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青春献给革命

 1928年，余长钺在福清阳下初级小学读书时，同学陈振芳的二舅父夏昌福是他们的老师。夏昌福思想进步，常对学生讲述反帝救亡和反封建迷信等道理，还教唱《打倒列强》等进步歌曲，很受学生们欢迎。余长钺晚上寄宿学校，与夏老师、陈振芳接触密切，在老师的教导和熏陶下，萌发了反帝反封建思想。他经常参加阳下初级小学组织的反帝大游行。余长钺和陈振芳两人配合默契，趁元宵节观看花灯的机会，身上各自暗藏一把磨得锋利的大剪刀，乘个别思想顽固，头上还留着长辫子的老人不注意时，冷不防给偷剪下来。不久，余长钺加入共青团组织，并考入福清明义初级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7月，何希銮等知识青年在福清组织“同攻读书会”，余长钺是读书会骨干。演话剧《阿Q正传》时，余长钺也参加演出。

同年秋季，福州中心市委派何奋来福清组织“反帝大同盟”，余长钺也加入该盟，并任该盟的福清负责人。在这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晚上经常从学校越墙外出活动，多次在吴厝巷、楼锦霞等处墙上涂写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1933年8月，余长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余长钺得以释放，并在新政府里工作，任福清特派员。

1934年1月，十九路军撤出福州，路经福清县，蔡廷锴将军在明伦堂召开民众大会，余长钺也上台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演讲完毕，蔡将军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好样的！”

1934年6月下旬，党领导的南西亭暴动开始了，余长钺与何文成、陈炳奎等县委领导都直接加入战斗。暴动人员先后在观元、山兜、塔石和蟹屿等村，焚烧地主的田契、债券，没收地主的粮食和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还缴获一些武器弹药，这在周围地区引起很大震动。

1934年8月，先后来到福清的黄孝敏、刘突军在角楼组建中共福清中心县委，由黄孝敏任书记，余长钺等任委员，陈振芳任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后来国民党政府追捕曾参加南西亭暴动人员，黄孝敏、余长钺和陈振芳等人，曾先后出走。1935年1月，余长钺秘密返回福清，参加西区樟溪召开的党的会议。不久后，余长钺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就同他父亲在长乐县坐轮船前往印尼爪哇岛。在爪哇，名义上他是帮哥哥做生意，但是见穷人前来买布，常趁着哥哥不注意时，有意把布钱少收甚至不收。因此，店里生意虽兴隆，却月月亏本。余长钺要求哥哥给他一笔钱回国念书，哥哥一次性给他六百元大洋的钱，叫他回上海，就读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通知二姐余长彬，督促他用功读书，不许到处乱跑。

余长钺进入中国医学院后，还是频繁外出参加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抗日宣传，上街写标语，联络革命学生。不久，余长钺认识了广东省汕头市的青年学生李平和他的堂姐李若兰。李若兰是抗婚逃来上海读书的，她带来一盒二十七件金首饰，他和李平都参加了革命活动。

当时，在余长钺等领导下，学生参加各个纪念日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活动，他们还组织“上海学生救亡剧团”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这对推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李若兰和李平分工搞宣传，负责刻蜡版、油印和发行等工作。买蜡纸、油墨和纸张的钱都要由他们自己去筹集。于是，李若兰一次又一次地卖掉了金戒指、金项链和金手镯等，还把最心爱的翡翠耳坠也卖掉。余长钺也不断的找借口向家里要钱。二姐写信给母亲，告诉了余长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终于，有一天家里来信说：“这是最后一次寄钱了！”

搞革命活动，需要经费，而余长钺手头实在没有钱了。有一天，他在李若兰的租房里，焦急得很，几次想开口再向李若兰借钱，又说不出口，因为他已欠了她一百多块大洋了，李若兰是离家出走，也没有经济来源，只靠变卖首饰维持生活。但是，抗日救亡剧团要去各地巡回演出，这都是义务宣传，需要用钱，叫他怎么能不焦急呢？李若兰和李平对视一眼，悄悄地抿嘴一笑，起身拉开抽屉，取出两叠大洋放在桌上，很贴心地问：“小余，三十块大洋够不够用？”余长钺高兴得直跳起来说：“老李，我正缺这三十块大洋。你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李若兰说：“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谁要你还呢！”李平笑着说：“你听他吹牛，他现在除了结婚，家里都不会再给她寄一块钱了。”“结婚！？”余长钺的眼睛一亮，他很有把握地说：“老李！我们一起去照张相！”李若兰正色道：“都已经山穷水尽了，还照相干什么？”余长钺接着说：“照相是为革命筹集经费啊！”李若兰明白了他的用意说：“就你的鬼点子多。”余长钺意味深长地问：“你害怕了吗？”李若兰坚定的回答：“为了革命！我什么都不怕！”果然，两人合照的假订婚照取回来了，李若兰双手捧着一件女式毛线衣，是她最近赶织出来的。她说：“把毛线衣给你三姐寄去，我既假装是你的未婚妻子，索性就要装得像一点。”余长钺精神大振说：“我的三姐最重感情，她收到毛线衣后，一定会把自己的私房钱寄给我们。”当时，余长钺的父亲仍在爪哇，母亲和三姐接到来信、订婚照和毛线衣，深深地相信孩子应该有个家了，一定要全力支持他们。但是，两家只能拼凑几十块大洋给他们寄去。

“两广事变”后，余长钺和孙克骥、吴源生等随孙大光奔赴广西，要求参加抗日。不料，这次事变很快被平息，他们只得转赴香港。余长钺在香港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便给闽中特委委员黄孝敏寄信，黄随即赴香港，与余长钺一起与“南临委”汇报闽中革命斗争情况。同年11月黄、余两人带着“南临委”的指示意见回到闽中。此时，余长钺任闽中特委委员，参与闽中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

1937年2月，多年不回福清老家的余长钺突然回到家里，母亲喜出望外，但是，他在家只住了三天，便又离家。他与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委员黄孝敏、陈如舫一起在莆田县梧塘洪渡村，召开特委会议，结果被叛徒薛宝泉、赖令繁出卖，当场被捕，后来叛徒薛宝泉又率宪兵到福清，逮捕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

余长钺在狱中，受尽酷刑，不屈不挠。国民党派叛徒魏耿前来劝降，5位被捕同志义愤填膺，不待叛徒开口，便一起动手把他打了出去。

1937年6月23日凌晨，敌人要把余长钺、王于洁、黄孝敏、陈炳奎和陈如舫等5人押出监狱。他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即从容不迫地把自己的衣物分送给狱中难友，然后昂首挺胸唱《国际歌》走出狱门。余长钺等人被押赴西门鸡角弄刑场，沿途他们仍不断高呼“革命万岁”等口号。余长钺最年轻，牺牲时仅18岁。一年后余长钺的母亲也前往爪哇，把珍藏的“假订婚照”交三女余惠忠保藏。

福清解放后，每年清明节都有当地干部和小学师生等前往祭扫余长钺烈士墓。1984年3月，当地政府和亲属等捐资筹建，把余长钺烈士移葬于福清阳下村大路口，并建立余长钺烈士纪念碑。同时召开余长钺就义46周年纪念大会。余长钺生前最亲密战友陈振芳（即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同志）和归侨余长经等参加纪念大会并致悼词。

解放后，余长钺的亲属们决意要找到已失散多年的李若兰，他们就把保藏已久的两寸订婚照放大成四寸，并冲洗数十张，分别托福清在外省工作的老同志，借以扩大范围寻找李若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86年5月8日上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找到了李若兰。她多年来在哪里工作呢？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年为了把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到华南和西南地区，由孙大光带领38人的南下先遣队，先到香港和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接上组织关系，并在“南临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为了凑足先遣队南下经费，李若兰又将一对金耳坠和一只心爱的钻石戒指，卖了三百块大洋献出。先遣队在香港一边集训，一边和两广驻港代表李任仁（李宗仁的弟弟）谈判抗日运动的有关问题。集训期间，李若兰由孙大光做介绍人，经“南临委”审查批准，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9月以后，“南临委”决定派先遣队的南方干部，秘密分散回自己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抗日活动。李若兰又一次卖掉她心爱的最后一条金项链，分发给大家做路费和革命活动经费。自己只身来到厦门开展工作，接受厦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直到1938年5月，李若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才急忙回到香港寻找“南临委”，但是，“南临委”已经转移，她只好隐蔽在香港的难童学校教书，一边利用课堂宣传抗日，一边等待机会寻找党组织。后来，李若兰回到家乡广东汕头市工作。

李若兰的这段历史，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是完全洁白无瑕的。但是解放后，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却一再受到审查。1958年，她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分子。移送到农场劳动，改造思想。同年9月，她的爱人陈义生，因为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军政部门担任科员和上校参议，加上对妻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有抵触情绪，也被广东汕头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然而陈义生是接受我党指派潜伏在敌人内部搜集内部情报的。后来，李若兰的“右派分子”摘帽了，陈义生也刑满释放。但是，他们的名字却被写在“另册”里，阴影仍笼罩着全家。1974年李若兰患了乳腺癌，在动手术后又顽强地活了下来。1979年5月10日，李若兰突然接到中共汕头市委《关于李若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接着在1984年1月6日，她又接到了宣告亡夫陈义生无罪的《汕头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为了去福清祭扫已逝去的亲密战友余长钺烈士墓，1986年5月16日，李若兰和他的儿子陈子诚乘飞机抵达福州机场，福建省委派人前往接机，并陪同她去福清向余长钺烈士墓祭扫。李若兰还在福清会见了余长钺的亲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