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0 10:26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马昌法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


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次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成立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

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具体地点,政协会议上曾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该建在北京的东单广场,其处人流量大,便于更多来北京的人瞻仰。也有一些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但多数政协委员主张建在天安门广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北京最大的广场,又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纪念碑建在那里,能够加重人们对人民英雄的敬佩之情。会上,周恩来的一句话,使大家心悦诚服。周恩来说,天安门广场有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纪念碑应该建在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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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国政协做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决定后,全国政协决定举行一个奠基仪式。纪念碑奠基石碑文初稿由彭真拟写,全文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认真看过之后,提笔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镌刻碑文是一门精细的艺术行业。1949年9月24日,全国政协工作人员前往琉璃厂261号找到碑文篆刻师陈志敬,向他提出,要刻一座碑,碑上有一百多个字,同时提出两项非常苛刻的要求:这座碑必须在9月30日前完成;碑上的字是由中央领导亲自书写的,必须保证质量。按照常规,一个人一天刻不了10个字,这个任务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工期。但陈志敬思忖一下后,接受了任务。

工作人员见陈志敬接受了任务,便和他一起确定碑基石用料为坚硬精细的铜青石。如果按照常规找石料,时间肯定来不及,陈志敬只得在家里的旧碑中找了一块合适的碑,当天下午,他和弟弟陈志信先是用粗砂石将碑面磨平,再用细水砂石将碑面磨光,擦干净碑的表面。最后给碑上墨、上蜡,一直忙到将近夜里12点才将碑面加工完成。9月25日,工作人员将碑文拿来,每个字将近一寸大。此后几天,陈志敬和陈志信两人夜以继日轮流上阵。到9月29日晚上,这块有历史意义的石碑镌刻完成。

9月30日下午6时,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人士和各军兵种代表,排列成行,由朱德带队,从中南海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碑奠基典礼。

面对着1000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毛泽东抖擞精神,用高昂的声调,喊出了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在庄严的口令下,委员们步调一致,十分严肃认真。奠基礼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乐曲声中,由林柏渠秘书长宣布仪式开始。而后,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全体代表均脱帽,在低沉的哀乐声中,静默致哀。哀毕,毛泽东用其特有的浓厚的湖南乡音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而后,毛泽东跨步向前,挥铲撮土,投入坑中,其他委员们随后一一撮土如仪。在这过程中,著名美洲华侨领袖、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不慎手指受伤,周恩来看见后,马上找人叫来急救人员为他包扎。一位记者赶忙用笔在本子上记下这个细节。周恩来见状,微笑着对记者说:“怎么,连这个也要记上?”记者连忙回答:“这是很精彩的‘花絮’啊!”

中央高度重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决定成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此外,兴建委员会下边还专设一个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所长范文澜担任主任,主要任务是研究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需要的史料题材。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对于建碑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决定先向全国征集建设方案。许多群众得知此事后,提出了不少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海外华侨也积极参与设计方案的拟定。华侨领袖陈嘉庚表现得尤其积极。他通过多种方式,联系、组织海外侨胞,共同研究、绘制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图案草图。

截止最后定案时,兴建委员会共收到设计方案240多件。经过反复的对比、研究,于1953年3月,从中精选出8种。经过周密的思考和论证,建筑专家梁思成就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的问题,以信函的方式,上书彭真,谈了三种形式的利弊,他主张采用建碑的形式。后来,兴建委员会赞成梁思成的设计主张。

以碑形设计的方案明确后,但对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下层台阶要不要做成检阅台: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需要不需要开窗供瞭望市容等,意见还未统一。最后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决定:台阶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下层平台不作检阅台设计;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瞭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碑顶形式确定用建筑顶。

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底座浮雕必须立即着手选人设计。兴建委员会拟在全国美术人才中考虑人选,最后,倾向于请刘开渠主持浮雕设计工作。刘开渠早年曾留学法国学习雕塑,是中国现代雕塑大师、杰出的雕塑艺术教育家,对中西方的雕刻手法都十分熟悉。1953年初,中央给刘开渠任职的杭州市连发了三封急电。接到电报,刘开渠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立即到北京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报到。

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见到刘开渠十分高兴,直截了当地讲:“中央决定借调你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工作,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雕塑组组长,你有什么意见?”刘开渠当即答道:“没有意见,一定和大家一起把工作搞好。”顾不上休息,他立即从全国各地推荐和选拔来的300多名雕塑艺术家中再次精选100多人,与他们一道投入设计。经过努力,最终创作出一批反映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历史的浮雕图案,报中央选择。中央领导人从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先预选了10多幅作品,又进行反复研究,最后选定了: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全国等8个重大历史题材作品。

进入浮雕制作。刘开渠带8人雕刻大师到云岗石窟、天龙山石窟、太原晋祠彩塑以及麦积山、龙山、开封、徐州、济南等地去实地考察雕刻艺术,积累素材。回到北京后,刘开渠本人以身作则,把铺盖搬到工地,每天吃住在工地上,还亲自投入到创作和实际雕塑中去,创作出“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三块大型浮雕精品。

八大浮雕制作过程十分艰辛。第一步是做成泥塑。第二步再由雕刻人员按照泥塑的形状雕刻在纪念碑上。为了使泥塑和雕塑的形象更加生动逼真,表现出革命英雄的气概,需要真人做模特。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当模特,找模特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刘开渠请示兴建委员会领导同志同意后,由兴建委员会出面,调用部队战士来当模特。战士们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对于脱了衣服让人照着描绘,思想上接受不了。后来,许多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们亲自作示范,自己当模特,战士们才逐步进入角色。由于他们的配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进展比较顺利,最终按计划完成了任务。

纪念碑须弥座的设计者是林徽因。她是一代才女诗人、建筑学家,也是梁思成的夫人。1952年,她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此时她病得已不能起床。梁思成在起居室兼书房里安放了两张绘图桌,每天清晨进城之前,先与林徽因共同制定出一天的工作计划,由助手建筑系应届毕业生关肇邺执笔画出初稿,再拿到床前由林徽因指导修改。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作蓝本。她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唐代雕塑则是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她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修改。两个月时间内,林徽因和关肇邺共画了数百张图案,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在花环的花卉品种上,他们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象征高贵、纯洁和坚韧。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三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应。而后,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尺全图直到大样,保证尺寸准确无误。令人惋惜的是,林徽因没有等到纪念碑揭幕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她便告别了这个世界,匆匆走完51年的生命历程。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选材和施工十分严格。

按中国传统,碑座和碑顶可用相应石料拼接,碑身应是一块整石。由于碑体量过大,不可能用一块整石。当时担任兴建会秘书长的薛子正提出以每面用一块石、四块合成碑身的办法,以便令其尽可能地完整。对此,梁思成提出不同意见。他简单地计算了一下,若用四块巨石拼成碑身,则前后两块石料每块重215吨,两侧之石每块重137吨。运输过程需按半加工的毛料计算,则重量还会更大。当时运输上困难难以解决,最后决定:镌有毛泽东题字的碑心用整石。碑身的其余部分以较小石块拼成;背面周恩来手书碑文石,则以7块石组成。这些石料选用青岛浮山的花岗岩,质地坚硬、不易风化、色泽凝重。

根据建筑设计,碑题石面长为14.4米,上宽2.48米,下宽2.72米,要求是一块整石。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整体石块,使其安全脱离岩体,成为采石施工中的难题。技术员对此也毫无经验可借鉴。当地老石工的主张先选择一大的平整岩体,四周凿几个炮眼,在深处埋上炸药,打一闷炮。然后,在上层剥出石块。但是试了两次,都达不到所需要的平面尺寸。于是,技术人员和老石工讨论商议,决定按需要尺寸,沿四周挖4米深的槽,同时注意到选择的碑体平面应与岩石结晶层理平行(岩浆冷却时,自上而下逐步形成看不出的结晶层理),再沿石槽,在石料预计的剥离面四周横向等距凿几十个对称楔子眼。另外,石料长边两边相向凿出8个置放千斤顶的窝龛。行动时,由几十人持重锤将铁楔插入预定剥离线中,同时捶击,力量不宜过大。1953年7月,开采出的大石料荒料为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接着,把大石料抬起、架空、底下安上铁轨和道木,又在上坡、下坡挂上钢索和滑轮,上下控制其下滑速度,在统一指挥下,缓缓下滑至坡下平地,然后翻身上铁架放稳,进行第一次加工整形,减重至280吨。

碑文

石料采好了,如何运输又遇到困难。当时有一位鞍山老起重工、共产党员张合符,虽为半文盲,但经验丰富。他提出还是采取我们古老办法,用滚木及推土机一步步牵引滚移,有些小桥则下垫木垛填实。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一天行驶不到1公里。短短30公里,一共用了34天顺利运抵青岛火车站。上火车又有难。那时候,我国铁路平板车皮载重大都是30吨的。东北小丰满电厂有90吨平板车皮。最后采取将280吨大石料抬上90吨车皮,再将石料垫稳后,进行第二次加工到100吨。为使石料运输安全些,火车车速慢行。以直线每小时20公里,弯道及进站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于10月13日,抵达当时前门的西车站。随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将石料搬动到广场工地。对石料最后一次加工,使石料厚度达到0.6米。

选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石料也十分精细。经过多方调查,兴建委员会认定,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是雕塑浮雕最好的石料。于是,派人到房山选出了上好的汉白玉石料,运到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能工巧匠。雕刻组的100多名成员从正式开始雕刻,到全面完工,用了整整3年时间,1958年才全部完成。

接着,是选择碑心石之外的建造纪念碑的花岗岩石料。这些石料的选择也是十分精心的。稍有缺陷的石料,都会被淘汰。最后选定的花岗岩石料,共有17000多块。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石碑的特点是以文勒石、以文述德、以文铭功、以文纪事……具有中华民族建筑的特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抓住了这一点,用毛泽东的题字和周恩来书写的碑文作为整个纪念碑的主题。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上雕刻毛泽东亲笔写的8个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将这8个大字定在向北的碑面上,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周恩来拍板确定的。关于纪念碑的面向问题,最初,根据传统布局,以朝南方向为主要立面。但周恩来考虑到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人群从城市主要街道——东西长安街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因此,他提出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这种面向,对广场后来的扩建,特别是对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彭真还建议碑文由“写得一手极好的颜体字”的周恩来手书。为了写好碑文,周恩来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一周时间,前前后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落笔写整篇碑文时,一气呵成,结构严谨、笔法流畅。周恩来写好后,把碑文稿整齐折好,亲自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地上,递给雕塑家刘开渠看。“怎么样,行不行?不行再重写。”周恩来非常认真地问刘开渠。刘开渠说:“从前只看过您的题字,还没有看到您写这么多、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

毛泽东在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时,共写了3幅。当时,毛泽东给工作人员带来口信说,要多请专家们提意见,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这3幅字中选一些可取的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以重写。现在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就是由工作人员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后,从那三幅字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的,但给人印象仍是一气呵成,全无挪动拼凑之感。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刻到坚硬的花岗石碑上的是已故著名书法家魏长青。魏长青从小即在琉璃厂当学徒,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东琉璃厂开设“萃文阁”刻字铺。写得一手好颜体字,临摹《麻姑仙坛记》碑,几可乱真,

把字体往花岗石上刻,遇到了难题是:石碑又硬又脆,一刻就崩。魏长青建议把胶皮覆盖在碑体上,将需要錾刻部位的胶皮挖下去,形成“阴文”轮廓,用高压喷射矿砂往花岗石上打,打出一个个边缘整齐的大字。然后以紫铜为胎,采用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使其保证300年不变色。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魏长青出色地完成了刻碑任务,建碑处要给他丰厚的报酬,他坚决不收,并说“为人民建碑应尽心效力”。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到1958年4月全部完成,用了近6年时间。它凝聚着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先烈的革命初心与丰功伟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为国家统一、民族富强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