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杜工部集》导读

刘曙初

尽管他生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但死后，他被人们尊称为“诗圣”，他的诗歌被人们认为是“集大成者”。这个人就是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杜甫爱国忧民的精神跨越时空，受到一代代人们的赞誉，杜甫的诗歌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代诗人闻一多盛赞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唐诗杂论·杜甫》）这个断语即使稍有夸张，也一定离事实不会太远。

《杜工部集》二十卷，唐杜甫撰。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京兆杜陵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奉儒守官，不坠素业”（《进赋表》）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等一些小官吏。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二十岁的杜甫离开书斋，漫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杜甫从江南回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考中，开元二十四年又开始到齐赵等地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此后，杜甫往来洛阳、偃师，并在偃师成家。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春，杜甫在洛阳遇到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开始了两位大诗人之间的交往。这年秋天，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与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分手之后，杜甫前往齐鲁漫游。第二年又与李白相遇，杜甫对李白视同手足：“余亦东蒙客，怜君似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同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一时期的诗人和很多盛唐诗人一样，沉浸在浪漫的时代氛围中，热情乐观，充满理想和自信，立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诗人来到长安谋求功名。第二年，杜甫参加制科考试，但由于奸相李林甫的操纵，这次制科考试一个人都没有录取。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杜甫继续流浪在京城中寻找机会，多次向达官贵人干谒，并向唐玄宗献三大礼赋，直到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才“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进封西岳赋表》），又等了三年，天宝十四载授河西尉，不拜，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在长安的十年中，杜甫的生活逐渐贫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灸，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甚至有时挨饿受冻。也正是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开始深入现实，认识到盛唐表面的繁荣背后日趋严重的危机，从盛唐浪漫乐观的时代氛围中游离出来，以清醒而沉痛的心情写出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的名作，如《兵车行》、《前出塞》，《丽人行》等。尤其是官定后，杜甫前往奉先看望妻儿时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人生道路进行总结，对社会的深重危机进行了全景式的揭露，表现了自己爱国忧民的热忱。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十五载二月，杜甫回到长安任职，五月叛军逼近潼关，杜甫赶往奉先，携家逃难，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羌村，自己只身赴灵武投奔肃宗，中途被叛军所俘，押解到长安。他尝到了国破家残的痛苦，写下了《春望》、《哀江头》等名作。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他冒险从小路逃出长安，历尽艰险来到凤翔，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因此后人又称他为“杜拾遗”）。不久，他上疏营救宰相房琯，触怒肃宗，由于张镐的营救才幸免一死。这年闰八月朝廷特许他回鄜州探亲，写下了有名的《北征》、《羌村三首》等作品。九月长安收复，杜甫又回到长安，继续任左拾遗。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肃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清算玄宗的旧党，房琯、严武、贾至等都被贬，杜甫也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段时间，杜甫直接经历安史之乱，写下了有名的“三吏”、“三别”。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弃官不做，到秦州就食，十月奔同谷，十二月又由同谷往成都。全家生活艰苦，一度陷入绝境，诗人和普通民众一样饱尝乱世流离之苦。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杜甫到达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畔修建草堂（因此后人又称他“杜浣花”），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七月，因避徐知道之乱，杜甫漂泊到梓州、阆州。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时，杜甫又回到成都草堂，严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人称他为“杜工部”），并请他任节度使署中参谋，但仅仅半年杜甫又辞职。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成都。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抵达夔州，住了约两年，写了四百多首诗，占现存诗总数的30%，平均每月约写20首，迎来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尤其是七律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都是古今七律中的巅峰。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乘船来到湖北江陵、公安，后又南下岳州，从此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的生活。大历四年三月来到潭州，又向南往衡州投奔韦之晋，可是当他到达衡州时韦之晋已经调任潭州，杜甫只得折回潭州，没想到韦之晋病逝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四月，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逃往衡州。不久臧玠之乱被平定，杜甫回到潭州，欲北归中原。冬，病死在由潭州到岳阳的舟中。杜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深深地挂念充满战乱的国家，在绝命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写道：“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生当儒释道三教并重的盛唐，杜甫也受到过佛道思想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他早年也有过求仙访道的经历，曾到王屋山寻访华盖君，但没有遇到，直到晚年还心存遗憾。但毫无疑问，杜甫一生主要的思想倾向是儒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是“爱人”（《论语·颜渊》）。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有等差的爱，从爱自己身边的人开始，爱天下所有的人，爱天地万物，正如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杜甫的身上具有博大的仁爱精神，对整个天地宇宙都充满挚爱。他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妹，爱自己的朋友，爱天下苍生，尤其关注那些在战争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小者：无家可归的流民、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寡妇、受伤的战士、被战争拆开的新婚夫妻、孤苦无依的老人，等等。一再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为了国家和人民，杜甫愿意牺牲自己：“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由此延伸开来，对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充满同情：“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微物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

杜甫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军国大事、山水景物、民风土俗、咏物咏史、闲居咏怀、人情世态等等，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其中很多作品深刻、全面地反映了李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进程，反映战乱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被人们称为是“诗史”。《忆昔》描写“开元全盛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留下了开元盛世的生动画面。《兵车行》《丽人行》揭露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荒淫无耻，特别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统治阶级的奢华和百姓的困苦进行对比，充满激烈的忧愤，展现了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王朝的深重危机。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有的作品描写自己及家人颠沛流亡的痛苦，如《北征》、《彭衙行》，以切身体会表现动乱造成的灾难。有的作品则写时事，如“三吏”“三别”、《悲陈陶》、《悲青阪》、《塞芦子》等，及时全面地描写动乱的过程和动乱对百姓生活的破坏。这些“诗史”性质的作品全景式地展现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真实的历史、鲜明的爱憎、生动的形象相交融，做到了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杜甫众体皆工，古体、律体、绝句都有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律诗登峰造极，傲视千秋。杜甫的五古有些是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等。有些是描写社会生活，如“三吏”“三别”等。上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传统，下开元白“唯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新乐府。七古如《兵车行》《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丹青引》等，感慨深沉，语言遒劲，结构严整，风格雄健。杜甫的绝句有些如《江南逢李龟年》等，与盛唐绝句兴象优美的风格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努力求新求变，有的借鉴民歌，通俗朴素；有的对仗工整、声律和谐、字句精工；为了突破绝句篇幅短小的限制，杜甫还创作了大量的绝句组诗。总之，杜甫努力在盛唐王昌龄、李白的绝句之外开创新天地。杜甫的律诗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望岳》、《春夜喜雨》等，都百代流芳，千古传颂。杜甫扩大了律诗的题材范围，以律诗反映时事，把社会政治内涵引入律诗。杜甫的很多律诗是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围绕一个主题，若干律诗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整体，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弥补了律诗篇幅有限的先天缺陷。杜甫的律诗一方面技法高超，声律严谨，对仗巧妙，炼字炼句，“毫发无遗憾”；另一方面又大气磅礴，境界完整，结构协调，浑然一体，“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律诗在杜甫手里达到了巅峰，是杜甫赋予了律诗健旺的魂魄。

杜诗风格多样，有的萧散自然，有的华丽精工，有的豪迈壮伟，有的清新秀美，千姿百态，不一而足。在杜诗众多的风格形态中，最引人注目的、堪称杜诗标志的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顿挫，本是杜甫《进雕赋表》中的自我评价，联系杜甫的创作实践来看，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就作品中情感的性质而言，是源自社会和个人不幸的悲愤忧愁之情；就作品中情感的状态而言，是深沉浓郁，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就作品中情感的表达而言，是抑扬起伏，力透纸背。这种风格是悲剧的时代和杜甫多难的人生、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笃实的修养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后人尽管可以模仿，但很少能在同等的高度上复现。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杜甫生前也许是寂寞的，他的人格和诗歌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但历史是公正的，随着时间推移，喧嚣散去，杜甫其人其诗从中唐开始就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推崇。元稹《杜工部墓志铭序》赞扬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韩愈把杜甫和李白相提并论：“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晚唐杜牧则把杜诗与韩文相提并论：“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读韩杜集》）李商隐也对杜诗的包罗万象赞叹不已：“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唐人对杜甫的推崇着眼于他的诗歌，宋人则从诗与人两方面着眼。在诗歌方面，秦观在《韩愈论》中提出了集大成之说：“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韩愈论》）在人格方面，王安石《杜甫画像》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由于家国巨变、强敌欺凌的特定时代背景，南宋时，人们深刻认识到杜甫人格中的爱国精神。抗金将领宗泽临终前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第二天高呼三声渡河而死。另一位抗金领袖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南宋覆灭后，诗人汪元量沉痛地说：“少年读杜诗，颇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囚禁在燕京监狱中，以杜诗相伴，作了两百首集杜诗。到了明代，人们更把“诗圣”的桂冠献给杜甫，明代费宏《题蜀江图》云：“杜从夔府称诗圣”。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杜甫其人其诗确立了典范地位，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明清之际，王嗣奭拒不降清，说“吾以此（杜诗）为薇，不畏饿也。”（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四）连降清的钱谦益晚年在笺注杜诗的同时还模仿《秋兴八首》写了《后秋兴》十三叠，以表达心曲。在抗日战争期间，很多人再次在杜诗中找到了共鸣。现代诗人冯至在抗战期间著有《杜甫传》，他在《赣中绝句四首》其二中说：“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杜甫及其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日本，虎关师炼、中岩园月、义堂周信、松尾芭蕉等著名文学家都受到过杜诗的影响。在朝鲜半岛，李朝成宗十二年（1481）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杜诗译本《杜诗谚解》。在美国，著名诗人雷克斯罗思指出杜甫关心的是坚信、爱、宽宏大量、沉着和同情，唯有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他说：“我三十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比较高尚的人。”（转引自莫砺锋《杜甫评传》）

鉴于杜甫其人其诗的巨大价值、深远影响和重要地位，人们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整理杜诗。北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洙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王琪等对此本进行修订，刻板印行。二王本《杜工部集》成为迄今为止所有杜集的祖本。杜集整理本众多，南宋就有 “千家注杜”之说。这些众多的整理本中，有不少是才学识兼胜的佳作，很多注者为此呕心沥血，如王嗣奭作《杜臆》，仇兆鳌作《杜诗详注》，都投入二十年以上的时间。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四种公认为优秀的，而且流传广、影响大、容易找到的杜集整理本：一、仇兆鳌《杜诗详注》二十五卷，今有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二、浦起龙《读杜心解》六卷，今有中华书局1961年版。三、林继中辑校宋赵次公注《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四、杨伦《杜诗镜诠》二十卷，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以上四种注本，即使是最晚的《杜诗镜诠》距今也有两百多年，思想观念难免受到历史的局限，对后来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无法采纳。因此，用现代思想观念整理杜集，全面总结古今研究成果，还有待我们的努力。目前，较好的选本有林继中注评的《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