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晋书》

《晋书》是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位列“二十四史” 朝代顺序的第五部。全书上起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下迄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记载了两晋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其体例完善，组织严谨，言简意赅，行文绮丽,使两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保存了许多反映晋代社会风俗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晋代历史活动图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纂修。

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以字行。唐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历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后封梁国公，谥文昭。曾参与制定《贞观律》，监修《晋书》。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博通文史，尤精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十五年（641），迁谏议大夫。十八年（644）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监修《晋书》。二十二年（648），为中书令。二十三年（649），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武则天即位后，遭贬斥而死。

许敬宗（592－672），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少有文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召为文学馆学士。贞观八年（634），任著作郎，后改中书舍人。兼修国史。

不久贬洪州司马，累迁至检校中书侍郎。复修史，迁太子右庶子。唐高宗即位，擢礼部尚书。显庆元年（656），加太子宾客，官拜侍中，三年（658），进封郡公，任中书令。龙朔二年（662）任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663），拜太子少师。卒谥恭。着有《文馆词林》等。

我国史官之设，由来已久，自后汉至唐初，已有设馆修史的事实。但正式设置史馆，以修国史，实始于唐代。被封建社会奉为“正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均为私家修纂。到隋统一后，隋文帝宣布禁止私人撰述国史，从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唐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把史馆移属门下省，自此以后，直至民国，史馆之设，迄未中断。《晋书》就是唐朝史馆官修纪传体史书的第一部。

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下诏修撰《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参加此书修撰工作的还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永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引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分工撰录，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参与修订条例。由于参与《晋书》修纂的人员多20多人，而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又曾自撰其中的《宣帝纪》（司马懿）、《武帝纪》（司马炎）以及《陆机传》、《王羲之》两传的论赞，故旧本总题为：“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由此可见，《晋书》原有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两卷失传了。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含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傅七十卷，载纪三十卷。上起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下迄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记载了两晋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位列“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的第五部。由于唐朝初年，有着所谓“晋史十有八家”的晋代史料，房玄龄等在修撰《晋书》时，则“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旧唐书，房玄龄传》)由此亦见，《晋书》是在原有十八家晋史的基础上，主要以臧荣绪的《晋史》为蓝本，参考诸家晋史、杂记，加以剪裁编纂而成的。

一百三十卷的《晋书》巨著，只经过三年时间就修纂完成。究其原因，除了上述颇为丰富的参考资料可供采撷外，唐朝设立史馆，集合众家，各就所长，分工撰录，亦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也开创了后代集合史官编修前朝史书的先河。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在所著《通志·艺文略》中说：“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以纪、传；以颜、孔博古通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

《晋书》的编纂体例，大抵承袭前史，组织比较严谨。

首先，“帝纪”为全书之总纲，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帝纪”包含：“《宣帝纪》、《景帝、文帝纪》、《武帝纪》、《惠帝纪》、《怀帝、愍帝纪》、《元帝、明帝纪》、《成帝、康帝纪》、《穆帝、哀帝、废帝纪》、《简文帝、孝武帝纪》、《安帝、恭帝纪》”等。其中首列宣、景、文三纪，据以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

其次，由于此前《三国志》无“志”，为补此阙，以接前史，故《晋书》的 “《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等“十志” ，皆叙自汉末，以承前代，下启南北朝。史料则多取材沈约之《宋书》。其所载典章制度，编排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信。尤为后人称道的“天文”与“历律”二志，出于当时十分著名的科学家李淳风之手，颇称全面精审，可正前史有关记载之失讹。例如：《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等三大流派，并对“浑天说”作出了充分而客观的肯定；《律历志》则比较全面地记载了魏晋时期几种历法，并论及乐律，尤于荀勖制笛定律一事记载颇详，足资考览。另外，《乐志》则主要载及汉至魏晋时期的音乐史事，且广辑同时期各类歌辞，悉予载入，以备稽考，颇具有重要的古代音乐史料价值。

第三，“列传” 部分，记载人物，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且多用合传之例。主要分为：“《后妃列传》、《宗室列传》、《诸臣列传》、《孝友列传》、《忠义列传》、《良吏列传》、《儒林列列传》、《文苑列传》、《外戚列传》、《隐逸列传》、《艺术列传》、《列女列传》、《四夷列传》、《叛逆列传》”等14类。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两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列传之中又多附录了一些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卷三十《裴秀传》收录《禹贡地域图序》，卷三十五《裴頠传》收录《崇有论》，卷四十一《刘寔传》收录《崇让沦》，卷四十五《刘毅传》收录《论九品八损疏》，卷四十七《傅玄传》收录“兴学校、务农功”等疏，卷五十一《皇甫谧传》收录《笃终论》，卷五十—《挚虞传》收录《今尺长于古尺论》，卷五十四《陆机传》收录《辨亡论》，卷五十六《江统传》收录《徙戎论》，卷七十二《郭璞传》收录《刑狱疏》，卷九十四《鲁褒传》收录《钱神论》等等文章，保存了许多反映晋代社会风俗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晋书》还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于“本纪”、“列传”之外，又设“载记”，专门用以记述当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史事。“载记”分为：“《刘元海》一卷、《刘聪》一卷、《刘曜》一卷、《石勒》二卷、《石季龙》二卷、《慕容廆》一卷、《慕容皝》一卷、《慕容儁》一卷、《慕容暐》一卷、《苻洪》—卷、《苻坚》二卷、《苻丕》一卷、《姚弋仲》一卷、《姚兴》二卷、《姚泓》一卷、《李特》一卷、《李雄》一卷》一卷、《吕光》一卷、《慕容垂》一卷、《慕容宝》一卷、《乞伏国仁》一卷、《秃发乌孤》一卷、《慕容德》一卷、《慕容超》一卷、《沮渠蒙逊》一卷、《赫连勃勃》一卷” 等三十卷。虽按国别记述，但仍是个人列传，共有七十八传。以“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亡之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较好解决了如何记录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褒贬并存的复杂性问题。从而为目前研究当时的五胡十六国史事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由上可见，《晋书》的完善体例及所保存的重要史料，确为当时的其它史书所无法取代。因此，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徙新撰者焉”。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亦曾评曰：“当时史官。如今孤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

另外,由于《晋书》的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为文叙事，言简意赅，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得章法。有关历史人物的描写，多有精彩之笔，栩栩如生，让人回味。

当然，《晋书》作为第一部官修的纪传体史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首先，官修史书，出于众手，史料取舍，详略不一，隐讳较多，疏于考订，诸所弊病，在所难免。本来在修撰《晋书》的唐初，去晋已久，并无直接的政治关系，可以如实评判历史了。然而，《晋书》却依然忌讳甚多。另外，当时除了所谓的“晋史十八家”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等第一手的珍贵文献资料存世。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依据臧荣绪的《晋史》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而对于其它各家的晋史和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等有关史料，虽曾参考，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晋书》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 (《旧唐书，房玄龄传》)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曾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其二：《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好记荒诞之事的缺点，从而花了不少的篇幅去记述神怪故事，甚至连《语林》、《世说新语》《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此外，由于参加编修的史官多为文学之士，重词藻而轻内容，其行文留有六朝骈偶绮丽的余风，也不甚合于史笔，故为历代史学家所不满。

清代以前，《晋书》少有注本。清代学者，作了一些补志、补表、校勘、辑佚等工作。清人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五卷、劳格《晋书校勘记》三卷、丁国钧〈晋书校文》五卷，就颇多校勘成绩。尤值一提的是，近人吴士鉴，刘承干的《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吴兴刘氏嘉业堂1928年刊本)，广采众说，引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对辨异，证同、纠谬和补遗用力颇多，可供参考。

《晋书》比较通行的版本主要有清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等。目前颇便读者阅读的主要有中华书局1974年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晋书》（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