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儒林外史》导读

涂秀虹

《儒林外史》被称为“思想家小说”，是明清时期文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表现由科举影响的社会众生相，表达对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方式和科举考试制度的怀疑和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讽刺小说杰作。吴敬梓的忧愤挣扎、悲悯博爱，俨然其间。然而，传统观念以小说为不入流的“稗史”，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怀人诗》如是曰：“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令人掩卷沉吟，感慨如斯。

《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清吴敬梓著

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晚年自称文木老人。清代安徽全椒人。

全椒吴氏自明代以来“累世科甲”，“俨然王谢”。 吴敬梓的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而且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辈中吴昺是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吴敬梓自小就显示出聪颖的天赋，因此承载着父辈复兴家业的希望。但是，吴敬梓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之后，始终不能博得一第。36岁曾被荐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参加了地方一级的考试，但称病辞却了赴京参加廷试的举荐。从此，他再没参加科举考试，而闭门种菜、卖文为生，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

吴敬梓的人生颇多变故，少年丧母，二十岁前后失去父亲，亲友豪奴争相侵夺祖遗财产，不久，妻子不堪重负病倒弃世。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和家族衰败、科名蹭蹬的多重打击，使他的性格变得愤激狂狷、放诞不羁，沉湎于声色之中。由于他不治生产、挥霍放荡并乐于助人，逐渐荡尽家产而落入贫困。“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全椒人把吴敬梓看作败家子，讥笑和鄙视令吴敬梓认为家乡风俗浇薄，不愿再居住于此，因此，33岁时变卖祖产，移家南京。

在南京，他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以及普通市民，其中不少人留心于经学、考古、绘画、算学、天文仪器等，学有专长而未必在意功名。这些交往使吴敬梓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激发他思考。特别是他接触了代表当时进步思潮的颜（元）李（塨）学派的学者，他们倡导务实的学风，重视自然科学，重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要求以礼乐兵农强国富民，这些思想对吴敬梓产生了很大影响。

颜李学派对于吴敬梓的影响，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得很明显。颜元曾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儒林外史》对理想人才、理想政治的探索，几乎可视为这十六字的演绎。

吴敬梓以其所有的人生体验，文人交往、科举挣扎、学术修养、礼乐理想，以及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乃至“大度乃滑稽”、狂狷豁达的性格，全部熔铸为这部深沉厚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其实，小说展示的是吴敬梓生活的那个时代即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社会风俗画。以文人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主要题材，对封建制度下文人的生存和命运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全书三十余万字，由楔子、主体、尾声、后缀四部分组成。楔子、尾声、后缀各一回，主体部分五十三回。

第一回楔子和第五十五回尾声的人物与故事，与主体部分没有情节上的联系，但由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创作主旨，把它们统一起来。

第一回写元明易代之时王冕的故事，塑造王冕这个出身寒微但品德高尚的士人楷模，以此“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王冕勤奋好学而不慕虚荣，不攀附权贵，自食其力，特立独行，不受功名富贵的束缚，保持士人正直独立的人格。通过王冕之口，小说把批判矛头指向诸多社会问题的祸端——八股取士制度，痛斥八股科举制度导致文人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使“一代文人有厄”。楔子部分以形象化的手法，提纲挈领概括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全书的主旨，突出主题，引导读者思考，开启下文。

尾声通过“四大奇人”的描写，不仅同楔子中的王冕形象相呼应，而且也同全书思想紧密联系。第五十四回结尾云：“风流云散，贤豪才色总成空；薪尽火传，工匠市廛都有韵。”第五十五回开头曰：“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儒林丑恶，世风日下，真儒们的努力无法改变社会的没落，礼失而求诸野，市井间的几个闲人，表现出几许希望之光。

主体部分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这些文人大概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以二进（周进、范进）为代表，他们在科举途中蹭蹬不进，以至于失去了健康的人格、正常的心态。第二种以严贡生、王惠等为代表，借助功名，倚仗势力，上则巴结攀附，下则瞒骗欺凌。第三种是像娄府两位公子那样的人，科举不第，激成一肚子牢骚不平；又由于出身高贵，妄想附庸古代贤人，半生豪举，只落得一场没趣。第四种是不学无术，庸俗浅陋的名士。这些人想要功名富贵，但无力科场扬名，故意做出一副不屑功名的样子，但实际比八股士子更浅薄无知；而且在不屑的背后，最孜孜以求功名，以攀附权贵、故作清高、假冒风流等种种丑态谋求功名。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至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这里以杜少卿为首，牵出了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一批真儒名贤。首先写了杜少卿轻财好义，荡尽了家产，落得“杜家第一个败家子”的“美名”，以至于离开家乡，移居南京，卖文为生。接着写杜少卿与庄绍光被朝廷征辟，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朝政腐败，“我道不行”，辞征不就。辞征之后，杜少卿与迟衡山、庄绍光等制礼作乐，倡议并集资修复泰伯祠，并请“上上之人”虞育德主祭，组织南京的诸多文士，祭祀泰伯，弘扬泰伯的“让德”，希图助一助政教。然后，写了文武兼备的萧云仙保卫边疆，奏凯青枫城，并劝农兴教，以礼乐兵农的理想建设青枫城。最后，风流云散，真儒名贤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作者表达了他深沉的悲哀。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四回，描写真儒名贤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彻底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五河士子势利熏心，趋炎附势而忘祖背宗。真秀才无以为生，假中书骗吃骗喝，当权者卖爵图利。只要花钱，犯罪的假中书不仅无罪，而且成了真中书。坑蒙拐骗，社会污浊无所不有。文士们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陈木南、汤由、汤实在妓院里谈论科场功名和名士风流了。儒林之薪火已尽。这一段表现了作者对儒林的绝望，但对于人性之真、之美，他仍然抱着美好的理想，他仍然在探索，因此，在儒林故事结束之后，在第五十五回的尾声中写了“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来展示他对未来的呼唤。

第五十六回“幽榜”，回应全书从第二回以后出现的诸多文士，以一甲、二甲、三甲排次，朝廷下诏旌表，尚书奉旨承祭。这种形式与《水浒传》英雄排座次相似，但更突出了全书的讽刺意义。杜少卿等真儒名贤之道不行，贤人报国无门，当此之时龙目不开；如今风流云散，却下诏旌表已故之贤。幽榜中不论贤愚，忝列其上，真儒名贤身边，假名士假风流搔首弄姿，令人啼笑皆非；而且“幽榜”旌贤，却不见皇帝开今日贤路，龙目紧闭。

《儒林外史》的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大体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几代读书士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和情节主线，但“功名富贵”把荣辱贵贱的不同人物和自成段落的长短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内在关联的士林百态图、社会众生相，反映了作者以八股科举为中心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和痛切鞭挞。《儒林外史》的人物出场和情节设计完全服务于创作主旨，因而是典型的文人独立创作小说，即不以情节曲折完整迎合读者，而以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发表自己的社会批评为第一要务。其结构，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一独特的艺术结构向来引人注目，但对这一结构的评价却至今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金和在《儒林外史》的跋中评价此书体例精严，“观其全书过渡皆鳞次而下，无阁东话西之病，以便读者记忆”。而冥飞《古今小说评林》却认为此书布局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并认为它的弊病在于“有枝而无干”。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它“虽开一种新体，但仍是没有结构”，它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严紧，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但是，应该认识到，艺术形式不能脱离它所承载的生活内容而独立存在，脱离艺术内容空谈形式，或者以已取得成功的小说模式来要求另一部小说，都是不合适的。而《儒林外史》采取它独特的形式，当然也是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为作者所要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儒林外史》是对文人生存状况、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假如它仍然像一般的通俗小说那样，以一个家庭或几个主要人物构成首尾连贯的故事，就只能把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种种行为集中在几个人身上，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锦，如此就不能完成作者的审美命题。吴敬梓按照自己思想表达的需要，按照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与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相互勾连表现生活流与人物线的方式不同，他创造了适合于讽刺小说表达思想的新形式。

《儒林外史》着意士林，但全书写了二百七十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还广泛涉及高人隐士、医卜星相、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从而全面而广阔地展示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出场人物多，没有中心人物，但是，《儒林外史》写人，自有其追魂摄魄之功力，即使是过场人物，几笔刻画，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令人过目难忘。为什么能如此呢？这一方面在于作者的生活积累，艺术的生命来源于生活。作者描绘的是自己亲身经历和有着切身体验、并长期深切思考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在于作者思想家的素质，有着犀利的眼光，知人论世，对人物思想性格能有理性分析和深刻洞见，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笔法准确表达。吴敬梓之笔完全忠实于生活，他采用精细的白描真实再现生活，塑造人物，他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使人物性格摆脱了类型化特征，而具有丰富的个性。因此，《儒林外史》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它表现的只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但它对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作了高度概括，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反省和剖析，它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从夸张叙述传奇故事到真实表现现实生活的转型。

前人对《儒林外史》写人艺术评价极高，闲斋老人序曰：“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卧闲草堂本第三回回评：“轻轻点出一胡屠户，其人其事之妙一至于此，真令阅者叹赏叫绝。余友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惺园退士序曰：“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卷首）

《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典范之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述及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对《儒林外史》评价最高：“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嫚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正由于秉持公心，所以，吴敬梓对他笔下的讽刺对象的态度是有所分别的，大概可以分为他所痛恨的人和他所怜悯的人。对于他所痛恨的人，他用白描的手法描摹他们的言行，让他们自己表演，或让他们互相攻讦，从滑稽的情节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们或卑鄙无耻或恶毒下流的嘴脸。这些人主要是取得功名之后以势欺人的如严贡生之流，和一些假名士如匡超人、牛浦郎等，以及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如五河县人，作者有时竟忍不住失声痛骂。而对于被八股科举毒害而浪费了生命、变得心灵迂腐的儒生，他往往抱着怜悯之心，如马二先生，对八股一往情深，迂腐迟钝，作者对他们进行讽刺的同时，仍然肯定他们的善良厚道，对他们的处境充满同情。

《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的现实主义杰作，同时是抒情之作；吴敬梓作为一个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同时更具有诗人气质。《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吴敬梓取材于现实士林，人物多为周围的亲友、相识相知者，如杜慎卿、马纯上、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牛布衣等等，前人已作考证。尤其杜少卿是作者自况，他的主要事迹与吴敬梓基本相同，而且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作者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撷取适当的素材，通过想象虚构，加以典型化，取得了很大成功。《儒林外史》是饱含着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作者感情和体验，带有强烈的作者个性的作品。在封建文化的滋养下成长的吴敬梓，对于封建末世行将崩溃的政治文化秩序，有着无限的痛惜和沉重的责任心，怀着对这一文化母体深沉的眷恋，以恨铁不成钢的“爱之深，恨之切”，对千疮百孔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欲以震醒沉睡的世人，以“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

《儒林外史》以其“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批判精神，以“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的描写功力，以“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奠定了讽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独立而崇高的地位，对后代的讽刺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它影响下，晚清产生了一大批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老舍、钱钟书的小说创作都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钱钟书《围城》被认为是《儒林外史》之续篇。

《儒林外史》已有英、法、德、俄、越、日、捷克、匈牙利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在海外各国发行。亨利•W•韦尔斯在《论儒林外史》一文中评价：“全书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作品相抗衡。”《儒林外史》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它独特的光彩闪耀于世界文学之林。

《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五十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等歧说。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五十六回。此本成为后来许多刻本的祖本，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江浦注礼阁刊本、艺古堂刊本以及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活字本，都是卧本的覆印本。卧本的闲斋老人序和五十则佚名评语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儒林外史》的传播以评点本为主要形式，在卧评本之后，十九世纪下半叶前后出现了近十家评点，李汉秋先生辑为《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此书于1984年初版之后，至今已增补再版多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本利于研究。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卧本为底本的《儒林外史》颇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