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14 16:58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楚 欣

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董仲舒画像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基础,盛行时间长达两千多年,这在世界上可谓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然而促使这一学说登上“独尊”高位的,并不是孔夫子本人,而是汉代的董仲舒。

汉代建立初期,统治者吸取强秦暴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随着政权的逐渐巩固以及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无为而治”的思想已远远不能适应,它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学说予以代替。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走向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著名学者,对《春秋公羊传》有很深的研究。相传他教的学生比孔夫子还多,以致于“弟子传以久久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学生教学生,一些学生从未见过董的面)。汉景帝时董仲舒任“博士”。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是个很有道德修养的人,学术界都非常尊敬他。但因黄老之学当时还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崇尚儒家之道的董仲舒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景帝死后,汉武帝即位,这位年轻的皇帝知道,要想在安邦治国方面有所作为,就必须拥有一批精英人物为他出谋划策,于是下诏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即思想家、文学家)。各地闻风而动,共推荐了一百多人,集中到京城,由皇帝亲自策问,其中就有董仲舒。

在“策问”过程中,董仲舒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一一作答。他们所谈的核心问题是天与人的关系,史称“天人三策”。

第一策的主要话题是“天命”。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百姓和乐”,“德泽洋溢”应如何做到?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之说对之。他认为,“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这些话的意思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国之君如果暴政失道,上天就会出灾害予以谴责,他若不检讨的话,上天还会再次以灾害警告,他再不改变,就只能走向灭亡了。如果一国之君政治清明,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日子也会一天天好起来。总之,天是有意识的,可以干预人事,人是受禄于天的。但人的行为也可以感动天,天人能够互相感应。

第二策谈了四个问题。一是黄老之道的无为与儒学的有为。董仲舒认为,此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但是今天,“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二是黄老之道的“尚质”与儒学的“尚文”。董仲舒认为,“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尚文很重要。三是任德与任刑问题。针对秦代实行韩非之说带来的暴政,董仲舒主张以教化与仁义治天下。四是现实问题。汉武帝问道,“朕夙寤晨兴……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我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却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这是为什么?董仲舒回应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天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这里所说的“王心”即王道,意思是,圣上您还没有从仁义的高度加以关注人民。接着他又说,“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针对“士素不励”和“长吏不明”两大问题,董仲舒对如何培养人才,任用各级官吏,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因为“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官吏任用的原则,“毋以日月为功”,而应“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官吏从世袭制转向选拔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转变,它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汉书·董仲舒传》因此指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第三策最为关键,即提出确立统治思想的重大问题。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之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意思是,除了孔子之术,别的言论都是“邪辟之说”,应该统统废止。汉武帝接受了这个主张,“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即独尊儒术)”。用儒家的经典培养人材,选用官吏也以儒学为标准,甚至用儒术粉饰法律。

虽然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飞黄腾达起来。原因是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还在,她讨厌董仲舒以及儒家。面对这位经常干预朝政倔犟的老祖母,汉武帝心中有数,没敢马上提拔董仲舒,而是把他派到江都去辅佐哥哥易王。

为了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董仲舒继续钻研“天人感应”之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高祖陵园和高祖庙先后发生火灾,搞得朝廷人心惶惶。董仲舒却认为这是宣扬灾变学说的绝好机会,便以这两次火灾为依据写了一篇文章,中心思想是,上天对朝廷的一些做法甚感不满,因此降灾予以惩罚。尽管汉武帝赞同“天人感应”之说,但“感应”的矛头直接指向他,还是接受不了,加上许多大臣对这篇文章激烈指责,众怒难犯,他只得下旨将董仲舒抓进监狱。按罪责,董仲舒“当死”,但对儒学好感的汉武帝还是网开一面,予以赦免。

晚年的董仲舒回到老家广川,专心于学术研究,写下了具有代表性的《春秋繁露》。对于《春秋繁露》书名的解读,唐代学者贾公彦是这样说的,“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意思是,《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笔者读《春秋繁露》,深感董仲舒为《春秋》作义,乃“借题发挥”,实际上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尊君的政治思想,为巩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君权神授”,他认为,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自然界草木的生长凋零,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上的尊卑贵贱,是天神“阳贵阴贱”的意志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神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授予的并按照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庶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之说,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他还说,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等的普通人,经过一番教化可以变善,下等的小人则注定是卑贱低微的,只能当牛作马。

对于董仲舒的一生,西汉的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的评价很高,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即伊尹和吕尚)亡以加。管晏(即管仲与晏婴)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然而刘向的儿子刘歆(也是著名的学者)对这个评价却有所保留。他说,“伊吕乃圣人之藕”,董仲舒虽然是那个时代的群儒之首,但还比不上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如果说“管晏弗及,伊吕不加”,显然是过誉了。《汉书》的作者班固将这对父子的看法,同时在《董仲舒列传》的末尾加以介绍,读来颇有意思。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儒学的发展过程。这个创立于春秋时期的学说,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它推向了封建社会正统而独尊的地位,然而此人对儒学的发展也有很多妨碍。他引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使之神学化;他还大力鼓吹“三纲”、“五常”、“三统”等专制皇权的封建伦理。董仲舒之后儒学的历代研究者,尤其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又对儒学进行了一次新的诠释。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时,这个两千多年老铺所“出售”的学说,已经不尽是“原生态”的孔孟之道,它还夹杂着许多别的货色。今天,人们对孔子和儒学需要加以重新评价,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毫无疑问,董仲舒的某些理论和主张应该也在剔除之列。



董仲舒著作



董仲舒撰的《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