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省会永安的七位著名校长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日子里，笔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撷取抗战时期在省会永安的七位著名校长，来表达我的怀念。这七位校长是省立永安师范校长王秀南、福建农学院创始人严家显、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创始人蔡继琨、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首任校长卢前、永安中学创始人林天兰、永安中学第二任校长廖祖刚和永安中学第三任校长徐叙贤。

王秀南校长

1938年春，省立师范内迁永安。王秀南担任该校校长，校址原在永安文庙。因遭日机轰炸，1939年5月迁到皆山下的大湖村，利用村中几座祠庙。其中义斋作为礼堂，庆元公祠成为图书馆，陈氏祖祠作科学馆，璞园公祠成了女生宿舍，李氏祖祠当作医药室。还兴建三座教室，分别命名为三山院、芗江院和芝城院以纪念福州师范、漳州师范和建阳师范。接着又兴建大礼堂、青年楼、体育馆，设备设施逐步完善。王校长发动学生，整修皆山，将石洞寒泉辟为公园，在“镜湖秋月”中建湖心亭，美化校园环境。

王秀南在永安任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期间，配合省教育厅推行“笠剑学风”，实行战时的“三杆”教育。所谓“三杆”教育，就是要求学生拿起笔杆能写，做个有学问的学生；拿起枪杆能从戎报国，抵抗日寇的侵略；拿起锄头能生产劳动，自食其力，克服物质困难。学校开辟农场，日常注重军事训练，学生能文能武又能农。他曾让学生步行30里，到上吉山国立音专远足、参观。

1938年8月，王秀南创办《教战导报》（半月刊），自任社长和总编。该刊除报道本校一般教学消息外，大量刊登时事新闻，发表不少文艺作品。该刊还附办《教战画报》，以抗战为题材，揭露和批判侵略者的丑恶。

王秀南治教有方，成效显著，陈仪、刘建绪两任省主席先后到学校视察，并应邀为师生演讲。国立音专校长卢前也曾来校参观，并做《如何读书》的演讲。

王秀南还亲自讲课。他每课都事先备好教学纲要，在黑板之前边写边讲，使学生有条理可循。每一个原理，都佐以实例或编引故事，有时还添加板画说明，恰当启发思考，总要让学生明白，又感到兴趣盎然。

他在《福建师范二十九届毕业纪念册》的序中写道：“国运逼到了最后关头，凡非奸伪，谁都能感到民族至上，救国第一，而献身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 他曾兼任永安师范附属中心小学校长，并为该校创作了一首校歌，词曰：“我们的学校，矗立在湖山胜地，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快乐美丽。管教养卫，多方努力，忠党爱国矢志不移。看，日白天青红光满地，喜马拉雅山上，飘扬着大中华的国旗！”

在那个艰难时期，王秀南提出：“校长是教师的教师，惟有师表型的校长，才是青年的师表、民众的师表和教师的师表。”他将校长分为官僚型、市侩型、学究型和师表型4种，他认为理想的校长是具有教育至上、民主第一、与人为善特点的师表型。官僚型、市侩型、学究型校长都会将教育引入歧途，将学校引向失败。这一番话，70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深思。 王秀南1943年夏天离开，在永安前后5年。他是福建同安人。

严家显校长

严家显，生于1906年，江苏吴县人。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昆虫系，接着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获得昆虫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因学业优异，曾两次荣获“金钥匙”奖。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家显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1940年初，福建省政府决定在永安黄历筹办福建农学院，6月，严家显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时年34岁。

峥嵘岁月，战火纷飞，创办学院千头万绪，艰难可想而知，他着手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延聘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在治理学校方面，他倡导的“黄历精神”，至今仍广为流传：一是勤学苦练的基本功，二是艰苦创业的干劲，三是团结进取的精神。

他亲自担任课程。据当年的学生黄劭回忆，严家显院长任农业概论课程。第一节课，他说：“昆虫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动物，它们的身体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两对翅膀，三对脚，所以，昆虫纲也称六足纲。”说完，一转身，只见粉笔在黑板上唰唰唰挥舞，一只蚱蜢活生生地跳将出来。学生啧啧称奇，从心里敬佩这位昆虫博士。 严家显治学严谨，除了担任课程以外，还在课外帮助学生补习英语和拉丁语，努力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还注重培养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的风气。当年有一位英国学者到黄历访问后，给出这样的评价：“福建农学院作为一所高等学校，在战时能办成这样的规模和营造这样的环境，是值得赞许的。”

严家显在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纪念册序言中写到：“溯余来主院务，四更寒暑，受命于战时肇创之秋，着手维艰，用心良苦，谬以先觉自期，窃抱乐育之志，敢辞劳怨，但矢精诚。”这正是他心志的真实写照。严家显当年居住的冯氏祠堂，现今有这样一副楹联：“积善人家书香门第传薪火，桃李扬显人文竞秀源流长”，表达后人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严家显1944年7月离开永安，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后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科学院昆虫系主任。1952年3月，46岁的严家显准备赴朝鲜战场，行前因病去世。

蔡继琨校长

蔡继琨，1908年生于泉州，毕业于集美学校高级师范，后赴日本东京帝国音乐学院留学，1936年以管弦乐作品《浔江渔火》获得国际交响乐曲公募首奖，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大奖的交响乐作曲家，开创中国音乐家在现代交响乐创作领域的先河。

抗战初期，蔡继琨毅然回国，办福建省音乐师资培训班，为发展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他组建“战地歌咏团”，大力传播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抗日的斗志。

1940年1月，蔡继琨来到永安。2月，受命筹建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址定于上吉山。4月，他被委任为首任校长。紧接着，各方面工作全面展开，进行校舍建设和民房租用、聘请教师和招生、采购图书和器材。7月，他赴上海延聘名师和采购乐器，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是请来四位欧洲籍教师：一个是精于音乐理论的马古士，奥地利人，曾任维也纳多所大学音乐教授；一个是精通小提琴的尼哥罗夫，保加利亚人，曾在欧洲巡回演出，是小提琴曲《永安秋夜》的创作和演奏者；另外两个是一对夫妻，均为德国犹太人，先生曼爵克，大提琴演奏家，妻子克拉拉，专攻钢琴。他们专业精湛，教学严谨用心，深受学生欢迎。

为了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音乐教学和抗战宣传结合起来，学校组织寒假巡回演出团，校长亲自带队，到福州、莆田、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大田等地做为期一个月的演出。蔡继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辛勤创作，他创作的乐曲有钢琴曲《雨后吉山》，歌剧《保卫大福建》《抗战声》，合唱曲《悲壮的离别》《抗战的旗帜在飘》《战斗的妇女》等等。这项活动，既锻炼了学生，又为学校赢得广泛的赞誉。音专开办才半年，取得如此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蔡继琨有超人的音乐才华和严谨的治校风格，又兼任理论作曲课程教学，是名副其实的师表型校长，为学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到1941年春季，学校已有教职员工50多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5人。暑假，又在江西和广西设招生点，同时增设五年制师范专修科。当年校舍虽然简陋些，但是歌声琴韵关不住，成为战时同类学校的翘楚。

由于蔡继琨的苦心经营，1942年7月，音专升格为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他功成身退，辞去校长职务，于8月离开永安，到重庆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

卢前校长

1942年10月，卢前接受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委任，到战时福建省会永安国立音专担任校长。当年，他37岁，已是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四届参议员。 他的《上吉山典乐记》，可以看成是他在校长任上的日志，从中不难窥视出他的教育思想。在11月11日下午师生欢迎会上，他说：“在古代礼乐并重，以礼节乐，以乐成礼，我们要在规规矩矩中活活泼泼的，在活活泼泼中也要规规矩矩。五线谱的五根线就是规矩，豆芽字就要在规矩中求活泼。这是第一点。艺术要能表现人生，还要提高人生，除了研究艺术还要做人，不会做人也不懂艺术，有艺术修养的人都是会做人的人。这是第二点。”这一席话，颇能代表他的教育观。

他首先抓中层干部人才的任用，委任总务和训导主任，不到一周时间，就从代校长手中将琐碎事务接交清楚，办事雷厉风行。

接着，深入了解老师和学生。他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在校内巡视，第一周就几乎访遍所有教师。与此同时，每天找三五个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思想和对学校的看法、建议。当时学生还不足200人，他准备花两个月时间认识“他们的名字与面貌”，谈完几次话后，他觉得同学“一个个都诚恳纯挚，我非常感动”。

卢前关注学生的膳食。11月16日晚上，他在学生食堂吃过一餐，认为饭菜营养不足。“学生的身体是第一重要的”。在第二天的校务会上，他说，“别的地方省一些钱，膳食非改善不可。”又说：“学生都面有菜色了，这责任我来负好了。”

他抓名师的聘用。他原在教育部任职，四处托朋友留意名师，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坚信名师才能办名校。到年底，他先后请来林啸馀、章彦、黄飞立、程静子、萧而化等著名教授。萧而化就是卢前之后的音专校长。

除了自编教材《乐章选》和自任课程以外，卢前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11月30日，他发现学生精神有些萎靡不振，遂将校长室兼住处题名“练存轩”，告示师生，生存发展在于志强不息的苦练。学校名义上与上海音专合并，为了记住这件事并纪念上海音专已故校长萧友梅先生，他将学校礼堂题为“友梅堂”。他自己勤于创作，大力发动教师创作，于1943年元旦，在永安中山纪念堂举办“卢冀野乐章演唱会”，努力弘扬民族音乐。因此次演唱会影响很大，为示纪念和发扬，将校中的一个茅亭定名为“中兴鼓吹亭”，并取任过永安县长的叶长青书法，悬挂起来。“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的校牌，也是卢前亲笔书写的。

他抓社会实践活动。他与永安师范王秀南校长是好朋友，曾带学生远足30里到大湖参观、活动。寒假，带领演出团到南平、福州演出，为筹募“音专号滑翔机”的捐款，支持抗战尽心尽力。抗战时期的永安，音专师生是一个很活跃的组织。

林天兰校长

为了适应省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子弟升学的需要，省教育厅决定创办省立永安中学。校址在下吉山尽头的刘氏祠堂“东方月”。

根据当时实际，学校先设初中部，林天兰由教育厅督学调任永安中学首任校长。他曾留学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学校经数月筹备，秋季正式开学，只招收初中四个班，共有学生119人；专任教师4名，兼任教师19人多数是教育厅职员（林天兰原是教育厅督学，教育厅又在附近），校工8名。学校机构设有教导处、训导处、事务处和一个教官室。

为树立永中校风，开学不久，林天兰创作永安中学校歌（邓锦屏作曲），对同学提出殷切的期望：

晶莹的溪滩，青翠的冈峦，拱抱着我们的母校，筑成了健全的人生观。优美的环境，学习的开端。我爱母校，我爱永安。我爱母校，我爱永安。

殷勤的听讲，真挚的联欢，充满着无穷的乐趣，不断向科学去钻研。敦品强躯干，励志济险艰。高举火炬，照耀河山。高举火炬，照耀河山。

此后，每一届新生入校，第一件事就是听老师介绍校歌的作者，解释歌词内容，然后高声学唱，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林天兰精通英语，经常为初学英文产生畏难情绪的同学辅导。为了克服山区学生的自卑感，增强他们的信心，他总是和蔼地开导说：“英文并不是一门难学的学科，只要你多用一点功夫，就可以迎刃而解。”他还把自己的指导体会和经验编成《英文锁匙》一书，由立达书店出版，很受欢迎。据当年学生廖维翰先生回忆，林校长“学问渊博，具有令人尊敬的学者风度，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感到他是和蔼的、慈祥的……他曾任我们初一班英语教学，讲课时，总是笑容可掬。”

林校长关心山区的困难学生，鼓励贫困生刻苦努力，学校规定凡期末考试各科成绩平均分达到80分以上，可以持乡政府的家庭清贫证明申请公费生，基本可以解决生活费。此举帮助了一批贫困生成才，罗立兆、刘茂森就是其中的两个。

林校长还注重学生的身体锻炼。每天早晨，他都比学生早起，早操铃一响，他就到操场，在体育老师带领下，和同学们一起打太极拳、跑步。他虽一言不发，但身教重于言传，大家都认认真真参加训练，几十年之后，记忆犹新。

1939年2月，林天兰调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主任，他在永安中学当校长虽然只有短短半年，却留下值得教育者深思的东西。

廖祖刚校长

廖祖刚1939年2月继林天兰任永安中学校长。他教育学生，语重心长，方法独特，效果奇好。初一英语老师方丽清业务扎实，工作认真，就是个子较矮。有调皮学生在上课时说：“我看不见，请老师站到小凳子上写。”老师很生气，但没发作。训导主任知道后，坚持要查处那名学生。廖祖刚知道后，说：“不必查了，这事交我办。”下午第三节课，校长召集全班训话：“方老师是印尼华侨，由于太平洋战争，她离开温暖的家庭，回到内地来，为永安的教育尽职尽力，为本地培养人才，她的一片爱国的赤子之心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并且她自从到永中以来，教学工作非常认真，同学们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她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你们说她矮，我却说她高，什么高呢？就是师德高，学问高，教学质量高，爱国热忱高。有这么多的高，身材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千万不可对老师无礼，切切，切切！”校长的话感动得许多学生流泪了，从此全班同学都很尊敬老师。

廖祖刚重视基本功教学，从小事抓起。说起来，吴厚本先生还记忆犹新：初一新学年开学了，数学老师因故暂缺，由廖校长替代。他对学习基本功要求严格，竟然用2个课时要我们正确书写10个阿拉伯数字，并且从黑板示范到作业本练习都一一查阅，一丝不苟。当时练习簿多用毛边纸装订，落笔轻了字迹模糊，重了把纸划破。为了按要求正确书写，我们不知弄破了多少纸张。

1940年冬，由于日机不断滥炸永安县城，学校为保证同学安全而又不影响学业，全校师生疏散至文川溪对岸三里之遥的蝙蝠洞上课。在廖校长的指挥下，师生黎明即起，日落方回，虽警报阵阵，机声轰轰，而诵读不辍。持续数日，始终秩序井然，师生精神饱满。足见当时的学校管理和精神面貌。

他关心学生的生活。1941年暑假，福州等沦陷区的同学无家可归，而且断了生活来源。王泉治先生回忆说：“廖校长和留校的老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向郑贞文厅长恳求，俯允我们进教育厅办的暑期竹工训练班，名为技能培训，实为果腹。解决了一批同学的燃眉之急。”

廖祖刚注重教育的功能，让许多学生终生受益。“知识上的理想要向真处走，行为上的理想要向善处走，感情上的理想要向美处走。”这是1942年他给即将毕业离校的吴仲廉同学的临别赠言。谆谆教诲，体现他真善美的教育观和人生追求。

他接手于初创，经过筚路蓝缕的苦心经营，先后在后山扩建校舍，成立高中部。紫燕衔泥不辞苦，集腋终有成裘时，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学制的完善，一所完全中学活跃在溪山一角，备受瞩目。

廖祖刚1943年2月离开永安中学，到福州三山中学、福建学院附中任教。

徐叙贤校长

徐叙贤于1943年2月接替廖祖刚任永安中学校长。 时值抗战后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徐校长单身住校，和同学们一起在饭厅吃糙米饭。每星期六下午放学，他和许多同学一起，提着衣物从吉山步行到城里家中。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他总要在星期天晚上赶回学校，从无例外。这种以校为家的精神，吉山的山水都可以作证。

徐叙贤注重以身示范。他每周至少向全校学生做一次报告，说国事，说教育，说将来，内容生动，语言流畅，感情充沛。听他的演讲，大家自始至终感到津津有味。他为了让大家掌握演说本领，规定每天早上师生集合完毕，要有一位同学上台演讲，题目自定，时间5到10分钟，由高年级带头，依次轮流。这个别开生面的举措，确实锻炼了一大批人。

他刚正无私。当年新到任的教育厅长徐箴，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校报名，竟然遭到徐叙贤的拒绝，理由是注册日期已过，厅长也不能违反规章制度。他敢于这样做，足见他的作风。

他积极宣传抗战。1944年5月11日中午，为响应冯玉祥将军的号召，初二甲班在张可珍老师的支持下，迅速行动起来。徐叙贤知道后，立即敲响集合钟，全校在操场集中，他激动地说：“初二同学今天将了你们的军，尤其将了高中大哥大姐们和老师们的军。他们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在抗日爱国方面，走到你们的前头了。从发起到初二年级全体行动起来，前后不及两节课，他们的爱国表现，给我极大的欣慰和激励。永中学生是有觉悟的！同学们，行动起来吧！”校长的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徐叙贤在1945年7月写的《1945届毕业班纪念册序言》中说：“第一学问之道，贵在细密有恒。有时需要看得远，能远，才能伸展得开，才能做尽瘁国事的准备；有时也需从近处着眼，能近，才能适应得妥善，才能努力于现实环境的改造。再要点滴不放松，时刻不懈怠；进一寸就应有一尺的打算，得一分就应有十分的考量；其间绝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自恃。有劳必有获，不息则可久，幸致的事最多是可遇而不可谋的。”从中可以窥测他治学之严谨和教育之眼光。

徐叙贤于1945年8月离开永安中学，不久到台湾任教。徐校长曾表示，他在永安中学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之一，他热爱那块土地，也曾吩咐要把骨灰撒在文川之滨、吉山冈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