁鹜地读书。当读书读累了时，就抬头望望对面那高大耸立的点灯山。看着那点灯山，心就飞到比那点灯山更高更远的地方，才有自己后来走向全国，走向海外的追梦世界。爷爷还说，这点灯山养育了我们，而且只有在我们这科下村看点灯山是最美最美……

如今，科下村“童子科”的小山头，正在兴建占地面积30.39公顷的《海西福文文化产业园》。这里，将集沈福文纪念馆、客家民俗文化中心、客家文化广场、客家风情街、生态景观开发等配套基础设施为一体。

沈福文大师的墓地在他的家乡科下村“背头洋斧头背”，周边成片的梅林衬托着沈福文大师的艺术之树长青。墓地正面，对着远处高大耸立的点灯山，长眠在这里的沈大师，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游子情归故地的情缘。墓地前面约三十来米处有一口“半亩方塘”，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华厦炎黄子孙树有根、水有源的情怀。

据当地领导介绍，大师的墓地面对点灯山，是因为大师一生走南闯北，心中记挂着的就是老家的点灯山。现在，大师魂归故里，身处这梅林之中，天天望着点灯山，也算是大师情归故里对乡情的寄托。

从沈福文的出生祖屋，到科下村的“童子科”，再到“背头洋斧头背”，村庄、青山、绿水和蓝天相生相伴，好像冥冥之中感应着人类大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追求。

大师的家乡情

1906年的除夕日，沈福文诞生在太平镇科下村东头。当时父亲沈锐奇是药材铺的掌柜。在大师的少年时期，上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靠着父亲的正直豁达、精明能干，日子还算比较殷实。

少年时期的福文，为了少给家里惹麻烦，违心地帮常来科下村的“税差”记账，发现税差营私舞弊、敲骨吸髓、独吞黑心账时，令他义愤填膺，此时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是正直、善良、勤奋的种子。

成年后的福文，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娶了一位勤劳善良的妻子。正当妻子怀有身孕后，福文又离家外出求学。临走时，福文告诉家人，给尚未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取名“育英”，以期待将来孩子能在家人的抚育下，培养成社会的英才，自己回来后，就能凭着这“育英”的名字在科下村寻找自己的孩子。育英不负父亲的重望，生了五男两女，并靠着自己的勤劳、诚实撑起了一个大家庭。

后来，因社会动荡，福文在外和一起赴日留学的新时期知识女性李德辉结婚。新中国成立后，福文没有忘记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经常在有限的薪金中拿出非常有限的资金资助家人。据福文大师的孙辈介绍，20世纪四十年代，福文大师举办作品展，所展作品被美国的将军买走获得了一笔较丰厚的回报，在成都买下一幢别墅。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获得补偿，他首先想到的是从中拿出一笔补贴老家亲人，其余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

1984年大师年仅16岁的第二个孙子来到重庆。福文大师首先想到的是，教育远道而来的孙子“学画先学做人。为人要谦虚、谨慎，不妄评别人的画艺”。一次，福文大师给孙子一点零花钱，孙子到书店去买了一本书。回到家后却发现书店的服务员多找了钱给自己。福文大师马上让他将钱退还书店，还循循善诱地告诫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你要了，书店的服务员不仅要赔钱，还会遭领导的批评、扣工资。”1988年，这位孙子回福建参加高考，在报考福建某校的美术专业招生考试，专业分列第三名，总分因英语“拖累”没有被录取想请爷爷出面“托人求情”时，福文大师教育他说：“这是公平的考试，不能靠‘关系’来解决。你考得上就去学，考不上就不能去学。再说，我的学生很多，桃李满天下，我要对得起‘艺术’。”就这样，在福文大师的孙辈已经考上大学、并在从艺的几位中，没有一人是靠“沾爷爷的光”走捷径的。

1988年，八十高龄的沈福文毅然决定，将自己一生珍藏的近代中国名人字画295幅无偿地赠送给漳州市政府，54幅赠送给诏安县政府。大师还告诫家人说：“这些都是别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属于社会，因此我要捐赠给家乡的政府……”

（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诏安》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