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天地别样红

林思翔

出福安城往北，经潭头镇区后沿蜿蜒山路前行，越过几座山，再绕过几道湾，便进入了俗称福安北区的腹地山野。老区基点村太逢、东坑就坐落其间。它们背靠茫茫群山，山势陡峭，林木繁茂。沿山东出，可抵范坑；西进、北上便到寿宁斜滩、竹管垅、南阳等地。源于东山的长溪，从两村穿境而过，整日潺潺作响，像是一条白练把两村紧紧连系起来。两村相距仅二三里地，东坑居溪上游、太逢居溪下游。可能是下游地势略微平坦，因此，太逢村比东坑村大些，人口也相对集中，四五百户的村落成了当年这一带方圆数十里地盘的物资集散地，一处商品交易市场，曾经红火一时。

地处偏僻、耕地稀缺的这块地方，因耕作条件差，原本就收成少，温饱困难。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苛捐杂税，抓丁派款，更使百姓雪上加霜，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这些苦大仇深的穷苦农民，最易接受革命道理的宣传。而这里地僻人稀，山高林密的陡峭山地也给革命活动造就了有利条件。

福安县革命委员会纪念碑（林思翔 摄，下同）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清剿共产党组织的白色恐怖日子里，中共福安组织将工作重心从城镇转向农村，把革命火种播向这片蕴藏着巨大反抗力量的土地上。叶飞、马立峰、詹如柏、曾志等革命先辈都在太逢、东坑一带领导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1933年春，由于国民党当局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和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加上上年的天灾水患，农事大受影响，秋季收成极差。广大贫苦农民春节刚过，粮食已尽。饥饿和死亡严重威胁着无数生命，广大农民悲痛至极，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时福州中心市委提出，要把发动春荒分粮斗争作为闽东北最中心的斗争。

党的号召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它像一团烈火点燃福安各地的无数干柴，一场春荒分粮斗争迅速在全县全面爆发。广大饥寒交迫的农民，在游击队、红带队和自卫队的领导和保护下，如潮水般涌入地主豪绅的家中，名为借粮，实则分粮。

福寿苏维埃政府成立旧址

这场春荒分粮斗争矛头直指乡村地主豪绅，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甘心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镇压这场分粮斗争，地主豪绅勾结反动派大肆捕捉杀害农会骨干、烧毁房子，企图迫使农民屈服，放弃斗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春荒分粮斗争中，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打击敌人，成为群众开展斗争的坚强后盾。

这场声势浩大的春荒分粮抗捐斗争，震撼了地主阶级在乡间的统治地位，也使得更多的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聚集在工农革命武装之下。就在这种形势下，1933年8月1日，在全世界反帝纪念节日子里，福安县在太逢村后山的一座民房里召开由各乡革命群众大会产生的代表大会，成立了福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福安县革命委员会。如今90年过去了，当年开会的楼房犹在，为一座三层楼民房，三楼还有一条便道通向山坡，为当时开会时万一遇到情况的疏散通道，楼房已修葺完好，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福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旧址

代表大会正式选举革命委员会委员18名。主席詹如柏，副主席郑宗玉，肃反委员林江弟，军事委员江平，文化委员曾志，粮食委员郑起奎，土地委员林发黄，财政委员詹嫩弟。

福安县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发出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告，革命委员会是“穷苦人自己的政府”。布告还指出：“封建的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在反动统治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的掩蔽之下，已经走向榨取广大穷苦群众最后一滴血的阶段，使劳苦群众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这吃人的社会，到了今天再不能延长了，它已经决定了死亡的命运。”福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北区的各区、乡、村亦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级政权还建立了赤卫队、红带会，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借粮和分粮斗争。

紧接着，福安县革命委员会又发布第二号布告，对打土豪借款和分粮斗争中具体问题作了规定。比如规定：“各村革命委员会赤卫队打土豪、借款须经区革命委员会打条盖章许可，否则，均作土匪论处，由区革命委员会捉拿严办”“如有不良分子借革命团体名义，私行打土豪、借款、抓人，均作为土匪。一经查觉，立即执行枪决。”等等。正是有了这些规定，使打土豪和分粮斗争得以健康发展，密切了红色政权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力推动了福安革命斗争的发展。陈挺将军后来回忆说：“福安县北部山区农民的‘五抗’斗争开展得最早，规模也最大。东坑、太逢、咸阳等20多个大小村庄组织农民集体抗租。”斗争的烈火燃遍福安北部地区，烧红了福寿边区。

福安县革命委员会，是福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穷苦人民自己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的闽东北土地革命，已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新阶段。

这年冬天，福安中心县委在甘棠鹳里召开执委扩大会后，福安各地各级党组织纷纷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与福安交界地区也新建了边委（县委）。1933年底，在东坑村成立了中共福（安）寿（宁）边区县委员会。书记范铁民，组织詹嫩弟，宣传叶家竹，委员林金书、缪明出、林良森、林江弟。翌年1月，边委改县委（后县委机关迁太逢、棠溪等地）。苏区全盛时，下辖福安境内的上北、下北、西北、东北和寿宁境内的含溪、阔丘等6个区委。“20个支部，80多个党员（不完全统计）”。

过了不到半年，1934年5月，福寿县苏维埃政府在东坑福庆禅寺成立。主席叶秀藩。下辖6个区苏（后来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迁往太逢、棠溪）。如今犹存的苏维埃政府旧址，屹立山坡上，默默地为人们讲述着当年这大山深处烽火连天的革命斗争故事。

在太逢、东坑相继成立的福安县革命委员会、中共福寿边委和福寿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地主豪绅十分恐慌，他们伺机反扑。1934年春以来，国民党当局在镇压了十九路军之后，重新开始调集兵马从福州、浙江两路进攻刚刚创建的闽东苏区和红军。在他们的撑腰下，地主豪绅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大量建立和恢复反动民团刀会，在苏区内兴风作浪，烧杀掠抢，进攻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行动，企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34年8月27日，东坑村遭遇开基以来最大的劫难日。这天凌晨，国民党动用驻扎在赛岐的教导团，在寿宁等地反动民团大刀会配合下，趁着黎明时分，兵分三路从范坑、洪门岗、太逢三个方向齐头并进，围剿东坑村，疯狂纵火焚烧民房，一时家家起火，火光冲天，全村遍地残墙瓦砾，还烧死了3个村民。全村一千多人居无房，身无衣，食无粮 。劫难后，全村人丁大减，田园荒芜，“五年没听鸡打鸣，十年未闻婴儿声”。上千人的村庄到解放时仅剩280多人。

大劫难更激起了人民群众对反动派的仇恨，锤炼得更加英勇顽强。许多年轻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在对敌斗争中，东坑村有21位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太逢人民英勇不屈，顽强斗争，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福安烈士名录》记载，太逢籍的烈士就有40名。烈士林中树，生前系中共福安上北区委委员，1935年不幸被敌人抓获，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敌人无计可施，用石头将他活活砸死，在雨点般石块砸下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苏维埃政府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51岁。上北区区委委员林惠坤在遭敌人突袭时，大腿中弹负伤被捕，凶残的敌人将他砍头杀害，时年40岁。敌人手段残忍至及，英雄正气感天动地！

当年，还有个“独腿战士”深受北区乡亲们尊敬。他叫林其鸿，是闽东北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队员，在詹如柏、江平的带领下，几进匪巢敌营与敌周旋，英勇战斗。1933年9月17日，游击队领导人江平到深山密林的百丈坑一带养伤，不幸被敌残杀。第二天，林其鸿强忍悲痛，发动群众冒险买了一口薄棺安葬了游击队领导的遗体。却引起敌人对他的追杀，不幸被打断右腿。这位“独腿战士”仍以顽强的毅力活跃在革命队伍里，坚持与敌斗争。解放后他又带领当地乡亲修了江平墓，并刻“民族英灵”碑，向烈士表示敬意。“独腿战士”林其鸿也倍受人们尊敬。

我们来到潭头时，正值盛夏。走在有着“芙蓉李之乡”美誉的潭头镇的乡间山道上，一路可见李树成片，茶树成行，郁郁葱葱，一派青绿。绿水青山正在转化为金山银山。地处大山深处的太逢、东坑村民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村委会的围墙和革命旧址里都书写、张贴着许多红色文化的宣传图文，向人们展示这偏僻山村曾经的光荣，让人们了解这里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出的重大贡献。红色的围墙，红色的遗址，红色的村庄，这方天地别样红！

（本文原载于《闽东日报》2023年8月27日，有关史实参阅了福安市有关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