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水浒传》导读

涂秀虹

《水浒传》是一部以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为基调，以歌颂理想英雄为主要内容的小说，那充满英雄豪迈之气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吸引了无数读者。明清以来，水浒故事还以戏剧、曲艺、绘画等多种文艺形式广泛传播，近年又出现了不少水浒题材的影视作品，可见《水浒传》永恒的魅力。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水浒传》是一部具有“种子”意义的作品，由《水浒传》生发和促进了英雄传奇小说、侠义小说、人情小说的发展。

《水浒传》，一百回，明施耐庵、罗贯中编撰。

《水浒传》也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宋江起义见于史书记载，在《宋史》之《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侯蒙传》和《宋史纪事本末》、以及时人一些笔记中都有零星记载。宋元以来，宋江等人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说话艺人喜爱的题材，元杂剧中出现了大量“水浒戏”，经过长期的积累，元末明初由文人再创作而成《水浒传》。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众说纷纭，但大抵不出施耐庵、罗贯中二人。明代嘉靖年间最早著录《水浒传》的高儒《百川书志》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等认为罗贯中作，万历间胡应麟说是施耐庵作，金圣叹提出“施作罗续”说。

罗贯中生平已见《三国志演义》介绍。关于施耐庵，明人记载多称之钱塘人，其生活年代则有南宋、宋末元初、元等多种说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提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鲁迅也认为可能是托名。

由于《水浒传》漫长的成书过程中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丰富的题材来源、无数文人艺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世代累积型小说《水浒传》在题材类型、情节结构、思想内涵等各方面都具有多元融合的特征，读者的解读与学者的研究都呈现出丰富复杂的面貌。

关于《水浒传》的创作主旨，历来有忠义说、发愤说、诲盗说等。其中“忠义说”代表了明清时代知识阶层阐释《水浒传》的主流观念。《水浒传》最早的书名为《忠义水浒传》，甚至就称《忠义传》。明代的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水浒传》描写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因官吏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而被逼上梁山，不得不落草为寇。但“全仗忠义”、“替天行道”，也未能“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批“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好汉，最终被奸臣毒害。作者以忠义为指导思想，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乾坤颠倒，愤懑不平而谱写了一曲忠义悲歌。

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二十世纪有“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其实正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小说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

最为常见的是“农民起义说”，认为《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完整地展示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最终结局，在封建专制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作者把历史上并不出色的一次农民起义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家喻户晓的农民起义。小说塑造了一些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革命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强烈愿望和理想，表现了农民起义者对推翻统治王朝、夺取政权的向往。小说甚至反映了农民革命“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古代农民革命的基本形式和规律：无论是攻打青州、大名府等袭击行动，还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反围剿行动，都是打一块丢一块，固守梁山泊，没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是我国农民革命中常见的弱点。梁山英雄受招安，被利用去征方腊，最后遭到残酷镇压的命运，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失败的悲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学者提出“市民说”。《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市井社会，不见田野庄稼，不见农业耕作，而只有酒楼妓院，瓦舍勾栏；不见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而是衙吏猖獗，地痞流氓横行；水浒英雄几乎没有农民，或者少有农民气质，没有对土地的眷恋，而热衷于闯荡江湖。认为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生活，也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因此，在他们的渲染与修饰下，梁山义军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农民起义的特点，但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也多少反映了市民的心声。《水浒传》里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民是市井细民，小说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刚强义烈、恩怨分明、受恩必报的道德原则。所以《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英雄颂歌。

“忠奸斗争说”与创作主旨的“忠义说”相关联。《水浒传》的故事背景是朝政腐败的北宋末年，因为奸逼民反，鲁达、武松、林冲等一批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在晁盖、宋江的领导下组织义军反抗朝廷，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由于宋江忠义思想的主导，梁山泊义军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朝廷招安，奉命征战中英雄好汉死去大半，宋江等凯旋后朝廷委以官职，但由于朝廷奸臣当道，宋江等人被奸臣毒害致死。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小说作者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因此，小说以“忠奸斗争”为线索把一个个水浒故事串联起来，竭力歌颂忠义思想。最后，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许多水浒英雄被陷害的原因，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仍然没有前途，写了悲剧结局，另一方面，又不违背忠君思想，宋江明知被毒害，却视死如归，忠心不改，皇帝也为他封侯建祠。

近年来，“游民说”颇受关注。游民指的是在农村失去生存可能，而游荡于城市乡镇之间，没有正常和固定的谋生手段，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时时可以引发破坏能力。他们被抛出了社会正常秩序之外，脱离了社会常轨，少受社会公认道德规范的约束，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是一股反社会的破坏性力量。他们见多识广，富于阅历，坑蒙拐骗，种种欺诈之术得心应手。游民当中不仅有文盲无业者，也有军人和文人。《水浒传》描写的就是这个游民阶层的生存状况，表现他们的性格、道德观念和社会理想。水浒英雄以破坏为宗旨，反对传统观念和社会存在中既定的规范，具有强烈的帮派意识，在帮派中讲求行侠仗义，义气是最高的伦理观念。在帮派之外，则野蛮残暴，嗜杀嗜血。他们不事生产，家庭观念淡漠，厌恶妇女儿童，以禁欲为最高道德标准。但追求物欲，多因财货金银而缔结恩义。

以上多种观点正反映了《水浒传》主题思想多元融合的特征：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最后加工者把它们联缀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同时，它所描绘的确实并非普通人正常的日常生活图景，而是一个游离于社会正常秩序之外的人群的生活情景和价值判断。

世代累积的成书过程造成《水浒传》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也形成它结构艺术上短篇连缀的特点，构成小说的各部分在思想艺术上也呈现出不平衡性。

《水浒传》以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作为开端，第二回之后全书主体可分为二大部分。七十一回之前为第一部分，七十二回之后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写一百零八条好汉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后“百川入海”，汇聚到梁山泊的过程。其中三十二回之前主要叙述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侠义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三十二回之后，到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以宋江被发配和上梁山的过程为线索，串联起各路好汉故事；四十一回至七十一回，叙述宋江上梁山之后领导的几次战役，以及晁盖去世后，宋江成为梁山泊首领，一百零八条好汉齐聚忠义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第二部分叙述梁山泊英雄接受招安，奉命征辽、征方腊，最终败亡的悲惨结局。其中七十二回至八十二回，叙述梁山泊大聚义后宋江力排众议，力主招安，在与官军战斗节节胜利中努力与朝廷接洽，终于得到朝廷招安；八十三回至九十回，宋江奉命带领梁山泊队伍征辽；九十回后半部分开始，至九十九回，宋江奉命带领梁山泊队伍镇压江南的方腊起义，宋江的队伍死伤大半；第一百回，宋江被奸臣毒害，临死前招来李逵一同赴死，小说在悲惨的氛围中结束。

《水浒传》结构上有小本合成的特点，其中七十一回之前的英雄传奇多为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短篇故事，叙事方式是由一个英雄引出另一个英雄的故事，故事之间前后勾连，环环相扣，被称为串珠式线性结构。而七十二回之后则围绕着招安、征辽、征方腊三个重心而形成三组故事，是板块式的组合结构。但全书又有一根主线贯穿始终，这根主线就是梁山泊起义的发展过程：由单个英雄的反抗发展到忠义堂大聚义，招安，最终失败。小说叙事以单线发展的方式展开情节，前半本的短篇故事和后半本的叙事板块都是水浒英雄起义故事整体框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宋元时期说话、杂剧艺术的积累，七十一回之前的部分在写人叙事的艺术上显得更为娴熟，《水浒传》为人所乐道的英雄传奇和精彩故事都集中在这一部分。对于这一部分的叙事艺术，明末清初金圣叹作了细致的评点，总结出“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 “大落墨法”、 “弄引法”、“獭尾法”、“欲合故纵法”、 “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等等叙事方法。由于对前半部小说艺术的高度赞赏，金圣叹“腰斩”《水浒》，截取前七十一回称为“古本”。金圣叹的选择自具小说艺术鉴赏之法眼，但是，从思想认识的角度看，完整的一百回有其深刻的结构意义，七十二回之后描写梁山义军接受招安走向失败，对现实的悲剧性认识具有超越时代的启蒙和先驱意味，其怀疑和反思精神尤为可贵。

《水浒传》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在《水浒传》的人物画廊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渔夫屠户，和尚道士，小贩小偷，市井无赖，妓女虔婆等，无所不包，真如一幅精彩的社会风俗长卷。跟《三国志演义》相比，《水浒传》写人最大的特点是平民化和世俗化。它虽然也是歌颂英雄，叙写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但即使涉及帝王将相，也是世俗化的描写，如风流天子宋徽宗，如无赖帮闲高俅等；而小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下层民众的描写，那些出身农民、渔民、市井细民、乃至游民的英雄好汉，他们也有忠义的情怀，但最切实的理想却是穿衣吃饭日用平常之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论套穿衣”。《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英雄好汉的塑造上，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塑造从类型化的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

《水浒传》写人成功的经验在于：一是在比照中突现英雄的个性，将性格相近的一类人物写得各各不同，如鲁智深、武松、李逵等，都是鲁莽英雄，但各具个性。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描写艺术评价很高，也说到同中有异的个性化刻画：“《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二是能展示一些人物性格在环境制约下的发展和变化。如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良好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环境使他对小康生活多所眷念。因此，即使受尽迫害，仍然忍气吞声，一心想当顺民，最后被逼得绝无活路了，他才不得已杀了仇敌，逼上梁山。其他如杨志、武松、宋江等都可见其性格的流动和变化。当然，从整体来看，《水浒传》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多数不能贯穿始终，特别是大聚义之后，人物大多失去原有的个性色彩。第三，《水浒传》中的英雄虽然没有摆脱“超人”气质，但作者把超凡的人物放置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上，在用浓墨重彩描绘高度夸张、惊心动魄的故事时，也注意在细节真实上精雕细刻，逼近生活，这样就使传奇性与现实性结合起来，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如武松打虎、武松与兄嫂相处等情节与场景表现。

《水浒传》用鲜活生动的白话叙事，通俗易懂，形象传神，民间生活气息浓郁，富有表现力。小说的人物语言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不同阶层、不同修养的人，说话的语气、用词等，都各有其性格特色。正如金圣叹所说：“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水浒传》版本最为复杂，可分为繁本（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文简事繁本）两个系统。繁本又可以分为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一百二十回本增加了平田虎、王庆故事。明末金圣叹取前七十回进行删改，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束全书，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是清代三百年间最流行的本子。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较为简陋，现在一般只作为研究资料使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容与堂本为底本的一百回本、以袁无涯刻本为底本的一百二十回本，可资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容与堂本为底本的《水浒传》，1975年初版、1981年修订、1994年重新校订并增加注释，此本多次重印，便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