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春秋公羊传》导读

黄黎星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或称《公羊春秋》，是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是一部以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阐释《春秋》的思想内涵为主的经学著作。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对《春秋》史事的解释十分简略，而着重于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作为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经学家常以《公羊传》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或称《公羊春秋》，全书约四万多字，《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一卷，是注释、解说儒家经典《春秋》的三部“传记”（另两部是《左传》和《穀梁传》）之一。《公羊传》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

《春秋》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史书，它以编年体的形式，极其简略地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大事。由于《春秋》纪事过于简略，一般只记载事件的结果而略去其间具体过程的叙述，同时，更由于后代儒家学者多认定《春秋》乃圣人孔子所作，孔子以特殊的“春秋笔法”，在书中寄寓了博大精深的政治、伦理思想，所谓“言简意深”，故而在《春秋》问世之后，便出现了不少注释、解说《春秋》具体内容或思想蕴含的著作，《公羊传》就是其中之一。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注释、解说《春秋》经文的著作，原先共有五部，即：《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这五部著作中的后两部，即《邹氏传》和《夹氏传》，早在汉代就已经失传了。而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三部，就被称为“《春秋》三传”。

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东汉初年戴宏在《春秋说序》中提到，《公羊传》的思想内容，由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传，其后，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戴宏《春秋说序》，见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据此说法，从受教于孔子的子夏开始，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五代以口授的形式传承授受《公羊传》的内容，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和齐国学者胡毋子都一起，把《公羊传》的注释、解说写成文字。其间经历了春秋后期、战国、秦汉漫长的历史年代。这一看似记载完整的传承谱系，其实也留下疑窦：从子夏出生的公元前508年，下距西汉景帝初的公元前156年，大约有三百四十多年，而公羊家族从公羊高到公羊寿只传了五代，每代要相距六十几年，这不合常理，难以置信。

《汉书·艺文志》著录曰：“《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唐·颜师古注称：“名高。”认为公羊子就是公羊高。后人多从此说。然而，据戴宏在《春秋说序》所说，公羊高只是《公羊传》的传授者之一，既不是最初的形成者，也不是最后的写定者，所以，若将《公羊传》的撰著归于公羊高一人，似有失允当。其实，在《公羊传》中，就曾出现过多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学者的名字，除子公羊子之外，尚有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高子、鲁子等，书中还记录下他们的话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考证辨析说：“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可见，《公羊传》不是公羊子（高）一人所作。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公羊传》从先秦到西汉的传承授受，既有公羊氏家族学者的世代相传和增益，也有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高子、鲁子等其他学者参与传授和创作，是历时三百多年时间、经由诸多学者集体参与创作的著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于西汉景帝时写定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署为“汉·公羊寿传”，以“著于竹帛”者署名，还算合情合理。

《公羊传》写定于汉景帝初年，自其诞生后，即受到汉代帝王的宠爱，得到汉代士大夫、学者、儒生的青睐。汉景帝时，公羊寿的弟子胡毋子都及董仲舒，就以《公羊传》立为经学博士，是《春秋》三传中最早立为博士的。胡毋子都的学生公孙弘，本为布衣百姓，因为传习研究《公羊传》有成就而被征为博士，后来又擢升为丞相，封平津侯。董仲舒是西汉《公羊传》的大家，当时，朝廷每逢有疑难事项，往往派使者或廷尉前去请教，董仲舒每每依据《公羊传》予以解答处理，为此，他还写了《公羊董仲舒决狱》十六篇，以《公羊》学说审断两百多件大事。《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传胡母生《公羊》学的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公羊》学派的势力在西汉时期极为强势。汉代帝王，特别是汉初的帝王，如此宠爱《公羊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公羊传》的思想，诸如维护君权、尊崇华夏、大一统、天人感应等观念学说，可以为汉代帝王的政治统治、思想统治提供经典的支持，理论的借鉴，有助于加强帝王权力，巩固统治地位。

从西汉后期开始，随着“《春秋》三传”中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逐渐受到重视，地位提升，作为今文经学的《公羊》学，面临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地位下降，还不断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治《公羊》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而不重义理，偏重谶纬之学等，“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春秋公羊传解诂·序》）东汉后期的经学家何休对此感叹不已：“余窃悲之久矣！”他决心继承汉初以来《公羊》学的事业，花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诂》，“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绳墨焉”（《春秋公羊传解诂·序》）。《公羊解估》作为两汉《公羊》学之集大成著作，博采众家精华，成为权威之作，流传至今。唐代徐彦著《春秋公羊传注疏》，为何休的《解诂》作注。后世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公羊传》，就是采用了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解诂，以及唐徐彦的注疏。

东汉以后，《公羊》学逐渐走向没落。直到清中叶，缘于考据学的兴盛，清代学者陆续对《公羊传》进行研究，也因此而促使《公羊》学思想又有了一次复兴。清代《公羊》学的复盛，自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发其端，由龚自珍、魏源承其绪，至康有为而臻于高峰。康有为借孔子改制之说，构建起崭新的“公羊三世”观，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基础。康有为“三世说”的提出，是《公羊》学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闪光。

《春秋》三传虽然都是注释、解说《春秋》的著作，但由于作者不同，对经文的理解和认识的角度不同，其注释、解说的侧重点及方式自然也就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左传》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主，展示了《春秋》经文所提及的事件的具体过程，《公羊传》和《穀梁传》则以《春秋》经文为据，以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为主。

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段，是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左传》详细记载了相关的史事：郑庄公姑息养奸，纵容其弟，其弟骄纵欲夺王位，而后，庄公设计打败共叔段。庄公怨其母，并将母亲迁于颖地。后来自己也后悔了，经由颖考叔规劝，母子又重归于好。《左传》记载了发生在两千八百多年前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历史事件，将其过程具体可感地展现出来，使我们仿佛进入时空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史家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而《公羊传》对此的阐释，却呈现出与《左传》完全不同的形态，它以设问而后回答的形式，分析经文中“克”等字眼的含义：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从上文可以看出，《公羊传》在对“郑伯克段于鄢”这句经文的注释解说中，没有对相关具体史事的介绍，而主要是就《春秋》将郑庄公打败图谋篡位的弟弟共叔段的记载中所使用的“克”字的含义，进行解说，指出《春秋》的这种记载，是要彰显郑庄公的过错；又指出，对于共叔段，直称其名，而没有说他是郑庄公的弟弟，因为共叔段有相当于国君的地位；还指出，记载了“鄢”这一地名，也是因为共叔段想夺位自立为君。最后还联系齐人杀死公孙无知而不记载具体地名的情况，解说相关记载的“义例”。

《公羊传》对《春秋》经文进行了逐句逐条的解说，在具体解说时，《公羊传》采用的是设为问答的形式，如上引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段，“克之者何？”“杀之则曷为谓之克？”“曷为大郑伯之恶？”“段者何？”“何以不称弟？”“其地何？”“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均为设问，以引出阐发、解释、说明、判断的回答。《公羊传》所设的问题，有针对经文而问的，也有与经文无直接关系的旁涉性的问句。

《公羊传》的内容，可大致概括为四项：第一，是挖掘、阐释、发挥《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这是《公羊传》最为注重的方面，也是其特色所在。第二，是归纳《春秋》的“书例”，《公羊传》认为，孔子作《春秋》，除了将他的思想贯注于微言大义之外，还将他的褒贬、论断通过特定的纪事方式及体例表达出来。所以，归纳“书例”，是《公羊传》一个颇为重要的内容。不过，《公羊传》所归纳的“书例”与《春秋》的实际内容未必完全符合。第三，是配合阐释《春秋》经义而附带记述当时的史实，其记述与《左传》有异有同。第四，《公羊传》还对某些经文辞句作文字的训诂，以及对礼仪名词作训诂。

《公羊传》所体现出的理论思想的特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是《公羊传》的政治性。《公羊传·隐公元年》的“春王正月”，也就是全书的开篇，说：“元年者何也？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由《春秋》尊王论，延伸而成“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作为《春秋》的最重要原则，为后王立法。《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也就是全书的最后几句，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中贯穿了“拨乱反正”的政治大义，从而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大一统”服务。

第二，是《公羊传》的历史观。《公羊传·隐公元年》有孔子写《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之说，此语又见于《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以此为依据，《公羊》学者形成了一套“三世说”的历史变易的观点，人们可以据以推演，来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董仲舒发挥了《公羊传》的学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系统性的“三世说”，认为孔子著《春秋》，是取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著治法式”，将社会治乱兴衰分为三世：衰乱──升平──太平。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公羊》学重新兴起，清代经学家刘逢禄等人着重阐发《公羊》学的“张三世”等微言大义，认为“《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晚清康有为更大张其说，以《公羊》三世说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根据《公羊》学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这是社会发展轨辙。其实，《公羊》学家所描述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其说是一种“规律”，不如说只是他们的一种理想。

第三，是《公羊传》比附论。《公羊传》注重《春秋》的“微言大义”，又注重《春秋》的“书例”法则。汉代《公羊》学家称《春秋》书法有“三科九旨”，即于三段中寓九种旨意。关于“三科九旨”，何休、宋衷的说法不同。《公羊传·隐公元年》“隐公第一”，唐徐彦疏：“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何休）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问曰：案宋氏（宋衷）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按：三世指夏、殷、周，三统指夏为人统，殷为地统，周为天统；时、日、月，指记述的详略；王、天王、天子，指称谓的远近亲疏；讥、贬、绝，指书法的轻重。“诛心”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诛心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来表达。这些内容，都可以说是《公羊传》的比附论。因此，《公羊传》训释《春秋》，颇多牵强附会之处。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汉儒还总结出《春秋》的“三科九旨”之说，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

《公羊传》的政治性、历史观和可比附性的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是不多见的。

《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版。1995年，蒋庆出版《公羊学引论》一书，为当代公羊学重兴之滥觞。

王维堤、唐书文合撰的《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刘尚慈撰著的《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可作为阅读、学习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