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侨师学运
厦门华侨师范学校坐落在厦门海边郊区曾厝黄姓华侨的大院里，离市区约10华里，这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穷学生多，又远离市区，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学校的政治控制较松，有利于我党开展地下活动。1946年学校由漳平迁厦后，1947年上半年就发生了反对校长陈永康专制独裁的学潮。接着，多数同学又在全国学运的影响、特别是在厦大同学的带动下，卷入学运中去，接受教育和锻炼。我上初中时已受到党的启蒙教育，1946年考入了厦门侨师。一看到轰轰烈烈的学运，很自然地就投入。党领导下的侨师学运很有特色，据我回忆，主要是开展下列活动：
一是大力宣传革命形势，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宣传工作中最突出的是，抓办墙报工作，全校共办了24种墙报，有的一个班办好几种。当时由张永年和林铁今（原名林世箴）出面成立了碧丝文艺社，该社办《碧丝》和《日日谈》两个墙报。当时教室、走廊和餐厅墙报琳琅满目，很多同学课余都去看墙报。《碧丝》和《日日谈》篇幅大，文章质量较高。很多是根据香港寄来的《华商报》、《群众》等进步报刊内容，联系实际编写成短小精干的文章，如“形势述评”、“哲学、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以及介绍“山那边（解放区）”的情况，还有散文、诗歌、漫画、木刻等等。墙报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发挥了很好作用。在一些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地下党曾在当时的厦门《立人日报》办《碧丝》专栏，发表进步文章，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还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出版了《侨师学生》小报，分发到全国各地。该刊第一期还在厦门《星光日报》副刊上出了专版，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影响。当时《碧丝》和《日日谈》被闽西南地下党组织定为党支部刊物。比较固定的撰稿人有：张永年（笔名白戈）、林多速（笔名篱人）、林士辑、曾荣标（已故）、杨钟蠡、谢庆绵（笔名丐子）、林铁今、黄杰（笔名陈虹）和施金权等。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加班写稿，当时风华正茂，学习、生活都很紧张，但很愉快。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们的活动也逐步公开化，到1948年下半年，我们在墙报上公开介绍了解放战争形势，甚至张贴了一张解放战争的形势图，每解放一个地方，就插上一支小纸旗，使同学了解解放战争进展情况。这些宣传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是教唱革命歌曲。全校成立“大家唱”和“啦啦唱”等歌咏队，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还编印了《歌集》，教唱的歌曲有《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茶馆小调》、《小儿郎》、《跌倒算什么》等30多首。每逢集会，一唱起革命歌曲，大家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
三是开展革命文艺活动。1948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揭露蒋介石“选总统”的假民主真独裁的丑恶面目，地下党组织以学生自治会名义，举办“五四晚会”，发动各班级同学编演有强烈讽刺性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如《阿Q当总统》、《观音土》、《夜半歌声》和《面包曲》等，教育了广大同学。当时为了筹集赴台参观经费，还演出老舍的进步剧著《归去来兮》，聘请了厦大教授洪琛为名誉导演，后来到厦门中山公园纪念堂公演7场，场场满座，得到厦门各界及市民的欢迎和赞赏。
四是举办专题讲座。主要是宣传革命形势，宣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每次讲座听讲的同学都很多，影响很大。
此外，还邀请校外进步教师到学校作报告，如1948年秋，邀请英华中学教师陈洪之（地下党员）到侨师给全体同学作《关于当前局势》的报告，很受欢迎。
厦门侨师党组织在地下斗争中牢牢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全校性的学生活动，都是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组织的。因此，每届学生会选举，闽西南、闽中、城工部3个地下党支部都进行了协调，推出候选人，到全校同学中去竞选。学校里有一个基督教青年团契会组织，人数不少，经过宣传教育，逐步分化，其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学运。如团契会的负责人，思想转变了，我们推选他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候选人参加竞选，经党员做工作，结果选上了。以他的身份，站在第一线，领导学生会，对开展合法斗争有利。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后来也入了党，到游击区工作。学校有3个地下党支部，全校性的活动，都通过学生会协调、部署。由于3个党支部密切配合，目标一致，几次大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
（一）1948年5月下旬，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开展“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运动”，罢课两天，侨师响应最热烈，行动最快，5月27日，各班都忙着写标语，做旗子，教唱革命歌曲，做好参加全市大游行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还派出多名同学，分别到省立中学、毓德女中、大同中学、双十中学和集美学校串联发动。5月28日上午8时左右，侨师游行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厦大操场，和厦大队伍汇合后直向市区挺进，厦门岛上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全市共有2000多名大中学生（除中华中学外）参加了震撼全市的“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这是厦门学运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二）创办农民夜校。当时地下党利用师范生的合法身份，在侨师附近的仓里社、西边社和曾厝等村庄，闽西南党支部同闽中党支部一起，共创办了5所农民夜校，其目的是教育、发动农民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与学运结合，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展正义的民主斗争，迎接全国解放。当时我在第四夜校，夜校学生约有四五百人，大部分为青壮年农民，也有一小部分少年儿童。夜校教农民识字，但主要是向农民宣传革命形势和讲革命道理。侨师大型的文艺、歌咏比赛，农民夜校学生也排练节目参加。夜校的开办，使侨师周围的农村呈现出一派民主新气象。最后我们还成立了“农民夜校学生联合会”，进一步把农民中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从中发展党组织。据解放初统计，5所夜校共发展党员20多名，这些党员后来成为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
在创办夜校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挫败了特务教员江某妄图使夜校停办的阴谋。以特务教员江某（国民党厦门“戡乱肃奸委员会”成员）为首的反动分子，看到夜校办得红红火火，即以所谓“赤化农民”的罪名，逼迫校长停办这5所夜校。地下党支部知道后及时研究对策，抓住江某深夜闯入女生宿舍这件丑事，在同学中大造舆论，以激公愤。后又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动“驱江运动”。终于逼使学校当局接受学生的要求，赶走特务教员江某，复办夜校。
（三）成立学生膳食委员会，掌握伙食自主权。侨师学生的伙食费是由国民党中央教育部专项拨下来的，所以叫“国立侨师”。过去由于学校当局克扣，学生吃不饱饭，意见很大。地下党为了夺取吃饭权，决定成立学生膳食委员会，由学生自己管理伙食。由于党的坚强领导，民主力量大，要求合理，学校当局只好同意。成立学生膳食委员会后，学生伙食有了明显改善。学生膳委会是公开组织，民主选举产生。1948年秋，党支部决定由我参加竞选学生膳委会主席，结果选上了（施金权和施待来任采购）。由学生自办伙食，学校当局无油水可捞，很不甘心，经常从中作梗、刁难。我经常代表学生膳委会与校方交涉。有一次，学校当局当面警告我，说：“陈任武（我的原名）呀，你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那样会吃亏的！”我说：“按政府规定，学生伙食费是教育部专项拨给我们的，我们自己管理伙食，保证吃饱饭，读好书，会吃什么亏！”
由于侨师是公费学校，穷学生多，比较容易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当时厦门各校中，侨师参加学运的人数最多。特别是重视在斗争中发展党组织，至1949年春，党员176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由于学校地处农村，远离市区，党的力量强大，多数同学团结在党的周围，地下党的活动相当公开。有人说：侨师是当时厦门的“解放区”，是厦门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这句话不无道理，当时侨师只是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而已。
由于我在学运中暴露了身份，上了敌人的黑名单。1949年1月底，地下党组织决定：凡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必须立即转移，因此，王浩、王奂、赖连生、张荣文等到安溪；张永年、李勇和我到永春。这样，我们就第一批离开了城市，到农村去，参加游击战争，迎接全国解放。
侨师为开辟晋江安海、晋南和闽北等游击区输送了大批干部，有的地下党员在游击战争和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如黄协荣、林志本、康明取等。侨师为福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侨师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