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三打龙岩城

——毛泽东在1929

王晓岳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命何健为“会剿”代理总指挥，由湘赣二省集中六个旅约三万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这次“会剿”的部署。柏路会议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28团、31团及军直属队3600人经遂州向赣州进军，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此时，蒋桂战争一触即发，国民党“会剿”井冈山的江西主力撤回赣南。毛泽东趁机挥师闽西，巧妙地三打龙岩，拿下闽西一大片土地，奏响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壮丽诗篇。

一

1929年2月10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面的大柏地歼灭了尾追之敌刘士毅部八百余人，转战于赣南的宁都等县。3月11日从瑞金的壬田出发，翻过武夷山，到达长汀县境内。3月14日，长岭寨大捷，击溃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千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攻占了长汀县城。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得知红四军攻占长汀的消息后，指示龙岩县委积极发动群众，尽量扩大游击力量，准备配合红四军攻打龙岩，并前往长汀向毛泽东、朱德汇报闽西革命情况。3月底，邓子恢赶到长汀畲心，才知道红军已退出长汀到了赣南，遂写一份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闽西两年来群众斗争情况和敌军态势，建议红四军攻打龙岩。1929年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接到邓子恢来信。鉴于赣南敌军兵力集中及闽西空虚等情况，毛泽东做出红四军再度入闽，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5月22日晚上，毛泽东、朱德在距龙岩15千米的小池村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介绍敌情。得知盘踞龙岩、漳平的敌第一混成旅主力由旅长陈国辉率领，已赴广东潮、汕加入讨桂战争，只留五百余人驻防龙岩。龙岩城内只有参谋处处长庄凤骞带领的两百多人，敌军第一、第二营，以及第六补充营分别驻防龙岩外围据点。毛泽东决定，突袭龙岩。

5月23日凌晨，红军一、三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了距龙岩县城不足四公里的前哨营。龙岩城外守敌听到枪声，逃往城中。红军一、三纵队跟踪追击，杀入城区。二纵队控制北山制高点后如猛虎下山，对城内之敌形成合围之势。敌残部慌忙从东门夺路而逃，敌营长李忠逃至永福，庄凤骞逃至漳平。

毛泽东认为，龙岩大捷，但未伤及陈国辉筋骨，只有引诱陈国辉主力返回龙岩并聚而歼之，闽西方可建成革命根据地。因此，红军主动撤离了龙岩。5月25日，李忠率三百余残兵重返龙岩县城。

6月3日，毛泽东下达了二打龙岩的命令。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的率领下，会合上杭地方武装领导人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地方武装59团及龙岩赤卫队，兵分两路，进攻龙岩县城。中午时分，攻破西门，李忠下令撤退，败军退到龙岩洞附近的小山头时，遭到农民武装的伏击。李忠在机枪连的掩护下，再次突围逃往永福。

红四军攻占龙岩的第二天，得到陈国辉已率主力急速回闽的消息，决定采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并趁敌主力未到龙岩县城之前先扫清龙岩外围之敌。

6月7日，红军第二、三纵队正面攻击龙岩白砂镇守敌，一纵队和红59团从左右两翼实施包围，地方武装一千多人配合红军作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白砂之敌一个团。并乘胜解放了上杭、长汀南阳、连城新泉，建立了红色政权。

白砂战斗结束后，为造成红军打了就跑的假象，派二纵队到才溪、南阳一带活动，一、三纵队抵新泉隐蔽待命。

6月4日，陈国辉率主力进入闽西，一路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陈国辉部气势汹汹地兵发大浦，红一纵队从大浦撤至永定。6月5日，敌军到达永定，红一纵队已从永定撤至白砂。陈国辉见红军不敢与其交战，笑骂红军是“漏屎马”。6月6日，陈国辉率部抵达龙岩县城，城内红军已不见踪影。陈部入城后，便召开祝捷大会，并放假三天，放任官兵大吃大喝、狂嫖滥赌。

1929年6月19日拂晓，红四军向龙岩城发动了闪电式攻击。战斗首先在北门打响，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带领下奋力攻占了虎岭山。一纵第一支队在萧克率领下迅速消灭了城南屏障—莲花山守敌。纵队部及一纵第二支队攻破南门向清凉山突击，很快攻占敌机枪据点，与第一支队会师。与此同时，第二纵队及地方赤卫队攻破西门，攻占了国民党县政府。被困敌军以民房作掩护负隅顽抗。红军利用“掏墙挖洞”战术将残敌压缩到几座大院之中。红军旋即展开政治攻势，敌人见大势已去，只好举手投降。剩余残敌仓皇中向东门逃窜，不想冲锋号响起，遭遇红军第三纵队猛烈阻击。残敌只好束手就擒。陈国辉只身逃脱。

红军第三次攻打龙岩，歼敌两千多人，缴获步枪九百多支、迫击炮四门、水机枪六挺、手机枪四挺及大批军械物资。

6月20日，红四军前委、中共龙岩县委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有三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6月21日，召开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两万多工农群众在大雨中集会，推选邓子恢任革委会主席，郭滴人、张双铭等为委员。之后土地革命的浪潮在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五县展开，打开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6月中旬，红四军第四纵队成立，张鼎丞、傅柏翠、胡少海、谭震林、罗瑞卿等是这支部队最初的领导人。

从1929年初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六七月间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时间仅仅半年，然而它的意义和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宣告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证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真理性。同时，也展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和力挽狂澜的大气象。

二

然而，毛泽东开创的道路并没有得到当时党中央的认可。

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收到党中央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中央依旧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红军在农村的前途是悲观的。中央决定把红四军拆散，拆成十人到百人的小分队，散入湘赣边界乡村中进行土地革命。这显然是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否定。

“二月来信”还要求，“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红四军一旦失去自己的灵魂人物，其后果不堪设想。

朱德见信后十分激愤，毛泽东则神情淡然。这不是他第一次遭受打击，陈独秀时代，他曾遭到中央的批判。如今，中央领导人换了，共产国际依旧控制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要中国革命学俄国走城市暴动的路子。虽然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上海起义、攻打长沙都一一惨败，但他们从不认为这是脱离中国国情的问题，却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在莫斯科、上海、井冈山之间，一直存在着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角力。

毛泽东是下级是少数，他不能与中央对抗，但他从不惮于表达自己的观念，经过红四军前委讨论，由毛泽东执笔，以朱、毛名义联合向中央复信：“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农民势力将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复信进一步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目标，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失败了。”

复信请求：“中央若因别项需要让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

中央“二月来信”送出之时，毛泽东和朱德在大柏地打了大胜仗，江西国民党军遭到重创。“二月来信”送达红四军之前，朱毛趁蒋桂战争之机转战龙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第二块根据地。实践再次证明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是非曲直。

“二月来信”尚未送到根据地之时，红军内部就出现了问题。刘安恭的到来加速危机的爆发。中央派来刘安恭，和1928年湖南特委派来的周鲁一样，是来整治毛泽东的。

刘安恭留学苏联，其思想路线与王明如出一辙，是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照搬主义。刘安恭被钦定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他在向前委及党员大会传达“二月来信”精神时，大肆宣传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消极主义。更为恶劣的是，刘安恭采用了一套新的斗争手段，他将党内斗争公开化，将红四军领导划分派别，说朱德听从中央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管束。这种分裂言论导致了红四军的严重混乱。三打龙岩之后，1929年6月22日召开红军七大，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争论之后形成决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会议选举陈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

当时，毛泽东身患疟疾，忍受着疾病折磨和党内斗争的双重打击，住进了永定金丰山中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村养病。毛泽东住在一个仅有十平方米的小竹寮内，邓子恢真诚的关心照顾是他唯一的安慰。这是毛泽东人生处于谷底的一段时光。敌人的报纸发出号外，宣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养疴山中”。共产国际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刊物上发了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

面临打击，毛泽东从未动摇过为真理而斗争的信念，他在竹寮的木板上写了“饶丰书房”四个大字，在深山老林中养病读书，思考着土地革命纲领和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两件大事。

中共中央在得知毛泽东选举落败后，立即发出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做出批评，明确指出“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并把刘安恭调离红四军。

这是一个信号，历史的天平终于倾向了正确的一方。

1928年8月下旬，陈毅应中共中央的召唤奔赴上海。周恩来一见陈毅就说，你能行吗？回去后赶快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

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七项汇报。周恩来认为，根据地问题，只有毛泽东最了解最有办法。这时候让毛泽东“下野”，无异于扼杀中国在农村的革命。周恩来及时地纠正了“二月来信”的错误。1929年9月28日，由陈毅代中央执笔，周恩来审定，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指示信说，从过去艰苦的经验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挥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1929年10月26日，陈毅带回了中央“九月来信”。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这就是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和政治上建军的原则，党领导下的军队从此有了军魂。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给当时思想消极的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了回信，并以党内通信方式印发给部队干部，批评了林彪等同志的悲观思想，说明了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开辟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壮大为16万多人。顾顺章叛变之后，白区工作遭到彻底破坏，党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迁至瑞金。

危急关头，革命在这里找回希望。然而，博古、李德很快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悲剧从此进入高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锐减至八万人。湘江一战，血流漂杵，红军又付出了战死六万人的惨重代价。在血的教训面前，党和中央红军方才警醒：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于是，中国革命道路上才有了遵义会议这盏明灯。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