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昭明文选》导读

蔡彦峰

萧统主持编纂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位作者、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历来被视为“文章渊薮”。既是古人学习诗赋的必备典籍，也是今人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的研读书目之一。《昭明文选》收集众家名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选》，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故又称《昭明文选》。历来被视为“文章渊薮”，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约八百年间、一百三十多个作者、七百余篇诗文，其中英华荟萃，佳作云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萧统本传载于《梁书》卷八和《南史》卷五十三，是南朝梁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中都里人。生于齐中兴元年（公元501年）九月，卒于梁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四月。梁武帝萧衍长子，两岁时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皆能背诵。”（《梁书·昭明太子传》）九岁已能讲《孝经》，并通其大义。他姿貌优美，善于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每次游宴，赋诗常达数十韵。有时命作剧韵（难押的韵）诗，他皆稍作思考，一气呵成，足见其卓越的文学才能。萧统十分爱好文学，“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梁书·昭明太子传》）并在东宫藏书约三万卷，时名才并集，除“昭明太子十学士”外，还有刘勰、殷芸等才士。文学之盛，为晋、宋以来未有。

中大通三年（关于531年）四月，萧统去世，时年三十一岁。他的著作根据《梁书》本传的记载，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除《文选》外，其他著作多所散佚，唯有《文选》三十卷，经李善注释，增为六十卷，流传久远，保存完整，是今存古代最重要的诗文总集。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和文学个性化的时代，也是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著成总集，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且南朝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象征,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据今人考证，《文选》大约于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开始编选，成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以后。当时萧统以太子之位便利，已收罗图书近三万卷，藏于东宫。萧统与身边文士便据东宫藏书，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纂而成《文选》。

《文选》三十卷，共收录作家一百三十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梁代，唯不录生人。全书选录作品七百五十一首。以“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为编排标准。目前关于《文选》的分体颇多争议，有三十七体、三十八体、三十九体三说，按三十七体说可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七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十五类，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二十三类。三十八体说则认为“书”体后有“移”体，三十九体说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难”体。这三说各执一词，学术界尚无定论。《文选》的分类之细致，包含内容之丰富，名篇佳作之多，是前所未见的，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进入成熟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

阮元在《揅经室三集》卷二《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他据《文选序》提出了《文选》“沉思”、“翰藻”的选录标准，后李庆富、周贞亮、骆鸿凯诸家皆引用阮元沉思翰藻之说。随着《文选》研究的深入，关于《文选》选录标准的争论便不绝，王运熙提出：“注意辞采、翰藻，是《文选》选录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还不能说是惟一的标准。《文选》选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注意风格的雅正。”曹道衡、傅刚则认为萧统“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文学观，也是《文选》选文的标准；穆克宏认为要将萧统儒家雅正的文学思想与“沉思”、“翰藻”结合起来，既是其文学观，也是《文选》选录作品的标准。目前学林对于《文选》选录标准还是场未了结的论争。

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文心雕龙》与《文选》关系密切，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三《古体中·五言》曰：“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胡应麟已将二书相提并论，而《文选》深受《文心雕龙》的影响。其一，二书产生于同一时代。据《梁书·刘勰传》载：刘勰曾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可见刘勰与萧统交往密切，其论文主张不得不影响到萧统。其二，二书在文体分类和代表作家作品评价上基本一致。《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篇，分文体为三十三类 ，从分类数目上看大体相当，所分文体与《文选》大体是相同的；且《文心雕龙》所论述的名家、名篇佳作，《文选》里大都有选录，如《文心雕龙·诠赋》所论的先秦两汉“辞赋之英杰”十人，除荀卿赋因属子书，枚乘《菟园》可能为后人伪作外，其余八人作品都在《文选》选录，可见《文心雕龙》“选文以定篇”对《文选》的影响；其三，齐梁时期注重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文体论是前十篇论文，后十篇论笔，划分很清楚。《文选》虽未明确分文笔，但其分体中还是有意识地把骚、诗、赋、颂等文放在一起，论、说、序、书等笔放一起。其四，《文心雕龙·诠赋》篇说：“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刘勰在此概举了赋的内容。受此启发，《文选》的赋类按内容又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等十五小类，比之更为详细。

《文选》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文选》编成后不久，隋代的萧该便著有《文选音义》。至唐代《文选》的学习研究更盛，唐以诗赋取士，且隋唐文学踵武六朝文学，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最宜范本，也是士子科举考试必备教科书，甚至与经传并列。研治《文选》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就连我们熟知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大散文家韩愈都曾受《文选》的影响。 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历经元明，选学衰落，但《文选》在印刷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流传更为广泛，而当时士子对它的学习也并未停止。清朝是“文选学”的复兴时代，其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不仅一般学士作家学习《文选》，不少学者也研究《文选》，因此，产生了一批《文选》学家，如何焯、梁章钜、汪师韩等。《文选》的文学价值是人们公认的，它保存了丰富的文学资料，选录了众多诗文佳作和名篇，是我们今天研究先秦至汉魏六朝文学必需参考的文学要籍。同时，它还体现了先秦到南朝梁代的文学发展轨迹。

《文选》的注本有多种，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注本当数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簏”。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一千七百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书成进呈。当时便蜚声学林，其注乃选学之瑰宝。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此注不如李善注，但是“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四库全书总目》）却是确评。五臣注本较李善注本多出古乐府1首。此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綦毋邃与无名氏注，但今皆不存。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又可分为“六家注”（即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和“六臣注”（即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其后又有人从六臣注中辑出李善注单独刊行，今天所见的李善注本多属这种情况。

《文选》版本，有日本古抄本、敦煌吐鲁番写本、各类刻本，传世宋刻的影印本颇多，其中主要有陈八郎宅刊刻本、明州本、赣州本、广都裴氏刻本、建州本、奎章阁本，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六十卷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胡克家以尤刻本为底本又比照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进行翻刻，今中华书局影印通行本即为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胡克家《文选考异》于卷末。以后的传本多以“胡刻本”为底本，如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