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国语》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是春秋时期各国史官所记史料的汇集整理，主要是记载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征犬戎，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分别载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史事，共五百多年的历史。由于该书重在记言，故其语言艺术有很大特色。寓教训于说理之中，对话生动活泼，幽默有趣，文字通俗自然，明白流畅，也是一部先秦时期很好的文学作品。

《国语》二十一卷 。

《国语》相传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人左丘明所撰。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他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其后班固、刘知几等也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开始怀疑《国语》为左丘明所著。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比较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史官，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

《国语》二十一卷，其记事始于公元前990年周穆王出征犬戎，至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结束，时间跨度约五百多年。与《左传》的编撰体例不同，《国语》按国别分卷，其中《周语》三卷、《鲁语》两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两卷、《吴语》一卷、《越语》两卷。虽然是按国别编撰，但是各国的篇幅大小不一，《晋语》占到九卷之多，且编撰体例亦不甚统一。除了《周语》、《郑语》载有少量西周史料外，其他部分主要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史实。

《国语》主要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各国君臣的言论，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虽以记言为主，但这些言论往往是就事而发，有具体的指向。另外，《国语》的作者对所记之事一般不加评论，只是在记言体中作些插叙和补充，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所以总体上显得较为客观。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具体而言：《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国语》主要反映了儒家尊礼重德、民本等观念，对于“礼”与“德”的论述，成了全书的重点。“礼”与“德”不但是统治阶级治国为政的纲要、强国争霸的基础，而且还是人们判断是非的准则和臧否人物的标准。《国语》中对有着远见卓识的明主、贤卿、能臣们不吝美辞、大加赞赏，而对那些逾越礼法纲常、昏庸误国、见利忘义的昏君、奸臣、小人们则口诛笔伐、予以鞭笞。崇礼尚德由此成为《国语》全书的主要思想。

《国语》也反映了西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人们不再一味相信天命神灵，虽然此时天道鬼神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褪尽，但在统治阶级的意识中，也已然是神民并重、君民并重。于是知民生、惜民力成为君臣相谈的主要内容，如为人津津乐道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不导，亦无君也”等，都是充分认识到了民众的作用。

  当然，《国语》也有与儒家思想相悖的部分，有不少对神话传说、怪异事物的描写，充满着奇异色彩。例如：伯阳父根据“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传说，将泾水、渭水、洛水三域地震一事附会为周室将亡的征兆，继而以“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验证他的说法。此外，“宾孟见雄鸡自断其尾”，“献公卜伐骊戎”，“史伯论晋乱之源”等数篇，亦是如此。虽然《国语》因此饱受儒家学者诟病，如柳宗元就曾著《非国语》对它进行批驳，但这也正说明了当时巫、史渐分的真实社会情状。

《国语》重在记言，其语言艺术有很大特色，继承了《尚书》的特点，又有很大的发展。首先，《国语》的人物语言大都长于说理，重于教训。如姜氏劝告重耳不可安于齐国，姜氏不但多次征引《诗经》中的诗句来劝告重耳不可贪图安逸，而且举了武王、管仲的例子来晓以大义，希望重耳能效法他们建立功业，从多方面来说明事理，予重耳以教训。再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晋语八》叔向论忧德不忧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国之宝，都是分析精辟，说理严密，均寓教训于说理之中。其次，《国语》记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平实畅达，与《尚书》的“佶屈聱牙”明显不同，显示出通俗自然、明白流畅的特点。它所用的词汇大都明白易懂，贴近口语，不见古奥晦涩。如《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语言讲述出一番道理。再次，《国语》的记言，又颇多风趣幽默，生动活泼，且富于戏剧性。如《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因此，《国语》也是一部先秦时期很好的文学作品。

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清人朱彝尊的《经义考》曾引陶望龄之评说：“《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的确是恰如其分地点出了《国语》各卷的特点。

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就《国语》的各章而言：《周语》语言的总体风格趋向于朴实而含蓄，浑厚而谨严；从表达方式上看，多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史为证，剖析深入，语言朴实，多以礼义为据，富于逻辑性。《鲁语》语言的总体风格是古朴而凝重，隽永而精练；从表达方式上看，文章篇幅短小，多为具体之事阐发的议论，以礼义为据，多有真知灼见。《齐语》主要记述了管仲辅佐桓公称霸之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俗、外交等方面，多有开拓进取，勇往直前之势；因而语言多简明而富有条理，疏放而阔达。《晋语》占整个《国语》篇幅的三分之二，其叙事和记言都很精彩。与《周语》的长篇大论不同，《晋语》更为侧重于记事和以智谋权术进行论辩，因而多一问一答似的对话；其语言风格是幽默而犀利，华丽而缜密。《晋语》在叙述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记载多个人针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和态度，语言富于感情色彩，展现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话语的丰富性。《楚语》在论辩方式上与《周语》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多援引古代经典，以礼义、仁德之理论事，具有远见卓识。但在表现形式和修辞方式上，较之《周语》等有了很大不同，总体上大量运用排比、比喻，语言整饬，词藻华丽，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气势。《吴语》十分重视个别字词的运用，使得语言表达感情真挚，富有很强的感染力；比喻的修辞手法运用的也十分纯熟，还有意将喻体贴近吴人的日常生活，更具真实形象之感，让人一目了然，具有说服力。《越语》总体的风格特征是阴郁而柔丽，新奇而俊美。

虽然《国语》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不是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汇编，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体现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描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细致入微，具体生动，展示了春秋时期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画卷与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国语》叙事的成就。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会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汉代以来，不少人对《国语》作过注。东汉郑众作《国语章句》，贾逵作《国语解诂》，三国魏国的王肃作《春秋外传章句》，吴国的虞翻有《春秋外传国语注》，唐固、韦昭都曾作《春秋外传国语注》。这些注本中，只有三国吴韦昭的《国语解》流行最广，影响最大，其余注本均已亡佚。“韦注”广泛吸取了诸家注本的成就，对《国语》中的字词、名物、制度、史实等都作了训释和校注，向来为人们所重视。目前通行的“韦注”刻本，是出自宋代的“公序本”和“明道本”。“公序本”由宋庠补葺整理；“明道本”为宋仁宗明道年间刻本，清代黄丕烈重刊，并附有校勘札记二卷。清代考据学大盛，校释《国语》者更多，且成果丰硕。比较重要的有洪亮吉《国语韦解注疏》、汪中的《国语校文》、姚鼐的《国语补注》与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等。近人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和徐元诰《国语集解》时出较晚，特点是采摭各家，集合众说。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国语》校点本，是以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的明道本为底本，并参校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的公序本而整理出版的。该本汇聚了近世诸家成果，除校勘、考证、辨伪、增补外，兼有按语，区别于原注，还在目录中为每段内容加上小标题，书末附有人名索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988 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李维琦校点的《国语·战国策》，2002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校点的《国语集解》。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傅庚生选注的《国语选》，是《国语》较好的选本，可供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