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明史》

《明史》是一部记录明朝兴亡过程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最后一部。上起明洪武元年（1368），下至崇祯十七年（1644），凡二百七十七年的历史。该书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故向以材料翔实、体例严谨、叙事清晰、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全面了解与系统研究明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然而，又因纂修于文字狱盛行的清初，在康、雍、乾诸帝的旨意下，有碍清朝统治等内容，均被有意隐讳与窜改。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清）张廷玉等纂修。

张廷玉（1672—1755 ），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在康熙一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雍正元年（1723），升礼部尚书。二年（1724），转户部尚书。又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三年（1725），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晋文渊阁大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六年（1728），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1729），加少保衔。雍正八年（1730），因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清廷设军机处，张廷玉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董其事。张廷玉按照雍正旨意，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确立并完善了奏折制度。此后，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奏折制度成为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二者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雍正临终时，命张廷玉与鄂尔泰并为顾命大臣。張廷玉一生历康、雍、乾三朝，居官五十年。曾参与编纂《平定朔北方略》《御选咏物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清廷开馆编修《三朝实录》、《清会典》、《治河方略》、《四朝国史》《国史》、《明史》时，均受命为总裁。尤其是任《明史》检修总裁官，一统完成全书，为史学界所推重。乾隆十四年（1749），張廷玉告老致仕返乡。二十年（1755）三月，卒於故里。乾隆遵雍正遺詔，将萁配享太廟，諡文和。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明史》的纂修，是历代设馆修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前后参与修撰的人员达二、三百人，历时九十五年。整个纂修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顺治二年（1645）到康熙十七年（1678）。顺治二年（1645），即清入关的第二年，清统治者就已设立明史馆，下诏纂修《明史》，以内三院大学土洪承畴、冯铨、范文程等负责编写。由于当时史料缺乏，实录不全，献书者极少，更主要是政局不稳，反清复明活动此起彼伏，康熙之初又有“三藩之乱”。所以修史的条件不成熟，牵延时日，无果可言。

第二阶段：从康熙十八年（1679）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此时清朝平定“三藩之乱”，统治日渐巩固了。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博学弘儒科，延揽名士和遗民，号召三品以上官吏举荐，举荐不力者处罚。结果考中五十名，分一、二等，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参与编纂《明史》。此次纂修，以大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以卢君琦、彭孙逊、陈维崧、朱彝尊、尤侗、毛奇龄、汤斌、汪琬、方象瑛、潘耒等五十人为纂修。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分纂或自纂的明史拟稿，至今尤存。开馆之后，总裁徐元文还疏请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龄、黄虞稷、姜宸英、万言等著名学者入史馆。如果不愿到的，也可把他们所著的史书抄来。尤值一提的是，当时黄宗羲未来，而其弟子万斯同到了，他以布衣学者身分，馆于徐元文家里十几年，参预修撰《明史》，不署衔，不受俸。徐元文去职后，又先后以张玉书、王鸿绪为总裁。万斯同又受聘于王鸿绪，馆于王寓，先后审定《明史稿》两种：一为三百一十三卷本，二为四百一十六卷本，并称为万氏《明史稿》。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万斯同卒于北京王鸿绪家。王鸿绪总裁卸任归家后，即在万氏《明史稿》的基础上略加改动删削，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进呈《明史》列传二百五卷，于雍正元年（1723）六月，又第进“纪”、“志”、“表”、“传”三百一十卷。此即为王氏《明史稿》。

第三阶段：从雍正元年（1723）到乾隆四年（1739）。雍正元年（1723），清延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朱轼等为总裁，孙嘉淦、乔世臣、汪由敦、杨椿等纂修官二十五人，又以王氏《明史稿》为基础，再加以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最后定稿，并在乾隆四年（1739）付武英殿刊行。张廷玉《进明史表》曰：“聚官私之记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抵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在昔《汉书》取材于马迁，喀唐书》起本于刘响，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篇，用为初稿。”即现通行的《明史》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

另外，《明史》在“武英殿本”刊行之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命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砷、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刊颁行，用昭传信。”（《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32）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书勘定完成，收入《四库全书》。实际上，此次校勘主要是对有关人名、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等作了统一的改订，并就《本纪》中发现其他疏略及其论赞，也作了补证。

《明史》在长期的纂修过程中，主要取材于“实录”、“政书”、“私史杂著”、“ 邸报”、“方志”等等。例如：“实录”方面，明朝建国之初，就设有翰林国史院，置有修撰、编修、检讨、日讲官等，专负史官责任。二百多年来，虽未编成国史，但修了除崇祯一朝外的十五朝《实录》，可作修《明史》的基本材料。“政书”方面，明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徐学聚的《国朝典汇》、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邓士龙的《国朝典故》等等。“私史杂著”方面，邓元锡的《明书》、夏浚的《皇明大纪》、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史料》、何乔远的《名山藏》、朱国桢的《史概》、谈迁的《国榷》、黄宗羲的《明史案》、万斯同的《明史稿》、王鸿绪的《明史稿》、查伊璜的《罪惟录》、邵廷寀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温睿临的《南疆绎史》、焦竑的《国史献征录》、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录》等等。“ 邸报”方面，即朝廷内部传阅的材料，主要是奏章的底本，明后期史事多凭邸报。顺治、康熙年间因修史购求遗书，其中主要一项即是汇集的邸报。“方志”方面，李贤的《大明—统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曹学佺的《一统名胜志》等等。诸此，都为《明史》的纂修，奠定了可靠的史料基础。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是一部记录明朝兴亡过程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最后一部。上起明洪武元年（1368），下至崇祯十七年（1644），凡二百七十七年的历史，是全面了解与系统研究明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其主要内容及特点如下：

首先，“本纪”为纲，简明扼要。

该书“本纪”二十四卷，包括：“《太祖本纪》三卷、《惠帝本纪》一卷、《成祖本纪》三卷、《仁宗本纪》一卷、《宣宗本纪》一卷、《英宗本纪》二卷、《景帝本纪》一卷、《宪宗本纪》二卷、《孝宗本纪》一卷、《武宗本纪》—卷、《世宗本纪》二卷、《穆宗本纪》一卷、《神宗本纪》二卷、《熹宗本纪》一卷、《庄烈帝本纪》二卷”等十五纪。就卷数而论，“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若以字数而论，则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此为《明史》编纂体例的一个特点。显然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列载有明一朝之大事，其中以太祖、成祖二帝纪较详，这是《明史》纂修整体规划上的独到之处。另外，建文、景泰二帝，亦立专纪，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尊重史实，颇具史识。“本纪”中令人遗憾之处是未能给南明诸帝立纪，当然是因为清初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其次，诸“志”完备，材料精粹。

该书“志”七十五卷，包括：“《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历志》九卷、《地理志》七卷、《礼志》十四卷、《乐志》三卷、《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选举志》三卷、《职官志》五卷、《食货志》六卷、《河渠志》六卷、《兵志》四卷、《刑法志》三卷、《艺文志》四卷”等十五门类。该书“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礼、乐之顺序排述。

《天文志》出自汤斌之手。由于汤斌重经学，于天文则非所长，虽所撰《天文志》较为难读，然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第一卷先叙述了利玛窦的天文理论，再以我国古代的天文学说参证之，说明“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接着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洪武至崇祯年间的仪象（即天文仪器）的发展变化。第二卷与第三卷则记录了有明一代的天象变化。

《五行志》和《历志》也是汤斌执笔编纂的。《五行志》体例仿《汉书》及前代诸史，记自洪武至崇祯间所谓“祥异”之事。《历志》先叙明的《大统历法》，再介绍《回回历法》。由于崇祯时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创新，其《历法沿革》一卷，对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介绍较详，后徐光启等督修历法，重视西洋历法，也多用文字。《历志》除表之外还有“割圆弧矢图”、“侧立之图”、“平视之图”、“月道距差图”、“二至出入差图”等五图。均附于《大统历法》之中，简便易明，与诸史不同。

《地理志》对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总述，记其沿革，均以《禹贡》诸州为本。总述之后，再以府、州、县分述。后附都司、卫、所之设置沿革，内容颇为详尽可取，然亦间有漏误之处，后人有作考辨纠误者。

《礼志》首为吉礼，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诸坛、诸庙等。次为嘉礼，以宫中之礼为主，附有地方“乡饮酒礼”。再次为宾礼，除来宾之礼外，官民相见之礼亦属之列。宾礼之后有军礼。再后则为凶礼，述陵寝丧制。正符古五礼之制。《礼志》所述，官礼较详，民礼过简。《乐志》则主要记述了明代宫廷音乐的建制和发展，以及有明一代的乐器及乐章之制，保存不少的乐章资料。内容详实，可资参考。《仪卫志》与《舆服志》，内容亦与礼制相关，记述也较详尽。

《选举志》首为“学校”，次为“科目”，三则“荐举”、“任官铨选考察”。明初洪武重荐举，永乐以后，科目渐盛，荐举日轻，此种变化于该“志”中叙述清楚，颇为得体。

《职官志》亦为诸志之重。明初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设内阁。该“志”采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内及边的记述方法。南北两京官署，以北京为主，南京官专立于后，内阁叙述不详，而以六部为重，这种述记，很能体现明朝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明代土司制度，亦为一大特点，故末尾专立土官，文字不多，颇感完备。

《食货志》记载了明代户口、田制、赋役、漕运、仓库、盐法、茶法、钱钞、坑冶、商税、市舶、马市、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概况。将“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序》）《河渠志》则依旧史之例，分河而述，着重河工和漕运，其内容可与《食货志》互为补充。

《兵志》记有明一代军政之详。举凡：“京营、侍卫上直军、四卫营、卫所、班军、边防、海防（附江防）、民壮、士兵（附乡兵）、清理军伍、训练、赏功、火器、车船、马政”等等，均有涉及。《刑法志》则述有明一代之律文、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且记厂卫之事较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明朝特务政治的残酷。

《艺文志》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依经、史、子、集四部，仅录有明一代各家著述，为史志目录之一变，是了解明代目录学的不可或缺的史志目录。

第三，“表”便查检，编次谨严。

该书“表”十三卷，分为：“《诸王表》五卷、《功臣表》三卷、《外戚表》一卷、《宰辅表》二卷、《七卿表》二卷”等五类。“表”由万斯同主编，与其它诸史表相比，《七卿表》系仿自《汉书·公卿表》而增设。“七卿”即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

第四，“列传”详实，史料珍贵。

该书“列传”二百二十卷，分为：“《后妃列传》三卷、《诸王列传》五卷、《公主列传》一卷、《郭子兴等传》三卷、《诸臣列传》一百五十六卷、《循吏列传》一卷、《儒林列传》三卷、《文苑列传》四卷、《忠义列传》七卷、《孝义列传》二卷、《隐逸列传》一卷、《方伎列传>)一卷、《外戚列传》一卷、《列女列传》三卷、《宦官列传》二卷、《阉党列传》一卷、《佞幸列传》一卷、《奸臣列传》一卷、《流贼列传》一卷、《土司列传》十卷、《外国列传》九卷、《西域列传》四卷”。 “列传”是《明史》全书的主要组成部分，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二，可略分为“类传”和“专传”两大类。有重复事迹者，则举一人立传，他人在后各附一小传，系以事附传之体例。《外国列传》与《西域列传》，反映了明朝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明代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珍贵参考资料。其体例在基本沿袭旧史的基础上，创设了《阉党》、《流贼》、《土司》三传,符合明代的政治特点与主要社会实际问题。同时，“列传”亦多载名臣奏议等原文，史料价值甚高。

当然，由于《明史》也是众人成书，疏漏失误之处，在所难免。其最主要弊病当是该书纂修于文字狱盛行的清初，在康、雍、乾诸帝的旨意下，几经严格的增删、篡改，有关建州女真和南明史迹等有碍清朝统治等内容，均被有意隐讳与窜改。并在《明史》定稿成书后，焚毁了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造成了不可弥补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了掩盖了明朝的历史真象。

总而言之，《明史》向以材料翔实、体例严谨、叙事清晰、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反映出纂修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条”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最早版本是清乾隆四年（1739）的武英殿原刊本，而后有《四库全书》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清乾隆四年（1739）的武英殿原刊本出版了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此为目前最通行的版本。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明史》（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