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 堡 风 云
林思翔
透堡地处连江马透平原，背山面海，资源丰富，风光秀丽。20世纪30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下，这里的人民过着极为穷苦的生活。特别是地主的重租剥削，使得农民一年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日子简直没法过。
1931年7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组建后，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了对所属各县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尤其重视闽东地区的农民斗争。10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出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市委农村工作巡视员、前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化名林祖清）前往连江巡视。邓子恢同中共连江特支书记杨而菖会面后介绍了国内形势，特别是详细介绍了闽西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传达了市委关于开展秋收斗争的部署。
邓子恢在杨而菖陪同下，来到杨而菖家乡透堡乡，具体指导那里的农民运动。
杨而菖
透堡有上千户人家，耕种着本乡和周围村庄5000多亩土地。这些田地几乎都被地主霸占，其中大地主杨兆记有土地2300多亩，田租收入干谷3000担以上，其余为黄福成、杨孝友、黄吉斋、杨孝韶、杨与金、杨青等人称“五虎六豹”的地主、恶霸等占有。地主的田租极为苛刻，农民只能获得全年收成的三四成。农民多半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邓子恢到透堡前，杨而菖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1930年10月组建了秘密党支部，并且以透堡小学名义在本村杨家祠堂创办一所农民夜校。杨而菖以此为阵地，向青年农民灌输革命道理。参加者最多达100人，其中骨干分子有30多人。不久，透堡党支部就以这些骨干为基础，秘密成立了“农夫会”，即农民协会。其宗旨为：反对重租高利贷，提倡“二五减租”。但成立一年多来，工作进展并不明显。
邓子恢经过调查后获知，关键是农夫会没有开展过实际斗争，贫苦农民没得到任何切身利益。“革命”成了一句空洞口号，群众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性。于是，他向杨而菖提出，根据当前实际，开展“减租”是最好时机，最符合贫雇农的迫切要求。经过农夫会讨论，对减租斗争做出三条决议：一、减租二成（口号二成半）；二、取消地主收租时大秤进小秤出的老规矩，一律用一把秤；三、交租用箩筐一概按实际重量扣除，反对过去地主收租时每担扣除10斤皮重的做法，不让地主占便宜。经过几天发动，农夫会发展到150人左右。邓子恢把农夫会编成若干个小组，健全了执行委员会。
10月27日，邓子恢和杨而菖在杨家祠堂召开透堡全乡农民大会，杨而菖在会上号召全体贫苦农民团结一致，实行减租。到会的200多名农民一致通过了减租斗争三条决议，还补充一条：齐心一致，共同减租。会后四条决议被写成布告，沿街张贴，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减租斗争向谁开出第一刀？邓子恢、杨而菖和党支部、农夫会的领导研究后，决定首先向地主林培凯开第一刀。林培凯是远近闻名的恶霸地主，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贫苦农民敢怒不敢言。只要斗倒了他，往后的斗争就易于开展。几天之后，陈开球、陈开灿、郑冬松、林已同、林发藻等七户佃农挑着按减租二成的谷子到林培凯家里，地主见佃户们挑来青谷，且数量也比往年少多了，气哼哼地拒收，恶狠狠地要求佃农按往年规矩晒干后装布袋交租。陈开球等七人毫不客气顶了过去：“透堡减租了，要不收，我们就挑走了！”林培凯无奈只得收下，但咬牙切齿地威胁说：“秋后要把你们这帮穷鬼毛都拔光。”郑冬松一听火了，抡起扁担朝地主大腿扫去。林培凯挨打后吓得逃之夭夭。奸诈凶恶的林培凯被农夫会斗倒了，附近的大小地主们再也不敢公开反对，透堡减租斗争很快取得胜利。
前后不过十多天时间，透堡乡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田租减了下来，农民平均每户省交租谷一担多。斗争的胜利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因而情绪更加高涨了。
在此基础上，邓子恢与杨而菖发动抗债斗争，提出“消灭高利贷剥削”“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他们先在群众中宣传“减租”，然后再实行“废除债务”，既不计息，也不还本，抵押的实物退还给原主。这样，实际上把贫苦农民的旧债连本带息都废除了，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此后，许多乡村也仿效透堡做法，开展减租抗债斗争。
1931年11月中旬，邓子恢返回福州后，市委派张铁（市委军委秘书长）驻透堡协助杨而菖推动连江的农民运动。经过邓子恢的启发教育和减租斗争的实践，杨而菖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艺术都有了提高，他在农会总部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时指出，减租斗争胜利后，要估计到地主会寻衅，农会要成立农民自卫队，监视地主活动，武装保卫减租果实。
建立自卫队，打造武器，需要一笔资金，钱从何来？经过商量，农会决定由杨而菖出面向大地主杨兆记“借”500块银圆。慑于农会压力，杨兆记只得照单交出大洋。农民连夜赶制了土炸弹、杖刀、梭镖。第二天，手持杖刀和梭镖、臂戴红袖标的自卫队员在村里出现了，他们雄赳赳地在大街小巷巡逻。这样，农民群众的情绪更为高涨。
透堡以“五虎六豹”为首的地主果然出手了。他们搜罗一批流氓打手及少数落后农民共200多人组成“透堡民团”，准备向农夫会反攻倒算，但看到农夫会人多势众，有所准备，不敢轻举妄动。11月12日夜里，“五虎六豹”之首杨孝友带着贴身团丁杨孝品偷偷溜出村去，向外村地主求助。由于附近各村农民也在行动，地主们均感自身难保。杨孝友搬不到救兵，便垂头丧气地回村。刚走到南门桥上，被农民自卫队逮个正着，而杨孝品见势不妙拔腿溜走了。杨孝友被抓到农会总部——林家祠堂审问。杨孝友苦苦哀求。他儿子交出420元大洋取保后，才被释放回家。
当晚，杨孝品逃脱后即去报讯。“五虎六豹”马上召集地主开会，集中团丁，搬出武器，并且杀猪喝酒，准备向自卫队大开杀戒。只是碍于自卫队戒备森严，才不敢贸然动手。杨孝友一进家门，即对“五虎六豹”口出狂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杨孝友非把这批穷鬼杀绝不可！”
11月16日下半夜，乌云笼罩，漆黑一片。“五虎六豹”为首，数百名团丁手执梭镖，点燃火把，向农夫会冲杀过来。农夫会早有戒备。面对反动派的猖狂进攻，杨而菖等当即决定举行透堡农民暴动，以武装斗争保卫减租抗债斗争成果。
于是，上千名农民自卫队员在杨而菖率领下，在“打倒地主”“打倒恶霸”“活捉五虎六豹”的一片怒吼声中迎面反击地主民团的进攻。双方人马在透堡直街（状元街）展开激烈的拼杀，刀对刀，杖对杖。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敌人溃退下去，但不甘心失败。团丁们纷纷爬上屋顶，揭瓦搬砖，瓦片、砖块像雨点般砸向农民自卫队，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五虎六豹”吃了败仗，慌忙召集开会，商讨对策。地主豪绅使出了撒手锏——利用封建宗族关系瓦解自卫队。11月17日下午，透堡黄姓、杨姓等大姓祠堂纷纷打开大门，点起明晃晃的蜡烛，请出祖宗牌位，摆上大鱼大肉的酒席，大街小巷响起了锣声，各姓团丁按“五虎六豹”口授的“旨意”，扯开嗓门大喊：“各位叔伯兄弟听好了，不要去打架了，族长请诸位到祠堂吃酒讲话，哪一个敢加入农夫会去打架的开除出祠。”地主豪绅这一手果然毒辣，300多名农夫会员害怕“除姓出祠”，脱离了队伍。与此同时，杨孝友带着几个家丁跑到附近的垄柄村，造谣惑众，许诺：“参加打土匪（即参加消灭农夫会的行动），打一天一块银圆，凭你吃喝，打死一个土匪奖银圆30块，被打死的赔好田5亩，安家费300块银圆……”于是，有200多人带着梭镖、杖刀，还带了几杆猎枪，跟着杨孝友加入民团队伍。
“五虎六豹”看到农民自卫队力量削弱了，立即指挥团丁向透堡农夫会冲杀。杨而菖带着农民暴动队伍再次勇敢迎战，激烈的巷战进行了三天三夜。杨而菖看到形势的严峻，与中共连江特支主要领导商量后，决定向民团发起最后的冲锋。冲锋的队伍受到猎枪的猛烈射击，民团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一颗子弹击中共党员林顺妹，他当场牺牲。林积崧左冲右突，被敌人乱刀砍死。暴动队伍在杨而菖率领下后撤至林氏宗祠，林孝海用身体顶住祠堂大门，掩护杨而菖等从后墙安全撤离，他浑身上下被刺18刀，倒在血泊中。
天亮后，敌人追赶杨而菖一行不着，赶回村里大肆搜捕与行凶，白色恐怖笼罩全村。棉被、粮食等被洗劫一空，许多农会会员的家属被关进杨氏宗祠，绑在厅柱上，勒令交出丈夫和儿子。战斗中被抓去的农会主席林孝吉、共产党员郑冬松、自卫队队员林细弟等7人被关进县衙大牢，倒吊在梁柱上。敌人用藤鞭上下抽打，以铁锤敲击膝盖，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是领头人？”其中杨孝亮经不起拷打，供出“只要问郑冬松就知道谁是共产党”。“五虎六豹”叫打手烧红了熨斗，把郑冬松衣服扒光，讯问：“谁是共产党？共有几人？”郑冬松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再也没有人了。”敌人把通红的熨斗对着他的脊背烙下去，“吱”的一声，一块块焦黑皮肉扯下来，郑冬松昏厥过去。泼冷水醒后，他依旧毫无惧色。打手杨孝品暴跳着用针刺向郑冬松的眼睛，郑冬松又昏死过去。敌人还用醋调石灰擦他的眼睛，直到他双目失明，一动不动，预料他再也活不成了，才叫他的亲属把“尸首”领回。
杨而菖带着劫后余生的暴动骨干25人撤到大仑山。根据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指示，陈开球等13人隐蔽在马鼻附近村落，投亲靠友，开展秘密活动。杨而菖带着12名骨干到福州仓山泛船浦市委联络站，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代表市委给他们发放毛巾、布鞋等慰问品，并由互济会出面把他们安排到车行、盐行、码头当人力车夫等。他们省吃俭用，每人每天交1—4个铜板给党组织购买武器，准备组织队伍继续武装斗争。杨而菖仍以卖饼为掩护，来往于福州与连江之间，开展革命活动。
透堡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但使闽东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等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鼓舞，革命的星星之火向宁德、福安等地蔓延。福建省军区原副司令、福安籍将军陈挺，后来回忆说：“透堡暴动消息传到福安，老百姓纷纷传说，连江佬真厉害，敢跟地主老财斗。我那年才十多岁，受到杨而菖领导农民斗争的鼓舞，扔下放牛鞭，闹土地革命去了。”
（原载于《闽都文化》2026年第1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