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苏东坡集》导读

欧明俊  崔霞

《苏东坡集》是苏轼（号东坡居士）著作的全集，又名《苏文忠公全集》。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欧苏”，并和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诗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一派词人代表。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旷世奇才，文、赋、诗、词、书、画等，众体皆擅，影响甚巨，在文学史及文化史上占据极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 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在制科考试中拔得头筹，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年间，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为官。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于湖州任上遭人陷害入狱，即“乌台诗案”，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遂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苏轼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还朝任礼部郎中，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因不赞成尽废新法之举，为新、旧两党所不容，出知杭州。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被召回朝。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先后贬惠州、儋州（今属海南）。徽宗元符三年（公元1101年）大赦，苏轼未及归朝便病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岁，谥号文忠。苏轼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随政局频变而大起大落，仕途坎坷。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具辅君治国、经邦济世的政治理想，入仕后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政绩突出。他曾在进策、奏议等文章里，提出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治国主张。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学术大师和大文豪，他才华超众，成就斐然。散文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欧苏”，并和父苏洵、弟苏辙同属“唐宋八大家”；赋亦别具一格；诗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一派词人代表。他极擅行楷，书法独树一帜，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绘画亦有佳作传世，其画论、书论也时有卓见。他还深谙园林艺术，精于鉴赏金石。苏轼涉猎之广，成就之高，举世罕见。作为北宋文坛的一代盟主，苏轼以自己精辟宏阔的文学理论和优秀杰出的创作实践，切实地改革了宋代文风、诗风、词风，引领了有宋一代文学风尚。

苏轼一生著述丰富，《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其著作凡10种，包括《东坡易传》、《书传》、《东坡志林》、《东坡全集》、《东坡诗集注》、《苏诗补注》、《东坡词》等。《苏东坡集》系统全面地收录了他的诗、文、词及其他著作，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众体皆备，散文多达4800多篇，诗2700多首，词有340多首。时人及后人对苏轼评价极高，王十朋称“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赵翼认为：“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瓯北诗话》卷五）金代王若虚《文辨》全面称道苏轼：“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此等赞誉，可谓的评。

北宋学术史上，有“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之说。作为蜀学的领袖，苏轼以儒为宗，兼融释道，遍采诸子，写下很多著述，如《东坡易传》、《书传》、《论语说》及《广成子解》等，从中可见他对儒、道哲学有深刻独特见解。《正统论》、《易论》、《扬雄论》等文，其他一些记、序、尺牍、题跋等作品中，也蕴含着他对政治历史、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苏轼于疑经疑古的同时，又主张要有尊重原典的审慎态度，阙如存疑的理性精神，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苏轼在史学领域亦颇有建树，虽未着意著史，但他留有大量史论、史评，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他曾遍读《尚书》、《左传》等史籍，对先秦至北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独到评论。他具备卓越的史识和深邃的洞察力，独立思考，论史不囿成说，强调尊重历史，主张寓道德于事功，其史学思想为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所吸收。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领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推进者。其文学思想丰富而深刻，虽然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传世，但他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学主张，这些主张散见于部分诗、文中。苏轼的文学观与韩愈、欧阳修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他主张文、道并重，反对言之无物、高谈阔论式的文章，要求作家“有为而作”，强调“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序》）。认为文章内容应充实，反对“多空文而少实用”的“儒者之病”（《答王庠书》）。在“致道”的过程中，苏轼强调实践，《日喻》一文即论述了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他认为文章应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主张道、艺并重，“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想要准确表达“道”，达到内外一致、心手相应的境界，就必须提高自身“艺”的修养。针对之前诗文革新运动中“重道轻文”倾向，苏轼明确提出“辞达”观，反对作文只求通达、不重文采的片面认识。在《答谢民师书》中，他提出“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他反对堆砌词藻、故弄玄虚的文风，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他追求豪放自如、清新自然、平易流畅的文风，在《上梅龙图书》中，倡导“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认为作文应“随物赋形”（《自评文》），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这些见解都是苏轼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苏轼很多论诗的文字散见于记、叙、跋、尺牍等作品中。如《书柳子厚渔翁诗》中提出诗以奇趣为宗，作诗应独创新意，不能拾人牙慧。诗应“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追求清幽淡远之境。在《评韩柳诗》中，认为诗应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这些观点别出眼目，见解精辟，为一般诗论所不及。而“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等有关形似和神似的观点，不仅是画论，也是其文论。苏轼有自觉的词学观，他推尊词体，提出词“自是一家”说，主张以诗为词，扩大词的抒情功能，转变词风，提高词的艺术品位和文学地位。他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两方面均建树颇多，有力地推动着诗文革新运动向前发展。

苏轼散文众体兼备，各具特色。凡论、策、序、说、记、传、碑铭、墓志、行状、祭文、奏议、尺牍、题跋等，无不擅长。他的政论、史论散文多针对现实而发，谈古说今，立论精辟，文从字顺，条理清晰，气势雄健，而且常巧取譬喻，别出心裁，新见迭现。如《上神宗皇帝书》、《思治论》等论政治，分析矛盾，针砭时弊，鞭辟入里，笔锋锐利，显示出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见识和素养；《留侯论》、《贾谊论》等论人物，广征博引，善于腾挪，收纵变化，翻新出奇，体现出对《孟子》和《战国策》等的继承。记、传等叙事写景类文章，善于突破传统框架，文思开阔，不拘一格，笔墨简省而形象生动，又能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行文迂回往复，章法结构灵活多变。如《喜雨亭记》、《书临皋亭》、《石钟山记》等记文，抒发襟怀，坦露真情，刻画入微，超然洒脱，既具情趣，又发人深思，较政论、史论文更显文学价值。苏轼文风承继韩愈和欧阳修，同时又能不为其所囿，大胆突破，融技巧于自然之中，使文章呈现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色。其文风格多样，或平易流畅、婉转自如，或纵横恣肆、气势奔放，各尽其妙。他继承了欧阳修“变峭厉为平畅”的风格，在条达疏畅之外力求摇曳多姿，流转奇逸，为散文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苏轼笔记体散文《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题材广泛，无所不谈，随手点染，涉笔成趣。篇幅长短不一，错落间杂，有时虽只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隽，性灵俱见。如《记承天寺夜游》，仅八十四字，如叙家常，却令人回味，被人誉为神品。苏轼自评随笔 “自然超妙”（《得月楼古文绪论》引），确非虚语。苏轼随笔小品堪与其“高文大册”相媲美，是宋代文苑的一枝奇葩。苏轼的骈文（四六文）也写得灵活自如，摇曳流动。尤其在立意谋篇和属辞比事上更匠心独运，警策精切，极富感染力。

苏轼赋继承发展了欧阳修的散文赋，情文并茂，气韵充沛，灵活自如，兼具诗、文之长。他有赋20余篇，皆为精品，尤其是写于黄州的前、后《赤壁赋》堪称宋代散文赋之双璧。苏轼用诗化的文字绘景抒情，笔下的清风、明月、江水、赤壁，无不极富诗情画意，赋中骈散结合，排宕飞动，于整饬中见波澜。二赋写奇景，书逸怀，蕴妙理，既显汉赋铺张扬厉之格局，又具古文飘洒流走之态势，更有诗化的情韵意境。赋文“潇洒神奇，出尘绝俗”（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一洗万古”（唐庚《唐子西文录》），臻于化境。

苏轼一生于诗用力最勤，笔耕不辍。《苏东坡集》中，《前集》有诗19卷，《后集》有诗8卷，《续集》有古诗1卷、律诗1卷、和陶诗1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其诗博采众长，融通创新，自成一体。他有很多政治讽喻诗，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端，关心民生疾苦，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或写农村凋敝、百姓困苦，或讽刺青苗法、盐法等弊端，体现出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忧国忧民之情。苏轼有大量写景、记游、遣怀诗，如《饮湖上初晴后雨》、《题西林壁》、《和子由渑池怀旧》等，或清新明净，或飘逸洒脱，或瑰奇壮丽，或豪纵淋漓，多角度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胸襟和风神气度。苏轼诗古、近体皆擅，尤长于融理趣于各题材中，或表达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探索和思考，或寄寓自己独到的审美情趣、艺术见解和体验。他还以文为诗，在学习欧阳修等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灵性，创新变化，立意高远，构思精巧，意象生动，笔势流畅，语言清新自然，鲜活灵动，不落俗套。其诗风格以清雄旷放、自如潇洒为主，又兼具多种姿态，刘克庄《后村诗话》评曰：“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阖，千变万化。”总之，苏轼以其超凡脱俗的才力和非同一般的胸襟气魄，开拓和提高了宋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赋予了宋诗新的生命活力。

苏轼在词史上有特殊地位。他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使之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表达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苏轼词题材广泛，“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举凡男女之情、羁旅之愁、山川景色、悼亡赠友、咏史游仙、怀古感旧等诗歌题材，均可写入词中，且风格各异。其悼亡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细腻缠绵，《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哀怨轻柔，《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幽深清绝，《念奴娇•赤壁怀古》雄健洒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清旷飘逸，《江城子•密州出猎》豪迈奔放，这些词都已成为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苏轼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胡寅《题酒边词》）。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至苏轼，“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评论精当。苏轼词柔美、阳刚并立，婉约词量多质佳，豪放词的创作意义更大。苏轼对词的革新是全面的，他冲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开创“豪放”一派，其词学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对后世影响深远。

苏轼才华横溢，一生著述丰富，佳作纷呈，其文集虽曾被宋徽宗下诏禁毁，但自宋而始，收集、整理、编辑、注释、刊刻、印行其作品的，仍代不乏人。历代苏轼文集刻本丛杂，作品数量、分类等各有不同，且编法不一，宋以后流布于世的编纂或注评版本不下数十种，各种评注本、整理本卷帙浩繁。《苏东坡集》是苏轼著作的全集，又名《苏文忠公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版的《苏东坡集》凡110卷，《前集》40卷，《后集》20卷，《续集》12卷，《奏议集》15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10卷，《应诏集》10卷。该集另有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苏轼作品合集刻本繁多，但多翻刻旧椠，此本做了较全面的整理和校勘，材料翔实，体例严谨，编次审慎，是一部汇集苏轼作品的巨著，学术价值极高。1982年和1986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以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校以他本他注以及金石碑帖、近人校勘记等，共50卷，在校勘和辑佚方面成就颇丰。《苏轼文集》以明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主要成就仍在校勘、辑佚方面，尤其是其书后所附《苏轼佚文汇编》极具参考价值。苏轼词集常见的有朱祖谋编年本《东坡乐府》三卷、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本。2010年，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全书二十本）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集以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及龙榆生所撰《东坡乐府笺》三个善本为基础，补前阙如，用力于诗文辑佚、底本校正、本事探究、注文增益、编年考订、集评等方面，多有创获，是第一部汇总苏轼所有文学作品的全集校注本，收罗广备，编订缜密，考校精审，集评允当，笺释准确，是迄今为止收录苏轼诗、文、词、赋最多且质量最高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