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旧唐书》

《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籍，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六部，又是自《史记》以来“正史”中卷帙最大的一部。该书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迄哀帝天裙四年(907)，记载了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该书史料丰富，简而有体，叙事有据，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是了解与研究唐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旧唐书》二百卷，（后晋）刘昫等撰

刘昫（887—946），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人。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明宗时，任兵部侍郎，又迁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931），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入后晋，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石敬瑭命修唐史，参加修撰的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吕琦、尹拙、王伸、崔棁、李崧等人，由当时的宰相赵莹监修。出帝开运二年(945)六月，全书告成。因刘晌已于开运元年（944），接替赵莹任宰相，按唐朝以宰相监修国史之例，遂由刘晌奏上，故署名刘晌撰。因刘晌接任宰相不到一年，书已修成，故本书的组织规划的实施者当为赵莹，而实际执笔者当为张昭远等人。所以，《旧五代史·赵莹传》说：“《唐书》二百卷，莹首有力焉”。而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撰写事宜，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才起复。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最为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史馆组织及征集史料的办法均较前完善，历帝均修有“实录”，保存了丰富的“国史”资料。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几经战火，生灵涂炭，典籍殆尽。五代后梁、后唐二朝，都曾想编修唐史，苦于材料散佚严重，未能着手。据当时的监修赵莹奏文说：“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囱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五代会要》卷十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修好《唐书》，赵莹按照唐朝及后唐“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原则，上奏征集专门性史料的办法，发动“三京诸道，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 （《五代会要》卷十八》）广泛搜罗有关唐朝的史料。由此可见，该书在纂修之初，就非常注意史料的搜集。

自唐初以来便有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的，主要有：姚思廉的《三帝纪传》、吴兢的《唐书》、牛风及的《唐书》、韦述的《续唐书》、柳芳的《续唐书》、于休烈的《续唐书》等等。其中最为主要的吴兢的《唐书》与韦述的《续唐书》。此外，唐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后晋年代短促，且为契丹所迫，连年用兵，石敬瑭父子对契丹族都自称儿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屈辱最甚的王朝之一。在这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能修成《旧唐书》二百卷这么一部历史巨著，又是“二十四史”中自《史记》以来最大卷帙的史书，当算是后晋一朝的突出致绩。

《旧唐书》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因有些纪、传篇幅过长，又分为子卷，故也有题为：“二百十四卷”的。该书原名《唐书》，后来为了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相区别，才改名《旧唐书》。该书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迄哀帝天裙四年(907)，记载了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四部，又是自《史记》以来“正史”中卷帙最大的一部。其特点主要如下：

首先，后晋去唐未远，因“安史之乱”的缘故，史料虽缺，文献尚存，当时条件下能搜集到的史料总算是大体完备，功不可没。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曾评说：“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又说：“《唐书》因载籍散失，历梁、唐数十年，未溃于成，直至晋始成书，则纂修诸臣搜剔补缀之功，不可泯也。”再加上《旧唐书》在纂修之时，于一般历史事实，详录旧史，不随便改动，因此《旧唐书》的修成，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史料。对此，《廿二史劄记》卷十六又赞曰：“家状送入史馆者，国史即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时，亦即用之，不复改也，惟全录旧文。而旧时史官，本皆名手，故各传有极工者。如《高仙芝》、《封常清》二传，似分似合；《常清传》内，载其临死谢表，郁勃悲凉，而继之以仙芝之死叹息数语，觉千载下犹有生气。又如《郭子仪传》，乃裴洎所修，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正由于《旧唐书》史料颇称丰富的特点，宋人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有关唐史的取材方面，多舍《新唐书》而取《旧唐书》，由此可见，从史料保存及其完整性上的考量，《新唐书》并不能取代《旧唐书》，《旧唐书》的最大贡献即在于此，其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由于参与过唐代“实录”和“国史”撰述的，如令狐德棻、敬播、许敬宗、吴兢、韦述、柳芳、令狐晅、于休烈、崔龟从等人，都是唐朝史学名家。故《旧唐书》本纪的前半部分，即穆宗长庆(82l一824)以前的部分，多采用唐代官修“实录”和“国史”旧本所记载的资料，取舍剪裁合适，文笔简明清晰。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而实际参与《旧唐书》监修与撰写的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吕琦、尹拙、王伸、崔棁、李崧等人，也都是五代时期优秀的史官。自宣宗以下的后半部分，多由他们依据新搜集的史料，精心结撰之作，也大都条理清楚，可资史鉴。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日知录》卷二六）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也说过：“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这些评论，颇为公允。

第三，该书“本纪”二十卷，包括：“《高祖本纪》一卷、《太宗本纪》二卷、·啸《高宗本纪》—卷、《则天武后》一卷、《中宗、睿宗》一卷、《玄宗本纪》二卷、《肃宗本纪》—卷、《代宗本纪》一卷、《德宗本纪》二卷、《顺宗、宪宗》二卷、《穆宗本纪》一卷、《敬宗、文宗》一卷、《武宗、宣宗》一卷、《懿宗、僖宗》一卷、《昭宗、哀帝》一卷。”所载内容，比较丰富，唐末昭，哀二纪，记述尤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评曰：“宣、懿、僖，昭、哀五朝皆无实录。既无实录，其事迹易致遗失，而晌时相去近，比宋敏求传闻更确，纂修者偶尔访求而得其详，惟恐泯没，故遂不惮多载之欤！此所载皆是实事。”

第四，“列传”一百五十卷，包括：“《后妃列传》二卷、《李密等列传》四卷、《宗室列传》九卷、《诸臣列传》一百八卷、《外戚列传》一卷、《宦官列传》一卷、《良吏列传》二卷、《酷吏列传》二卷、《忠义列传》二卷、《孝友列传》一卷、《儒学列传》二卷、《文苑列传》二卷、《方伎列传》一卷、《隐逸列传》一卷、《列女列传》一卷、《突厥等列传》九卷、《叛臣列传》二卷”，记载了有一千八百多人的事迹，保存了许多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例如：李密、王世充、窦建德、薛举等二十五人的传记，就记载了隋末人民大起义的情况。《黄巢传》虽列于《叛逆列传》之中，但保留了黄巢大起义的许多重要资料。在《儒学列传》与《文苑列传》等中，对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如魏徵、郭子仪、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姚思廉、孔颖达等人的生平事迹，均有较详细的记载。《方伎列传》则记载了天文学家僧一行、袁天纲，医学家孙思邈、张文仲，著名僧人玄奘等人的生平与成就，为后人了解与研究唐代的科技文化的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宦官列传》等，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中期以后政治昏乱的情况。《突厥》等列传中，有关国内外各少数民族的记载，分量比其他各史尤多，史料也比较可靠。所涉及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纪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录，唐王朝与朝鲜、日本，尼泊尔、印度、伊朗、阿拉伯等国的关系，对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中外交通史，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珍贵价值与学术参考意义。

    第五，该书“志”分：“《礼仪》、《音乐》、《历》、《天文》、《职官》、《食货》、《五行》、《舆服》、《刑法》、《地理》、《经籍》”十一门类，虽有简略之嫌，殊非完整的一代之制，然与《新唐书》的“志”相比，还是能反映唐代典章制度的概况，仍有参考价值。例如《食货志》中所叙及的唐代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颇称翔实，这对研究唐代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沿革与变化，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还保留了一些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的资料。《职官志》主要依据《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音乐志》主要陈述唐代雅乐的沿革，宫廷音乐的种类，并搜集太常乐章。史料主要来自唐国史音乐志等，颇为珍贵。《礼仪志》主要根据《大唐开元礼》，且多引用奏书，亦称详备。《历志》和《天文志》里，记录了唐代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比较完整的内容。《五行志》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 面的资料。《舆服志》记载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刑法志》载录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年（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经籍志》基本录自唐毋煚的《古今书录》，由于《古今书录》今已佚，故唐代开元之前“经、史、子、集”四部的书籍概况，赖以保存了下来，后人也可借此得知《古今书录》之大概，且志序也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

当然，该书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点与不足：

首先，由于该书纂修于后晋乱世，又出自众手，修撰时间短促，不可避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再因所掌握的史料多寡不一，部分本纪叙事，冗杂支蔓，如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武宗以下，则与前半部可以直接引用实录的情况不尽相同，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而某些列传的人物记述，又有仅列官阶履历，事迹极少，失之过简，或时有重复，或一人两传，或一事重见等现象，故后世学者对此曾加指责。

第二，十一“志”中，《历志》仅载及高宗朝；《经籍志》收录时限亦仅至开元而止，其后二百余年的著述，均无著录，且删去了《古今书录》各部类下的小序，开了此后史志目录无小序的陋例；《地理志》仅根据天宝十一年（752）的疆域区划，已不妥帖，州县迁革增损又每与前史重复。另外，在根据旧史的同时，少有检照，对一些历史人物及其事件的隐讳与溢美，亦在所难免。再者，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欧阳修和宋祁纂修《唐书》。欧阳修和宋祁的《唐书》刊布后，署名刘昫等纂修的《旧唐书》遂不再流传了。从南宋绍兴年间的朱倬刻本之后，《旧唐书》就一直没有重刻，湮没不闻。直至明嘉靖十七年（1538），浙江余姚人闻人诠自王延喆、张汴处收集到宋刊残稿，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了校对并重梓布行，史称“闻人本”。此后为了区别这两种《唐书》，才把后晋刘昫等所纂修的称为《旧唐书》，而将欧阳修、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命沈德潜等人对《旧唐书》与《新唐书》重新作了校勘，并同时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一，即成了清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百衲本是用南宋绍兴刊本残存的六十七卷，配以闻人铨本影印的。颇便读者阅读的有中华书局1975年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旧唐书》（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