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世说新语》导读

蔡彦峰

《世说新语》是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一部笔记小说。该书采集前代的遗闻轶事，记述自汉末到刘宋士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风貌，其语言简洁隽永，文辞之美历来为人所称道。书中保留了汉末魏晋诸多的史料，对了解汉末魏晋的社会风尚、文学艺术等，均有重要的价值。

《世说新语》，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全书原八卷，梁代刘峻（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

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刘宋宗室，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裕异母弟道怜子，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随刘裕北伐。十四年，授豫州刺史。刘裕代晋，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转散骑常侍，徙丹阳尹。六年，加尚书左仆射。九年，出为荆州刺史。荆州在南朝为重镇，多以皇子居之，义庆在宗室中有令名，故得此授。在任为政平和，撰《徐州先贤传》十卷，拟班固《典引》为《典叙》。十六年（公元440年），迁江州刺史。十七年，又迁南兖州刺史。元嘉十九年，遇疾，秋，固求入都，许之。二十一年正月卒。年四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康王。

义庆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艺，才辞为宗室之冠。文帝与之书，每加意斟酌。招聚才学之士，远近必至，幕中有袁淑、鲍照、张畅、何偃、萧思话、何长瑜、陆展等。义庆所作诗文不多，然致力于主持撰纂典籍。除《徐州先贤传》外，复有《江左名士传》一卷、《宣验记》十三卷、《集林》二百卷。其《世说新语》十卷，记东汉、魏晋名士言行，足见当时社会风尚，文辞简远隽永，尤为后世所称。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博综群书，与李善《文选》注同为学者所重。

从西晋时期开始，随着世族与统治者矛盾对立关系的缓和和世族文人自身地位的提高，关注名人风流中的遗闻逸事，便成为社会上十分普遍的文化风气，这种遗闻逸事已经不是经国大事，而是在于文人士大夫的日常践履之中，它们体现的是个人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色，而不是修、齐、治、平的实绩。对于这些遗闻逸事，编著者们进行了美学的、精神史的评价，面对残酷的政治纷争，文人惨遭杀戮的事实，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文人的精神自由及其艺术表现，从而为《世说新语》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说新语》正是这种精神潮流律动的产物。

在《世说新语》所依据的蓝本中，《魏晋世语》、《名士传》、《语林》和《郭子》是主要而有代表性的四种。在流传过程中，该书有三个名字，《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其中，《世说》一名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从这个记载推测，八卷本似乎是刘义庆原书，十卷本是刘孝标加注以后的本子。二本均已亡佚，但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保存了从《规箴》第十到《豪爽》第十三共四门，其卷末标明：“《世说新语》卷第六。”除《隋志》著录外，刘孝标注亦言《世说》。唐代类书如《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及《文选》李善注等均引作刘义庆《世说》。

据今人范子烨的考证，所谓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实为六朝古卷，则《世说新书》一名要大大早于《世说》一名。另《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也作《世说新书》。至于《世说新语》的名字，许多学者根据汪藻《叙录》所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而将该名时间定于北宋之初。实际上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篇就已经开始使用《世说新语》的书名。故而《太平广记》引用该书时《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三名并用。从绍兴八年董弅根据晏殊校本翻刻，并将书名定为《世说新语》，以后便成为定名。

《世说新语》全书原八卷，梁代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

“德行”本意是指人的道德和品行。郑玄《周礼注》云：“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在儒家的人物品察标准中，“德行”占有至高位置。《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著名的“孔门四科”。后人有“仲尼之门，考以四科”的说法。四科中以“德行”的地位最高。刘义庆以孔门四科列在全书之首，既有儒家思想惯性的作用，也有刘义庆以此表示对宋文帝复兴儒学政策的支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眼光的不同，“德行”的含义也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从《世说新语》我们可以看到，“德行”既保留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内核，又被刘义庆等人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刘义庆等人在选编魏晋文人故事时对魏晋文人精神世界进行确认的表现途径。如该篇中的王祥至孝感动继母、荀巨伯宁死不肯弃友、管宁视金钱如粪土诸事都是儒家孝悌、仁爱、节义、清廉等品行的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德行》篇中所标举的陈蕃、李膺等人正是高唱以儒家礼教治天下的汉代统治者的反叛。刘义庆等人把这种与政权游离的态度作为“德行”的典范来加以颂扬，正表明他们对于体现魏晋文人精神的新的德行范畴的理解。

“言语”语源本意是说话的意思。《周易·颐卦》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其中“言”是指自己陈述、自述己见，“语”是与人谈论、告诉别人。“言语”一词在后来引申为能言善辩、善于辞令的意思。孔门四科中“言语：宰我、子贡”，就是指二人为善辞令者。《世说新语》设立“言语”一门，虽为承袭孔门四科，但其内容取向与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异。魏晋时期随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社会风气日益炽烈，为名教和用世思想服务的辞令艺术逐渐为自然心性服务的个性辞令艺术所取代。《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魏晋辞令艺术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并集中体现了魏晋文人的个性修养、精神气质和知识水平。《世说新语·言语》篇中以凝练的语言辞令，表达魏晋文人自由人格和玄远气质的言语比比皆是。如支遁望着被自己剪掉翅膀的鹤懊丧之态，心有戚戚地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一语道出了晋人追求人格自由的内心世界。又如刘惔问竺法深：“道人何以游朱门？”竺答：“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竺法深的回答体现了他所代表的佛教本无异宗强调内心空无的观点。因为内心的空无，所以也就没有朱门和蓬户的区别。这里又可以看到魏晋人辞令艺术往往借鉴了佛语的机锋。可见，《世说新语》中辞令艺术内涵无论在动机和技巧上都的确与战国策士不同而又花样的翻新。

“政事”原是指行政事务。儒家将此视为其仁政说的表现。《礼记·仲尼燕居》：“政事得其施。”孔颖达疏：“言布政治事，各得其所施之处也。”到了魏晋至刘宋时期，“政事”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世说新语·政事》篇中，尽管不乏沿袭儒家传统“政事”观念，强调勤勉、仁爱内涵的故事，有的在政事中强调忠孝仁爱，如陈寔处罚诈称母病的属吏，查办生子而不肯养育的小民；有的赞美勤勉政事的官员，如陶侃勤于政事、提倡节约，提拔节俭的下属，颂扬何充专心治事而心无旁骛等。但也有与勤勉善政这一传统含义相反的故事，如王导为使东晋王朝在江左站稳脚跟，采用宽容江南大族的做法，所以在政事上往往松懈宽殆，尽管这一举措在当时为许多人不解，甚至遭到一些人的指责，但却换来了东晋王朝的基业稳定。可见刘义庆等人通过《世说新语》的编辑，使“政事”这一概念的内涵由以往的勤勉仁政而又注入了从实际政治出发的宽政的含义。

“文学”的原本含义是指古代经典。到了魏晋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文笔”概念的区分，人们清楚地将文章体裁分为文学性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而导致“文的自觉”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传统的经典文章的界限也被逐渐扩大，除了儒家文章外，玄学、佛学及老庄学说等成为“文学”的范畴。而《世说新语·文学》篇正是体现了变化后的“文学”概念含义。如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云：“《世说》所谓‘文学’，虽本《论语》四科之一，而内容包罗更广，经学、玄学、佛学、纯文学皆属之。”《文学》篇前六十五条为玄学、佛学和儒学方面的故事，从第六十六条曹植七步成诗故事开始，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类故事。

 “方正”的最早语源是法家先驱管仲提出的公平政治思想。《管子·明法》：“明君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意即群臣因惧君王的法度而执政端平正直。同时并指人的品行正直不阿。先秦两汉时期“方正”的含义带有鲜明的善恶之分。《世说新语·方正》篇所收故事，其“方正”的内涵一方面包含儒家所强调的以善拒恶的正直不阿品格，如陈元方责备父友的无信无礼，宗世林鄙薄曹操而不与之交等。同时也收录了许多反映魏晋时期社会政治深层背景的故事。如夏侯玄在囹圄中拒绝钟会狎昵，是魏晋之交曹党与司马氏政治斗争的反映；刘惔和王濛不食小人馈赠的酒食，则是门阀世族对寒族下士的骄矜歧视。这些内涵已非善恶的观念所能包容，并非均属贤人之列。

“雅量”所提倡的恢宏度量实际上是道家玄学的虚无和自由人生境界的具体表现。《世说新语·雅量》篇所收录的故事，尽管角度不同，但最终都能归于超脱放达的人生态度。如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系以其视死如归的大度表达出他对司马氏政治的藐视；王羲之坦腹东床，以应女婿之选，则是其自然率真性格的表现；而谢安闻淮上大捷而不动声色，王献之突遇大火，从容而出，又是作雅量以矫情自饰的表现。这些都是魏晋文人内在精神的传神写照。

“识鉴”一词是汉末以来人物品藻活动的产物。主要是指对人和事预测的准确。“识鉴”在文献中首见于《世说新语》，既有对以往情况的总结和判断，也有对未来情况的预测和应验；既有断人物者，亦有断事物者。断人者如韩康伯根据谢玄好名的性格，推断他北伐一定成功。王澄根据王玄“志大其量”的特点，断言他“终当死坞壁间”。断事者如张翰弃官归里后，“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山涛反对偃武修文，后来郡国没有武力平定盗寇，为其言中等。

“容止”的本意是指容貌举止。在《论语·乡党》和《论语·述而》中还详细记述了孔子在不同场合的言语、风度和仪容。然而离开儒家礼仪的容止则被儒家思想认为是近淫而大逆不道的。随着实用性政治性人物品评的结束和审美性人物品评的日益兴盛，仪容之美成为魏晋时期人物品藻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已经不是儒家所规定的从属于儒家礼仪的容止，而是赋予容止以独立的审美意义。《世说新语》单设“容止”一门，与孔门四科并驾齐驱，正说明了这种认识。该篇所收，既包括有关外表仪容美的故事，也包括表现人的内在精神气质的风姿神韵，都是人物品藻活动中对仪容美好者的赞美。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刻画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诗薮》评《世说新语》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可谓确评。

《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中的“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另有一些故事，则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世说新语》在唐前已广为流传，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系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年）影印。宋元为《世说新语》盛行的时代，宋代流传较广较持久者有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此本曾经晏殊删定，再经董氏整理，便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卷三十六篇的通行本。宋末元初，有刘辰翁、刘应登对《世说新语》进行了批点。明代《世说新语》空前盛行，保存至今的版本，据不完全统计，竟有二十六种之多。这主要是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将何良俊《何氏语林》与刘义庆《世说新语》删并合刊，大大扩充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另外，凌瀛初、凌蒙初兄弟刊行刘辰翁批点本、太仓王氏刊行李卓吾批点本也对此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清代刊行的《世说新语》基本上沿袭明代三系，既无宋代那样的整理，也无明代那样的增补，也未出现新的批点本，只不过作了一些校勘工作，订正了宋明刻本中的讹误。光绪十七年长沙王先谦思贤讲舍刻《世说新语》三卷。此本据纷欣阁本重刊而再加校订，为清刻本中最善者。

建国以来，《世说新语》的校勘、注疏、译注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影印本有：王利器断句、校订的影宋本《世说新语》（1956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华书局影宋本。笺注本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