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绵绵千里路  悠悠一线牵

林思翔

土地革命时期，在闽粤赣大地的崇山峻岭间，延绵着一条由我党领导的秘密交通线，它南出广东汕头，连接香港，通往上海；北经长汀四都，抵达江西瑞金。上杭居于中间路段。这条纵横千里的红色交通线，源源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输送领导干部、秘密文件和紧缺物资以及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周恩来同志说：“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大洋坝红色交通站旧址（鸳鸯楼） 沈延环摄

如今，时间已过去80多年，当年活跃在交通线上的革命同志多已作古，然交通线上的遗址遗迹犹在，上杭县如今还完好保留着大洋坝鸳鸯楼、坑口挹春堂等交通站旧址。最近，利用到上杭采风的机会，我们瞻仰了这些遗址，察看了几段交通线路遗迹，走访了当年交通员的后人和党史研究工作者，对当年交通线上杭段的情况有了了解，进一步感受到上杭人民在那一段艰苦岁月里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

1928年，中共六大后，为了加强同各地苏区的联系，党中央指示组建通往各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是1930年10月在永定虎岗建立的，对外称“工农通讯社”，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中央调广东省委交通科科长李沛群担任通讯社主任，陈连顺任副主任，委员游昌炳、雷德兴，交通员有赖奎贤、张发春、王德洪等，共50余人，20多支枪。

1930年10月，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国民党四十九师张贞部进攻闽西苏区。由于敌强我弱，无法抵挡敌人进攻，12月25日，中共闽粤赣省委、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被迫从龙岩撤退到永定虎岗。上杭高寨坑村与虎岗毗邻，距离仅7.5公里，处于虎岗通往大洋坝、坑口、白砂、张芬、太拔、蓝稔与永定合溪的交通要道上，是虎岗的西大门。高寨坑地处偏僻，山高林密，又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群众基础好。因此，经中央交通局同意，于1931年1月，将闽西工农通讯社从永定虎岗迁往高寨坑村，并派闽西红十二军模范营到高寨坑驻防。此后，高寨坑成为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驻在高寨坑的闽西工农通讯社与党中央交通局实行单线联系，其主要任务是：配合苏区和红军反“围剿”、反“封锁”，使交通线路畅通无阻；安全护送上海党中央与苏区间的人员往来和文件、信件、书报的传递；运送粮食、食盐、布匹、纸张、煤油、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这些物资都由交通站（工农通讯社）负责护送和保护，依靠当地群众的运送，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永定、上杭、长汀，一站一站地运到江西瑞金。

为做好物资的运送，高寨坑成立了一支近百人的运输队，挑选政治思想好、责任心强、严守纪律、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人员组成。一旦接到通知，无论严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或是深更半夜，队员们都准时来担运物资。从永定合溪、金砂古木督、虎岗挑来的物资，由高寨坑群众运输队再挑往大洋坝、坑口、白砂、旧县，每次挑运，近者往返20多公里，远者往返要走120多公里，历时两天两夜。遇到敌情紧张或途经敌占区时，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白天不能去，只能夜间去；不能点火把，不能打手电，不能说话，不能发出响声，只能以暗号联络，摸索前行。运输队员始终不怕苦、不怕累运送物资。还经常在交通员带领下，以挑担赴圩作掩护到敌占区，找那里与苏区有联系的商店接头，通过当地商人在敌占区收购物资，再挑回苏区。

1931年12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通过这条交通线到达长汀，并对交通线工作作出具体指示。此后，为适应第三次反“围剿”形势的变化，交通线路作了一些改变。1933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当地民团配合下，分3路进攻高寨坑，由于敌人多，火力猛，红军官兵虽奋力抵抗，但因敌强我弱，被迫撤到大洋坝牛轭岭斜里，不久又撤至茶地黄竹墩。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工农通讯社的使命才宣告完成。

自1930年10月建立至1934年10月，在4年时间里，闽西工农通讯社开辟和领导的、连接上海党中央与苏区的这条交通线，共安全护送了中共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项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叶剑英、任弼时、王稼祥、瞿秋白、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何叔衡、刘伯承、聂荣臻、李德等200余人。为苏区运送物资600多吨。连印钞票的模板和无线电收发报机、大型电台，也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从上海运到瑞金。工农通讯社有力配合了苏区军民反“围剿”作战和反“封锁”斗争，功不可没。

从事秘密交通工作，非常艰苦，且随时都面临意料之外的危险。在这条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对党赤诚、不怕牺牲、表现出色的上杭儿女。

在闽西工农通讯社当秘密武装交通员的刘禄长，有一次在完成护送任务返回途中，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不幸被敌人发现，敌人一路猛追。刘禄长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利用地形掩护自己，努力逃脱追捕。途中一根尖利的竹桩扎进他的脚，他忍着剧痛继续奔跑，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竹桩刺脚，使刘禄长伤口感染化脓一个多月。

交通员游昌炳，在其所在通讯站与中央办事处失去联系的白色恐怖中，他与全站12位同志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四出寻找组织，终于在4个月后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之后随张鼎丞等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一次，他受张鼎丞指派，送信给在另一处领导游击战争的谭震林，但到了以往约定接头地点时，未见到谭震林。在不知谭下落的情况下，游昌炳坚持在接头地点守候了6夜7天，这期间，他粒米未进，只靠装烟丝用的铁皮盒烧一点水喝。但他一直没放弃，直到完成任务。在一次对敌作战中，游昌炳负责保管部队十多斤金条。战斗打响后，我方失利，队伍被冲散，游昌炳与部队失去联系。他凭着对革命的耿耿忠心，身负十多斤金条寻找部队多日，终于分文不少地将金条带还部队。

在永定交通站和桃坑交通站先后任交通员的李寿科，为掩护交通员和物资的安全转移，与数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搏斗，英勇牺牲。穷凶极恶的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县城示众。苏区军民在古木督为他召开了追悼会，中央苏区交通总站负责人杨友青专程赶赴参加。

在闽西工农通讯社任通讯员的雷德兴，曾任上海至大埔的通讯员，和常驻上海的交通干事。1934年冬，雷德兴受中共上海交通局委派，送一万元款子回闽西交张鼎丞。完成任务后，因时局变化，与上海交通局的联系中断，雷德兴无法再回上海工作，被调到大埔青溪地下交通站任站长。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继续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从事秘密交通工作。1941年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在广东省曲江县设立交通站，他任曲江至桂林交通站通讯员，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雷德兴多年一直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不讲条件，不畏艰苦，出色完成任务。

在上杭的交通线上，如今还流传着交通员机智勇敢的故事。

大洋坝有座清代建筑的民居，叫鸳鸯楼。当年永定入杭首站就设在这里，如今依然完好。站长陈寿传，系白砂人，因有一手砌筑石坎的好手艺，鸳鸯楼主遂请其来打工，两人成了好友。陈寿传因此得以长住该楼，还制作豆腐售卖。陈担任赤卫队长后，经常以回老家作掩护，来往于溪口与白砂间，传递情报，护送党的干部。

鸳鸯楼的边上有条黄潭河，河边草木茂盛。陈寿传便找了几条客家农村收割稻谷用的谷船（客家语叫“斗楻”）倒扣隐于岸边，一有情况就放入河中当船使用。一天雨夜，虎岗民团潜入大洋坝，在鸳鸯楼里的两位革命同志被发现。陈寿传急忙从后门将他们转移，并机智地送进谷船，悄悄推入河中，隐入不远处的茅草洲中，躲过敌人伏击。

位于溪口镇大厚村坑口15号的挹春堂民居，也是当年的交通站站址。交通员吴七利是挹春堂张家媳妇，其儿子张亨永也参加交通站工作。1931年秋天，张亨永护送物资到白砂，遭民团伏击，腹部中伤，因伤口感染不幸牺牲。儿子牺牲后，吴七利强忍悲痛，坚持交通站工作。为了安全传递情报，她以种满午时花的鸡公碗作为信号物，如大门外围墙上放置此碗，则表示安全，交通员可以进站；如墙上碗花不在，则表明有危险情况。有一次她中午回家，发现墙头上的午时花碗被摔下墙，碎了一地，她伤心极了，又不便发作，可一时又找不到鸡公碗，为防革命同志出事，她便在路边连坐数日。后来重新整好鸡公碗和午时花，每天叫家人看守，才放心出门传递情报。

绵绵千里路，悠悠一线牵。让我们永远记住秘密交通线上的英雄们，记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上杭人民。

（本文原载于《走进“八闽旅游景区”·上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