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男女大防”观念

宋志坚

孔子画像

胡世庆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国文化通史》（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9月版）的第十章《士与妇女》中，是把孔子的“男女”观，与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儒家的“关系”观区别开来的，这一点十分可取。但也有其可商榷之处。例如胡世庆先生说：

在儒家孔子那里，妇女是受到尊重的，这有《诗经》为证。《诗经》第一卷《关睢》的第一句便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中众多的女性，她们或聪慧恬静，或调皮活泼，一个个都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可爱，温柔多情而又羞羞答答，少女外在之美与心灵内在之美互为表里。在《诗经》中可以看到完善的东方女性典型。《诗经》为孔子所编，如果不尊重女性，他会编出如此诗篇来吗？孔子还编《周易》（《彖下·家人》），认为父母同为一家之长，亦认为男女是平等的。不错，孔子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但仅为一时失控之语，并非他一贯的主张。

胡世庆先生所说的，确实可以“男女”关系一言蔽之，但它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这两个层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从孔夫子编定的《诗》中，确实也可以窥见他的“男女”观，但这不是男女各自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问题，或者说是男女之间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这是以情爱作为联结点的那种男女关系，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没有或尚未有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之距离问题。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类社会大概是经历过男女裸处的。衣衫之功能，首先是保温，然后是遮羞，实施“男女有别”之礼，乃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种进步。而且，在儒学之源头，男女之礼似也不像以后那么僵硬。

在《论语》中，孔子评说《诗》的有三条，一条是：“《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里仁》）另一条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可见，在孔夫子看来，男女之恋或男女之情，只要把握适中，本是无可厚非的，用《中庸》的话说，则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至于“适中”的标准，大概就在于“不淫”与“无邪”了。《诗》云：“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评点此诗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也就是说，真正思念的话，即使两地相隔再远，也是近在咫尺的。这是《论语》中孔子对《诗》的第三条评说。不仅是《关睢》，就是像这样的诗，如果放在明、清之际，大概都要像《西厢记》中的“我是多愁多病的身，你是倾国倾城的貌”一样被当作“淫词艳曲”，但在孔夫子看来，却是“乐而不淫”和“思无邪”的。这就不难理解，经孔子编定的《诗》中的众多女性，恰如胡世庆先生所说，“或聪慧恬静，或调皮活泼，一个个都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可爱，温柔多情而又羞羞答答，少女外在之美与心灵内在之美互为表里。”孔子毫不掩饰他对女性之美的欣赏，直言不讳地肯定男子对女子的追求与女子对男子的思慕的正当性。在这一方面，应当说，孔子的思想确实比较开放。

“男女授受不亲”这意思是《礼记》中就有的，叫做“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叔嫂不相通”，以及“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即女子从七岁起就要与男孩隔离，预设此“礼”之初衷，或许是未雨绸缪，以免未婚男女之间“来电”以至“走火”。人们一般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的出处，在《孟子·离娄上》。此中确有一段对话，专说“男女授受不亲”。孟子在与他同时代的齐人淳于髡对话时，按照他们之前的男女之礼，对淳于髡提出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淳于髡提出的问题相当刁钻：既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那么，嫂子溺水了，小叔子援之以手去救，岂不于“礼”有悖？这可不仅是以手碰手的事，说不定还得把嫂子从水里面抱出来背出来呢。孟子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他认为事情总有变通，“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还谈得上什么礼与非礼！可见，在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那边，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灵活处理的，他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死守教条。

淳于髡与孟子讨论的只是一种假设，西汉酷吏郅都任中都尉时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伦理难题：郅都跟随汉景帝以及贾姬一起去上林苑，贾姬如厕，一头野猪闯了进去，景帝目示郅都，要他进茅厕去保护贾姬不受野猪之伤害，郅都却硬是不肯“援之以手”，他当然不是怕死，不是怕与野猪格斗，只是碍之于“男女授受不亲”之“礼”——男女之间连手碰手都不行，一个大男人能在女人如厕之时闯进茅厕去吗？遗憾的是，郅都对这个伦理难题的实际解答，远比孟子逊色。在他那边，见死不救是可以的，触犯“男女授受不亲”之“礼”却是万万不可。

在日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男女之“礼”越演越烈，男女之“防”越来越严。关于“男女关系”的思想禁锢也越来越紧。宋儒苏辙著有《论语拾遗》，有专家说，此著最大的特点是以佛理入《论语》。例如，在释“思无邪”时说：“惟无思，然后思无邪；有思，则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物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然而，倘若撇开了那些“外无物，内无我”之类的佛理，苏辙这一番话，岂不就是对于孔子所谓的“思无邪”的直接否定？清人姚元之在他的著作《竹叶亭杂记》卷7中记载的一个实例，与孟子和淳于髡所交谈的情形极为相似，观念却是迥然有异：道光十一年，安徽桐城水灾。一女子被大水淹及腰部，有男子伸手救援，拉了女子的左臂。女子居然立马哭诉她几十年的贞节被这一陌生男子毁了，并抢下别人的菜刀砍下自己的左臂。姚元之为之赞叹，称此为“穷而贞者”。这种情况，鲁迅自然是注意到的。早在1907年所作之《摩罗诗学说》中，他在言及“诗言志”与“思无邪”的矛盾时，就说到后世之诗，“倘在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则交口非之”。在此27年之后，即1934年，他又在《古人并不纯厚》一文中说：

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倘以孔孟为儒学之源头，那么，经过两千几百年的历史流变，儒学在许多方面也会变得面目俱非的，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因为僵化而将其推向极端，因为世俗而使它变得圆滑。男女之礼，也在历史的流变中，被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多少“正人君子”的人格分裂，就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出现。这种男女之礼遭到五四运动的冲击，实乃势所必然。然而，千年流传的痼疾，并非那么容易就被割除。即使在遭到五四运动的冲击之后，也时有死灰复燃之迹象。例如，1934年，就有广州市公安局根据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的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对此，鲁迅曾予以辛辣的嘲讽：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