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南史》

《南史》是一部系统记载南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四部。叙事上起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集中反映了南朝各代的盛衰兴亡。该书强调南北平等，“华夷”一家，且体裁变例，叙事完整；史料充实，内容丰富；文笔简练，条理明晰。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字遐龄，唐代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是一位有志于编著南北朝史的学者，但著述之事仅仅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卒于贞观二年（628）。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学的熏陶，倾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官修和私修史书的编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大臣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代史。魏征主持纂修《隋书》，年轻的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书的修撰。贞观五年（631），丁母忧，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回家守丧服阕。后被派往蜀中。公事之余，坚持编次所得之史料。贞观十五年（641），诏回京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再次进入史馆。当时，“五代史”早已在贞观十年（636）写成。但只有纪、传，而无志书。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又参加了该书的编撰。《五代史志》修成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即出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当时参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寿亦是其中之一。李延寿除前后3次参加修撰前朝史外，还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参与撰成当朝国史八十卷。

李延寿早年即怀有追终先志之抱负，《南史》和《北史》就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撰成的历史著作。他从贞观十七年（643）参加修撰《五代史志》开始，就为 “南北二史”的撰写工作准备史料，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纂修之暇，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为将来编撰“二史”积累资料。所依据的历史文献，除了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的“正史”外，还在当时可见到的诸家杂史、杂记，甚至一些易为忽视的小说短书中，网罗丛残，鸠聚遗逸，除其冗长，摭其菁华，考辨真伪，以广异闻。经过十六年的努力，终于显庆四年（659）独立完成了《南史》和《北史》的纂修任务。此外，李延寿最后还撰成了《太宗政典》三十卷。书成不久即去世，惜该书已佚。

《南史》八十卷，包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无志无表。该书是一部记载南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四部。叙事上起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集中反映了南朝各代的盛衰兴亡，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南北平等，“华夷”一家。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所载或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或芜词杂文过多，或琐言碎事俱缺。在李延寿看来，当时各国的史书都存在着南北对峙、互陈闻见、同异甚多等缺点，这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的不相吻合。《南史》与《北史》在思想上的价值，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岛夷”、北方“索虏”相互敌视的称呼陋习。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闰，把南北朝看成两个平列的历史整体，无所偏袒，给南北朝各政权以同样的历史地位。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作法，反映了盛唐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在具体撰述中，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删改了原有史书中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体裁变例，叙事完整。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曾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李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其父的未成稿，但最终并未遵循其父旧稿仿《吴越春秋》的编年体例，而是仿纪传体，并介于《史记》通史与《汉书》断代史之间的这种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南史》的“本纪”十卷，包括：“《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即是仿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列传”七十卷，包括：“《后妃列传》二卷、《宋宗室列传》二卷、《齐宗室列传》四卷、《梁宗室列传》四卷、《陈宗室列传》一卷、《宋诸臣列传》二十六卷、《齐诸臣列传》六卷、《梁诸臣列传》十卷、《陈诸臣列传》四卷、《循吏列传》一卷、《儒林列传》一卷、《文学列传》一卷、《孝义列传》二卷、《隐逸列传》二卷、《恩幸列传》一卷、《海南诸国等列传》二卷、《贼臣列传}一卷”，则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仅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前后贯穿，通为一篇。如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这种作法，曾引起后世某些学者非议，认为这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过多地采用家传的形式，一姓一族，不论时代早晚，集为一篇，父子祖孙同传，不应用于国史，这是南北史纂修体例的一大缺陷。但从实际情况出发，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的确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而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世族牵连附传，既便于读者检寻，又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第三，史料充实，内容丰富。如上所述，李延寿在撰写《南史》之时，除了依据宋、齐、梁、陈等“正史”之外，还参考了许多诸家杂史、杂记，甚至一些“小说短书”。所以，有人认为《南史》主要是据《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删繁补缺而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较能求其真。作者在删节原本的同时，也尽量充实了不少新的史料与重要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记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再由于唐初距南北朝相隔较久，故无需过多地为南北朝诸帝隐讳。如宋武帝使褚淡之杀晋恭帝、萧道成使王敬则杀宋顺帝，陈武帝使刘师知杀粱敬帝等史实，《宋书》、《南齐书》，《陈书》多为之避讳，而《南史》则直书无隐。在南朝四代二十四帝中，被杀的十三帝，被废的二帝，《南史》都具载其事，不像《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多所避讳。

第四，文笔简练，条理明晰。李延寿能将共五百六十六卷的记载南北朝的《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等八书篇幅，缩编为八十卷的《南史》与一百卷的《北史》，删繁补漏，事增文省，与其文笔简练，条理明晰，密切相关。总的看来，《南史》对《宋书》删削最多，约删去十分之五，六，对《陈书》删削较少。原因是在南朝四史中，《宋书》一百卷，原来的卷帙就最多。所删主要是 “本纪”中的一些册文诏令和“列传”中的一些奏议诗文。其中虽有不当之处，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八书”荒芜臃肿的弊病，读来十分醒目。由于《南史》与《北史》卷帙不繁，易于抄写，得到了较广泛流传。所以，后来的《新唐书·李延寿》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宋人陈振孙的《郡斋读书志》卷二《杂史类》云：“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也指出：“自《南北史》行，而八书俱微，诵习者鲜，故愈久而阙佚愈甚。”诸此可见，《南史》与《北史》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当然，《南史》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点与疏漏。例如：李延寿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过于崇尚门第观念，在李氏之唐朝，有故意借迷恋李氏先祖的光荣，来流露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再如：由于自己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又如：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于强求对文字的简练而不该删而删导致史实混乱不确切的，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如刘昶、萧宝寅、萧综、萧大圜、朱修之、薛安都等人，林邑、蠕蠕诸国，《南史》既有传，《北史》又为立传，实无必要。另外，既以《南史》独立命名成书，而仅有“本纪”、“列传“，而不修“志”、“表”，使南朝典章制度之大概，不能系统体现，也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现存的《南史》版本主要有：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等，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等比较通行。颇便读者阅读的有中华书局1975年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南史》（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