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晚年思亲念友游故地

钟兆云

一

在常人眼里，革命家戎马倥偬，在血雨腥风中锻就一身铁胆钢魄，四海为家，乡土观念淡泊了。其实，他们的心底也同样流淌着一条长流不止的思乡之河！因为故乡珍藏着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有着他们熟悉的乡情、乡俗和乡音。更为重要的是，故乡是指引他们踏上革命征程的起点。

当贺敏学重新踏上那条别梦依稀、神牵梦萦的归乡路之时，已是八旬高龄，完全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笔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真实写照，比毛泽东的“故园三十二年前”离别的时间还翻了近一倍。

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是上海人，她和贺敏学在新四军部队结婚时，虽然公公婆婆均已仙逝多年，但一直想到丈夫的家乡江西省永新县去看看。战争年代没条件，1949年后贺敏学又没回江西工作，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从南京忙到上海，忙到西北，忙得公而忘私。

1958年炮击金门前，贺敏学受命到福建省担任副省长。福建与江西毗邻，李立英又主动提及回江西的事，但贺敏学说：“有些事，看了心里难过、伤心，过两年再说吧。”李立英不知道什么事会让丈夫看了难过，也就没有吱声。江西省主要领导邵式平和方志纯曾先后写过几封信来，邀请贺敏学回江西家乡看看，并表示要派专车来接。他们中，一个是贺敏学尊敬的老大哥，一个是与毛贺两家有着特殊关系的朱旦华的丈夫，但贺敏学就是没有答应。李立英不解地问：“江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人家请你，派专车接你，你也不去？”贺敏学也没有作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过两年再说，等群众生活过得好些，再回去不是更好吗？省得一回家老百姓就哭穷。”这一过就不是两年，到后来林彪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没有贺家一份功，想到当年被误杀的结拜兄弟袁文才和王佐这对“井冈双雄”，曾被毛泽东当面称为“上井冈第一”的贺敏学，心有千千结。而后“十年浩劫”，贺敏学既不想回去，也不便回去了。

1984年4月，贺敏学胞妹贺子珍去世后，他赴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生命规律的神秘莫测，使他决定趁身体尚好之际，完成回乡夙愿。恰逢永新同乡、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等人相邀，他便上路了。除妻子外，女儿女婿连同外甥都去。他行前规定：“到江西后，不许声张，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事先置办了一些送给乡亲的见面礼，考虑到永新人因为缺碘而易得大脖子病，还特地买了几十斤含碘高的海带。

二

贺敏学率家人坐火车到南昌后，江西省委派了一部小中巴，方便他们沿途参观，并到老家永新县和井冈山。贺敏学虽然行事低调，但他回江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路都有革命老人和党史、文博部门的人及记者跟随、求见，或采访，或取证。贺敏学不厌其烦地讲解，同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了解事情要全面，不要断章取义，只取中间一段，事情总是有前因后果的，有时还十分曲折。”

吉安是贺敏学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是妹妹贺怡的坟茔之处。贺敏学率家人在吉安地委书记李立的陪同下，专门到贺怡墓地祭奠。贺敏学在妹妹墓前站立良久，一任热泪潸潸而下，李立英和亲人们跟着哭了，陪同人员也都泪流满面。从吉安到赣州后，贺敏学给父亲贺焕文扫了墓。让他欣慰的是，早在1955年，父亲就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后来又为他迁葬黄土坡。这里墓地宽敞，景色秀丽，墓门立横匾石碑，上刻“革命先烈”四个大字。

井冈山是贺敏学必去之地。此时的茨坪，已成为井冈山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接待中心，各式新型建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掩映在湖光山色、绿树花丛中，俨然一座风景秀丽、环境优雅的高山旅游城。位于茨坪中心大道北侧小山岗上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和塔前的红军烈士墓浑然一体，庄严肃穆，四周松柏常青，更显英魂。看到络绎不绝的瞻仰者，贺敏学感慨有加：“这才是对英烈们的纪念呀！”

参观完茨坪革命旧址群，贺敏学带着全家人又来到朱德1962年亲笔题写馆名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他认真观看博物馆内的件件文物、张张照片，以及陈列的图表、模型，对工作人员说：“博物馆是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事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一定要利用好。”

随着公路的修通，黄洋界天险已不复存在，可她的雄、秀、幽、奇却永远地和中国革命史联在一起。雄风浩荡，站在黄洋界保卫战纪念碑前，举眸眼前像火一般燃遍满山遍野的映山红，人们的诗情画意油然而生。贺敏学讲述了当年自己和几位战友扛炮上黄洋界，打退围攻之敌的往事，并情不自禁地吟哦起毛泽东那首脍炙人口的词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执着，对毛泽东的感情，贺敏学有着比花岗岩更坚固的信念。

画家笔下的当年黄洋界的大战

贺敏学惊喜地看到，当年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及军械处、公卖处、红军被服厂、教导队、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和红四军军部等旧址，保存如故，且已按原貌修复一新。毛泽东的旧居陈列着毛泽东和朱德当年用过的床、草席、桌凳、竹筒铁盏青油灯、马灯、地图、圆形大砚台和毛笔、箩筐、扁担等物品。当年红军将士吃过的红米、南瓜、秋茄子也陈列在堂屋里。在大井毛泽东故居，仰望挺拔茂盛、生机盎然的海罗杉和凿树，贺敏学深深地为它们在血腥风雨年代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思绪万千。他一边参观，一边听讲解，不时还对讲解中出现的错误作出更正。他的记性很好，许多事情都说得准确无误，连搞档案的人都为之佩服。对一些旧居旧址，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修正，以接近原貌。

井冈赤子贺敏学在阔别半个多世纪后再回来，井冈山纪念馆和党史部门哪能放过！贺敏学也确实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左”的束缚尚未涤荡清除，贺敏学为此还语重心长叮嘱他们：“回顾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抛开当时的情况。”

贺敏学回井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茨坪和大小五井。他每到一地，总少不了和乡亲们围着方桌坐下，聊家常，询问生活和生产情况，鼓励他们除了发展粮食生产外，还要注意发展手工业生产。他指出，井冈山到处是毛竹，遍地是箬叶，可以组织起来，多编些雨帽和竹器卖出去。

贺敏学深切怀念已作古半个世纪的袁文才和王佐。“文革”期间，他抚养的一位烈士之子曾到井冈山串联，回福州后，贺敏学问他看到和听到了什么。得知人人称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他愤然有声，说：“他们不是土匪，曾经当过绿林好汉，后来在我们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没有他们，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如今身在井冈，他焉能不思及念及当年威震八方的“井冈双雄”呢。他不胜感慨地对李立英说：“1930年2月24日晨，袁文才和王佐同时被错杀，倒也应了1926年他们在宁冈茅坪磕头结拜时的盟誓：‘既是同年生，亦愿同时死。’”

贺敏学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赠送了礼物。谢梅香住在茅坪，年纪虽大，身体还好，穿着也清楚。她握着丈夫当年的中学同学之手，用客家话说：“当年你和选三（袁文才小名）好，可选三死得冤啊，毛主席给他平了反，这些年党和政府对我们家也有照顾，感谢共产党啊！”她告诉贺敏学，1965年5月，也是井冈杜鹃红时，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宾馆特地接见了她和王佐的妻子，一见面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一如当年那般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亲切慰问，并一起合影。

贺敏学情动于衷地说：“选三大哥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我们要永远感谢他，同时，也感谢你相信共产党。”当着谢梅香的面，贺敏学不能多说袁文才，他后来对李立英说：“我怕一讲开，要掉眼泪。”

谢梅香谈兴很浓，回忆了当年井冈山斗争的许多细节，唱了客家山歌，特别说到了贺子珍：“我和子珍感情好，子珍没结婚时我们经常睡一张床呢。”

贺敏学与谢梅香相坐甚久，既缅怀作古半个世纪的同学袁文才，又抚慰他的未亡人。

贺敏学携家回到永新故里，还真应了古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情境。不过这也好，省得兴师动众。

老家黄竹岭处在深山密林中，交通不便。这个原本无名的村落因为“闹红”，因为贺敏学亲自在村里建立了永新县东南特区，使得在土地革命期间备受国民党“青睐”，先后多次整连整营地翻过一座座山头到此，一遍遍荼毒蹂躏这块土地。贺敏学的叔伯兄弟和革命群众50多人就这样惨遭杀害。

1949年后，黄竹岭的乡亲找到贺敏学，要求他给有关领导打招呼，对这个为革命做出过惨重牺牲和重大贡献的村庄，在招工、提干、拨款、救济等方面给予关照。贺敏学却说：“黄竹岭的建设县里会按照情况进行计划安排，至于招工、提干等方面，我没有这个特权，一切由当地组织考察、任用。”由是这般，这个山村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凭他的关系“奔出去”的。

黄竹岭今貌

贺敏学的清正廉洁，曾招致非议和不解，有人甚至还挖苦说：“你们黄竹岭出了‘三贺’（指贺敏学、贺子珍、贺怡兄妹）这样的大人物，却还是这个穷样子!”其实，对家乡建设，贺敏学并非是置之不理。当得知黄竹岭解放多年还是羊肠小道，孩子们上学要走五六公里山路，没有电灯、电话、广播，遇上天旱群众两眼望天的情况后，他十分心痛，几次写信给当地干部，还对前来找他的家乡来人说，一要争取政府支持，二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依靠大家的力量和智慧，是可以把家乡建设好的。他还拿出自己有限的积蓄支援村里建设。贺敏学给黄竹岭带来的“实惠”并不多，却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世人树立了革命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公无私的崇高形象。

阔别多年再回黄竹岭，贺家宅基已经找不到了，乡亲们把这里改作了稻田，只有那田埂上残存的两堵矮矮的土墙，诉说当年的悲壮一页。让贺敏学感慨的，除了这两堵残垣，还有田垄边劫后余生的柏树和杉树，当年它们屹立在祖家门前，曾给他们兄妹带来欢乐和清凉。

贺敏学夫妇沿着田埂，和百姓一一握手，嘘寒问暖，分赠礼品，并和乡亲一起合影。看到黄竹岭原先那条羊肠小道已铺成了公路，村里建成了小学，电灯亮了，广播通了，他深感高兴。但比起很多地方来，家乡还是落后贫穷的。面对现状，他说：“解放了这么多年，老百姓还没过上幸福理想的生活，我们共产党人有愧呀！”他同时也宽慰乡亲们：“我们不能被困难打倒，现在国家搞经济建设了，搞改革开放了，大家要像当年革命那样，拿出热情和勇气来，只要努力，幸福的生活总会到来。以前我离开家乡时，黄竹岭的竹子有碗那般粗大，你们现在把竹头都砍了，只砍不种，这怎么行？”

依依辞别黄竹岭，贺敏学带一家人直奔永新县城。

走上城南那条窄窄的石子路——南街，来到一座三间门面宽的两层建筑前，贺敏学眼前一亮，这就是从黄竹岭搬到县城后的家，三兄妹闹革命的源头所在，父母还在这里开设了“海天春”茶馆。他记得，南街是条热热闹闹的商业街道，从早到晚人流不断，他们家的茶馆也是终日熙熙攘攘。他还记得，这里摆着十几张八仙桌，母亲温吐秀提着一把铜壶，笑盈盈地为茶客们添茶续水，父亲贺焕文经管着账目，旁边是一个宽大的灶台，终日炉火通红，上面放着多把茶壶。

掀开回忆之窗，贺敏学告诉亲人们：“贺家的生活当年比较宽裕，家中有田地，城里有店铺，吃穿不用愁，但三兄妹却还是选择了革命道路，为此不惜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家族中有20多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在一些人看来是‘自讨苦吃’，但我们的流血牺牲，是为了让天下百姓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舟车劳顿，回乡行程前后有半个多月。一路上，贺敏学所思所想所忆，对随行的亲人触动颇大。小女婿见他对革命斗争史是那么的熟悉，问他为何不写个回忆录。贺敏学道：“历史，历史，人死后才写的。”

三

晚年的贺敏学，最想故地重游的地方，除了江西老家，便是西北。他在建工部西安管理总局领导岗位4年多，为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过重要贡献，那里有许多尊敬他也让他耿耿难忘的部属。他还想到革命圣地延安看看，寻找一些精神上值得慰藉的东西，也给魂归此处的母亲扫墓。

一年多后的西北行，妻子李立英因为腿脚不方便没有跟去。倒是老战友、时任福建省政协主席的伍洪祥及其妻尹峰，欣然做伴，也想着在结婚地延安旧地重游。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袁改得知，也加入队伍，顺便回陕西看看。

贺敏学（左四）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贺敏学对母亲怀着深切的感情，曾数次哭母。母亲在延安去世后，贺子珍人在苏联，还是毛泽东出资请人下葬的，后来延安遭胡宗南部队轰炸，母亲的骨灰和墓址下落不明。解放初期贺敏学在西安工作，原本有条件到延安寻找母亲的骨灰和墓址下落，但诸事缠身，也不想为此惊动有关部门，直到1958年受命调离西安前夕，才嘱秘书孙海林代他到延安寻找。孙海林冒雨到延安，但原先墓地的地形地貌都已改变，无从寻找，只好拍了许多照片回来。

后来，陕西方面派人来福建慰问老同志，得知贺敏学的家事，主动表示要设法寻找。找了一年多，回话说不好找，但在原中央医院后面为贺母立了碑，上写贺敏学、贺子珍敬立。贺敏学的心也就安定下来。

贺敏学到延安后，在老战友伍洪祥、尹峰夫妇及张广敏等人陪同下，直奔母亲墓地，献上鲜花，口中呢喃。这是他第一次来延安为母亲扫墓，他知道，也会是最后一次。

到西安后，贺敏学轻车熟路找到了西管总局，现在成了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办公楼。得知老局长贺敏学回来，在西安的旧部奔走相告，纷纷前来看望。贺敏学笑容可掬地叫着部属们的名字，和他们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谁谁没有来，一定要把他的问候带到。大家簇拥着老首长，在原西管总局大门口合影留念。

要宴请的部门和部属很多，但贺敏学几乎都谢绝了，只和部属们聚了两餐。大家无拘无束地话离别、诉衷肠，相互鼓励要为国家建设再奋斗几年。会面和聚餐气氛融洽，人人心情愉快。

贺敏学回闽时，老同志们都依依不舍，成群结队自发前来送行，不少人还流了热泪。那份情景，让年轻干部毕生难忘。他们从贺敏学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风范，学到了为人做事的准则。

四

1988年春节，贺敏学抱病参加了福建省委在梅峰宾馆召开的团拜会。3月6日，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贺敏学因病重未能出席，还专门交代家人要替他请假，并表示，我已不能工作，把名额让给别人。

贺敏学生病后，妹妹贺怡的孩子们一个个赶到福州探望舅父。在他们的心目中，妈妈死后，舅舅就是世界上最亲最好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贺敏学在上海，和贺子珍一起抚养妹妹贺怡的孩子。他对妹妹的孩子视同己出，既充满慈爱，又十分严格，谆谆教育孩子们：第一，不要打父辈的牌子，在别人面前，不要讲自己是什么人的孩子，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吃苦耐劳；第二，我们贺家都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缺的是专家教授，现在国家需要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你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些话，对孩子们确立毕生的志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贺怡的一个儿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后，要舅舅、姨妈带他去见毛泽东。贺子珍开口便骂：“傻孩子，你读你的书，管什么事呢！你一个小萝卜头，不被江青害死，才怪呢！”贺敏学也对他和其他孩子说：“你姓贺，不姓毛，你们不比娇娇（李敏），她是主席的亲生女儿呢！”贺敏学、贺子珍千方百计要为妹妹和毛泽覃保留香火。道理讲清后，孩子们也就释然了，以后在填写各种登记表时，都把这层关系隐去，尽量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世。

1956年，贺怡的长子贺麓诚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苏研究生，组织上连衣服、皮箱都给他买好了，派他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俄语。一年之后因中苏关系变化而未能出国读书，他对此颇有情绪。贺敏学专门找他谈了大半天话，做通了他的工作，他很乐意地接受了国家的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正如舅舅贺敏学教诲的那样，“父辈是父辈，你是你，不该去沾这个光”。他在北京从未以自己的身份，去找过毛泽东，一直默默地奋战在国防科研战线，用智慧和汗水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出色成绩。这次得知舅舅病重，他特地从北京赶来，谈起了去年的井冈山之旅——看到了姨妈贺子珍的塑像，看了舅舅在井冈山的革命史料展览。他静静地听着，当外甥谈到袁文才、王佐时，躺在床上的他忽然举起了双拳，说：“袁文才很相信我，听我的，所以我和袁文才在一起。王佐会武打，我从小学过武打，他打不过我。”

谈到贺家一门中有数十位亲人为革命献身，贺敏学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对外甥说：“你们好好地为国家做贡献，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们工作有成绩，为死去的亲人争气，我就死而瞑目了！”

在最后的岁月里，贺敏学依然关心着国计民生，经常询问外边的情况。移住福州鼓山疗养院后，他还接受了南京军区《陈毅传》创作组的采访。逝世前一个月，又接受了上海《建工报》记者的采访，谈了解放初期上海的建设情况。上海《建工报》记者代表上海建筑界，向这位“开创上海建筑业的元老”赠送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字轴，表达上海建筑工人对他的深切思念和问候。

1988年4月26日，这匹长年为革命伏枥的老骥，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84岁。福建省委把贺敏学的悼词电传给中央组织部，中组部根据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特地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称谓，并给予追授正部级待遇。

1988年5月8日上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西湖宾馆礼堂为贺敏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礼堂前厅的正面屏风上写着“无产阶级革命家贺敏学同志永垂不朽”。两边墙上挂着众多挽联。其中，开国上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的挽联最是引人注目，其云：“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在华东野战军、福建省两度共事的伍祥洪对贺敏学相知甚深，他的挽联也写得情真意切：“井冈擎红旗，紧跟朱毛行，献身为主义，不图功禄名；革命六十载，坚贞贯一生，典范鼓来者，竞赴新长征。”贺敏学在新四军的老战友、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的挽联是：“论英雄数公为上，为革命至死方休。”

追悼会上，福建省文史馆馆长、著名剧作家陈虹声音哽咽地说：“贺老啊，你现在有‘家’可归了！”此语一出，立即引发一群旧部的感慨，大家都是热泪盈眶。虽然贺敏学在生前受过许多委屈，屡遭坎坷磨难，并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但在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倦奋斗一个甲子之后，盖棺论定，党中央终于对他作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陈虹回到家里，含泪挥毫作就《哭贺公》一诗。

贺敏学作为大革命时期的永新县委书记，毛泽东曾赞誉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1949年后行政级别只有8级，一辈子没提，直到逝世后才定作正部级待遇。这个“正部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可以看作是组织上对他过去不公待遇的一种补偿。组织上还提高了贺敏学妻子、福建省物资厅副厅级离休干部李立英的待遇。当福建省委秘书长向李立英传达享受贺敏学生前待遇（司机、炊事员、保姆三大员不动）的中央决定时，李立英却说，这是组织上对贺老的关照，现在贺老不在了，我不应再享受这样的荣誉和待遇。最后，她只同意保留炊事员。

贺敏学生前7次负伤，腰部有颗子弹一辈子也没取出。遗体火化后也未能找着，估计是和他的身体一同熔化了。他的遗物清理很简单，除了两套咔叽布外套及内衣裤外，存款不足千元。

1989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的骨灰在妻子李立英等亲属护送下，安放在肃穆、庄严、雄伟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这位井冈山的儿子，为着心中的理想，离开故土，离别乡亲，南征北战，英勇奋斗60载，今天化作一缕青烟回来了，化成一抷泥土回来了！巍巍井冈张开双臂，把儿子拥在宽厚、坚实的怀中，清清山泉是他流出的激动的泪水。

开国上将、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情动于怀地拿起了手中的笔，向世人叙说：“敏学同志自井冈山参加革命以来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不愧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3期，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