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重返才溪乡

——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0周年

张胜友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久远的故事，然而，却鲜活得令人怦然心动……

1956年的春天，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行走在南粤大地上，身体力行他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当陪同调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李质忠提出想回才溪老家看看时，触动了毛泽东内心深处一根柔软的神经—他老人家沉吟良久，而后饱含深情地说，你回去代我向才溪人民问好吧，才溪人民确实光荣啊！80%的青壮年男子上了前线，上千人为革命流血牺牲了……光荣亭一定要重新修建好啊！

随即，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光荣亭”三个遒劲的大字。

才溪乡位于中央苏区县—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西北部，汀江流经境内，是著名革命老区。

才溪乡何以在毛泽东的心中有着如此沉甸甸的分量呢？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才溪籍的军人中涌现出了10位开国将军和一大批军师职军官，因而享有“九军十八师”之美誉，被称为“将军之乡”；当年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就有3400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1242人牺牲在疆场，又被称为“英烈之乡”。才溪乡的光荣是无与伦比的：每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4人当红军的有7户，5至6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

林金堂、林金森、林金香三兄弟争当红军的故事，在才溪乡传为佳话。

扩红时上级规定一家只去一人，三兄弟谁去呢？

“我是老大，出门多，力气也比你们大，我当然要先去。”大哥林金堂抢先表态。

“我今年已经20了，论个头不比你矮，论力气也不比你小，还是让我先走吧。再说大哥娶老婆了，当家、耕田留在家里最合适……”二哥林金森振振有词地说道。

小弟林金香着急啦，大声嚷嚷说：“为什么不能三个人一同去报名呢？谁能去谁不能去，由政府裁决嘛。”

三兄弟互不相让，争着、吵着来到了乡苏维埃政府，乡苏主席也没法说服谁，只好请来三兄弟的母亲王永玉。

“俺讲不算数，乡里批准才有用。”慈祥的母亲脸上浮起微笑说，“为了俺穷苦人能永远过上好光景，三个仔都去当红军俺也一千个同意、一万个放心呐！”

经过几次扩红，林家三兄弟都如愿以偿当上了红军。林金森在一次战斗中报名参加了敢死队，在扫清暗堡障碍时，将三颗拉断导火索的手榴弹一齐塞进敌堡，然后用背堵住碉堡洞口，以生命换取了敌人碉堡的炸飞……林金堂、林金香也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最后，都为中国革命奉献出了全部青春和热血……

才溪乡至今流传着“第一百顶”红军帽的故事。

凡村里有人去当红军，裁缝王宽行都要做一顶军帽送给他，村里参军的人越来越多，他已做了第99顶军帽啦。一天下午，王宽行正忙着做第100顶军帽，突然村口传来一阵急促的铜锣声，反动派民团武装进村了……王宽行抓起梭镖朝村口冲去，突然看到从山坡上跑来几个戴红军帽的赤卫队员，便灵机一动大声喊起来：“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其他群众也跟着大喊起来，匪徒们吓得连忙逃窜了……王宽行喜滋滋地跑回家里，赶忙做完那“第一百顶”红军帽，把帽子往自己头上一戴，当天便报名当红军去了。

新婚才几天的卓才连就动员丈夫当红军去了。当时，与才溪乡一河之隔的官庄还是白区。卓才连受命独自一人在深夜悄悄潜水到对岸贴标语，一张张红色标语刷在村庄的墙上、树上、石墩上……不幸被敌人发觉了，子弹“嗖嗖嗖”地射过来，她毫不畏惧，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机巧地放进装标语的铁皮筒里，点燃鞭炮，深更半夜敌人以为红军的机关枪响了，吓得不敢追来。卓才连沉着地把标语全部刷完，回到才溪时才发现身上的衣服早被撕成了碎片，脚也扭肿了。卓才连很快成长为苏维埃政府妇女干部，随后又报名参加了红军。1958年，卓才连作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才溪乡为什么能够创造苏区一等的工作呢？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曾盛赞才溪乡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和“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从1930年6月到1933年11月，毛泽东于戎马倥偬期间，九赴上杭、三进才溪，分别在乡苏维埃政府和列宁堂，召开了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种类型的调查会。代表们围坐在中厅的长条猪腰形桌旁，每一次调查会都开得笑语欢声，其乐融融。

毛泽东事先会列出详细的调查提纲，诸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生产支前、文化教育等等，口问手写，有问有答，有交流有讨论，并不时地起身给与会的群众发卷烟和倒茶水……当群众谦让时，毛泽东笑着风趣地说：“我请你们来，你们就是我的先生，学生对先生理应恭敬嘛！”

毛泽东一再教诫说：“向群众求师调查，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还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某日，毛泽东踩着田塍土路前去访问一户红军家属。

毛泽东指着光荣匾和“红军家属优待证”，问起了优待情况。

当家媳妇高兴地答道：“好处多着呢。挂着证章看戏，可坐在最前排；拿着证件买东西，可照市价减半成，不仅可以先买、买足，手头紧时还可以赊账，赊一圩两圩三圩都行，也可用米、豆来代还；看病药价也减二成。平时，党团员会来做‘礼拜六’，逢年过节，政府前来慰问，连柴米油盐都想到了。”

毛泽东转身微笑地对乡苏维埃主席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周到呀！只有密切了苏维埃干部与民众的关系，民众才会全心全意支持苏维埃的工作啊。”

这时，越聚越多的群众把房子挤得满当当的。于是，毛泽东建议把调查会搬到屋外。他大声问道：“扩大红军是强迫的吗？你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去当红军吗？”

群众众口一词地答道：“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谁不喜欢当红军呀？！”

毛泽东又问道：“大伙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群众再次异口同声地答道：“好呀！现在每片田塍都种上杂粮，大伙还上山造田呢。以前整年做牛做马，还是衣食无着落。自从红军来了分了田地，我们的柴米油盐都不用愁了。”

毛泽东越听越兴奋，他又继续问道：“合作社好吗？”

“合作社最好！方便了大伙，又节省了劳力，我们还可自愿入股，赚钱大家分呢。”群众你一言我一句，争着抢着回答。

毛泽东来到名叫“衰坑”的村庄调查，说这个名不好，我们苏区应该兴旺发达，我看叫“发坑”吧。从此，发坑的名字叫响了，这个村兴旺发达起来了，直到现在，也是全县的富裕村。

才溪乡的青壮年男人们都当红军上前线打仗了，留守的妇女们和老人们便组织起来，扛起了后方生产支前的全部重担。

乡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拥军优属”“查田”“选举”“土地”“劳动”“山林”“逃兵归队”等专门委员会；成立了总工会（包括木匠、泥水匠、纸业工人、挑担工人）和其他群众团体，如“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反帝大同盟”“革命互助会”等，把广大革命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同时，还成立了群众自愿参股的布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贩米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14个消费合作社，货物紧缺时优先照顾红军家属；组织各种形式的慰劳队、洗衣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耕田队、草鞋队等，红军驻扎或路过才溪时，他们就送柴、送米、送肉、送菜、送草鞋、送药材，为红军洗衣、补衣、送信带路。1932年红军攻打漳州时，才溪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等，随红军参加运送弹药、抢救和护理伤病员的工作。据当年的《红色中华》报道，从1929年到1934年，才溪妇女为红军做布鞋2万多双，交红军公粮七十多万斤，垒碉堡、送情报则不计其数。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毛泽东在才溪乡亲眼看见了一幕苏区民主建政、群众当家做主的生动场景：

选举大会，选民实到80%，生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产妇坐月子的，共约20%没能到会，都一一记录在册，上年岁的老人则拐着棍子来到会场。

为着选举事前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分别开动员大会，儿童团、少先队也都开了会，党团员开支部会；刷标语、分发小册子等，选举宣传普及面广，深入人心，大多数人都晓得选举的意义。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候选人名单张榜公布，一村贴一张，群众可在各人名下批注意见，有批注“好”或“不好”等，也有批注“同意”或“消极”的，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到墙报批评的约20多人，主要批评意见有：只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等；还有通过诗歌的方式，批评乡苏维埃政府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上一年时，曾有16岁以下的村民吵着要选举权，理由是他们中当红军、少先队、儿童团的不少，革命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晓得是年龄的规定，不再吵了。

选举开始了，候选人背朝选民站在主席台前，每个候选人的身后都放着一块碗，识字不多的选民们依次走上前去，往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身后的碗丢下一粒乌豆……

连续10多天的调查、走访，一桩桩一件件，毛泽东的心潮激荡着、澎湃着，久久难以平复。

今日，我们看到的这座破旧的泥土房，厅堂内有些零乱且不整洁，四面老墙上的石灰粉剥落后尤其显得斑驳而古旧，褪了漆的门窗、桌椅好像总是蒙着厚厚的一层尘灰……然而，它们无语，却默默地向人们展示着一段凝固的历史。

1933年11月26日，夜沉沉，一盏马灯闪烁着昏暗的亮光，陪伴毛泽东伏案疾书、笔走龙蛇：（1）行政区划；（2）代表会议；（3）此次选举；（4）乡苏下的委员会；（5）扩大红军；（6）经济生活；（7）文化教育……雄鸡破啼，曙色微明，毛泽东撂下羊毫毛笔，伸伸腰板，踱步走出门槛……名震一时的《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篇名改为《才溪乡调查》），就在这座古旧的泥土房内问世了。

毛泽东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时，经常是一张桌子、几把凳子，参加调查的人或坐或站，简朴而又融洽。在中央苏区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毛泽东还先后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

1930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曾把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稿《调查工作》翻印成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便在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广泛传播开来。人们烂熟于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等经典名言，均出自于《调查工作》这本小册子。

关于《调查工作》（又名《反对本本主义》）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个颇为感人的传奇故事：小册子在战争年代意外地丢失了，毛泽东为此多次惋惜地表示：“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奇迹出现了—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田家英从中央政策研究室发现一本发黄的石印本《调查工作》小册子，立即呈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喜形于色，连连说道：“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身边了！”

事情的原委是，上杭县茶地乡官山村一位老共产党员赖茂基，在红军长征撤离苏区后，冒死将《调查工作》及一些苏维埃政府文件用油布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箱里，把小木箱藏匿在自己睡觉房间的一个墙洞里，才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搜查。

毛泽东甚感欣慰，盛情邀约与他同庚的赖茂基前来北京见面一叙，遗憾的是，赖茂基老人却在一年前辞世了。

1933年，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疗养期间，又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重要文章。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谆谆告诫与会代表们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在人民群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群众。”因此，毛泽东要求苏区的所有干部“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历史曾记录下这庄严的一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正式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无疑，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江山政权的最初预演。

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版图约有8.4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达453万余—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铁壁合围、轮番“围剿”，正是一个又一个才溪乡，男人以血肉之躯上前线抵挡枪林弹雨，女人以勤劳双手在后方收获五谷杂粮，共同支撑起了中央苏区的一片蓝天。

毛泽东首创建设、巩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从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道路！

民意是天。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谓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先哲孟子则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千古名相魏征对于治国理政曾有精辟的阐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一言以蔽之：人民才是国之根本，根本固则国运兴。

我们重返才溪乡，拾起烽火连天的记忆碎片，重温老一辈共产党人一贯奉行的“群众路线”，回归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劳苦大众求解放！

我们重返才溪乡，欣逢中华民族正描绘一幅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任重道远，心中应该永远矗立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为广大人民谋福祉！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