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长征，从这里出发

章 武

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一个像钢铁、像岩石一般坚强的巨人！

他，高高挺立在宁化县县城南端入口处的广场之上，挺立在中国革命光荣的史册之上，供千秋万代后人所瞻仰。

这座广场，这座占地8000平方米的广场，全称为“宁化县红军长征出发集结地纪念广场”。

这座纪念碑，这座高达23.68米的“人”字形纪念碑，就屹立在广场的正中央。

四根方形的冲天大柱，以钢筋混凝土和黑色大理石的最佳组合，以其峥峥硬骨、凛凛风姿，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略带倾斜地升向高空，并在顶端会合处，共同擎起一个巨大的红五星。由于视角上的原因，任何观众从任何方向前来瞻仰，都只能望见四根大石柱中的两根，紧紧倚靠成一个巨大的“人”字。

今天，我就站在这位巨人的脚下。抬头仰望：蓝天，白云，红五星。在初冬的暖阳下，巨人头顶的红五星，闪闪发光，显得特别耀眼。

站在我身边的陈端—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的女馆长，用满带自豪的语气向我介绍：这座广场，这座纪念碑，诞生于2005年，时值中央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纪念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光辉节日，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奇迹，宁化县人民政府邀请广州美术学院的专家进行整体设计，并在“山海协作”方晋江市的大力支持下，在县城的南大门，在奔流不息的翠江之畔，把它一举建成。其中，四根冲天大柱，喻指当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在全国的四个起点县，它们分别是：福建的宁化、长汀；江西的瑞金、于都。碑顶的红五星，则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徽……

显然，我头顶上的这位巨人，正是一位头戴红军军帽的战士。他，正是从这里，从誉称“中央苏区乌克兰”的红色土地上，踏出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上的第一步……

在陈端的引领下，我绕着纪念碑环行一圈。碑下，既有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碑文，也有精雕细刻、栩栩如生的人物群雕，再现当年宁化儿女踊跃参加红军长征、一往无前献身革命的动人场景。陈端说，这组铜铸的人物群雕，高8米，宽6米，由厦门大学艺术公司承制。

这时，我听见近旁传来潺潺的流水声。那是翠江的一条支流，从广场的中央，从红军巨人的脚下穿过。

水声潺潺，岁月悠悠。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不能不让我的思绪回溯到70多年前，那战火纷飞、鲜血染红的岁月……

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结果屡遭重创。12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不得不从白区撤回中央苏区，转入战略防御。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又错误地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强令部队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展开阵地战，以致红军数量急剧减少，根据地日益缩小，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到了1934年9月，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终于失败。原中央苏区的21个县，至此，仅剩下赣南的瑞金、兴国、于都、宁都、会昌、石城和闽西的宁化、长汀等8个县。而数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正以堡垒战术，步步紧逼红军，步步蚕食中央苏区，情况万分危急。

在此险恶的形势下，我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6日，中革军委向驻守宁化的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发出三封密电，命令其将防务移交地方红军和游击队。当时，驻守宁化的红军共有1.4万人，占中央主力红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十六强。其中，红三军团第四师及军团医院驻守淮土凤凰山，少共国际师一个团与军委直属炮兵营驻守淮阳、隘门，红九军团后方机关驻守上下曹及滑石一带。接到命令后，他们分别从驻地出发，或取道石城，或取道长汀，向江西的瑞金、于都方向集结。从10月16日开始，中央主力红军总共八万六千余人，先后渡过于都河，向西突围，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年，作为“中央苏区乌克兰”的宁化县，全县人口只有13万，先后报名参加红军的就有13000人，几乎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全县青壮年中的近一半。其中，在家乡宁化就地入编驻军，并随军出发参加长征的，就有3000多宁化子弟兵。他们，有的在红三军团的第四师，有的则刚由原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七师改编成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

军情十万火急，告别家乡和亲人的日子突然逼到眼前。许多戴着草帽、穿着草鞋，刚刚放下锄头镰刀，刚刚穿上军装、拿起步枪的宁化儿郎，就背上父老乡亲们为他们准备的军粮，匆匆踏上征程。他们，有的甚至还来不及通知年迈的父母双亲，来不及吻别恩爱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婴儿，就以急行军速度撤离苏区，他们，只能怀着依依不舍的深情，向家乡的层层梯田、缕缕炊烟挥手告别………

其实，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去，不是告别，而是永别、诀别，是人世间最悲壮的生死之别。因为，正是他们所在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在长征途中担任全军最艰巨的前卫和后卫任务。他们，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浴血奋战，不惜用自己年轻的骨肉之躯，为全军的突围铺垫出唯一的一条生路。

湘江，黑雾浓浓的湘江，恶浪滔滔的湘江，战火煮沸的湘江，鲜血染红的湘江！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就在红军从宁化出发短短一个多月之后，爆发于广西、湖南两省交界处的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这一战，红军在三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下，虽然强行西渡湘江，撕开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也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战役结束时，全军人数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其时，奉命留守湘江东岸，为全军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师指战员5000多人，绝大多数为包括宁化在内的闽西籍子弟兵，其中的一个团，几乎全都是宁化人。他们以一个师的兵力，英勇狙击，殊死血战，打退强敌的无数次疯狂进攻，为主力红军争取了宝贵的过江时间。但完成狙击任务后，湘江两岸的所有渡口、所有船只已完全被敌人封锁、控制。渡江无望，他们只好返身孤军苦战。此时，东岸到处都是敌人的桂军、湘军、中央军及广西民团。他们把对红军的仇恨，全都集中发泄到红三十四师身上。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的带领下，一次次突围受阻，一次次惨遭伏击，一批批战友倒了下去，又一批批战友站了起来，一路砍杀，一路牺牲，直到弹尽粮绝，全师覆没！

12月9日，年仅29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师长陈树湘，因腹部重伤不幸被捕。在敌人的担架上，他毅然用手伸进自己腹部的伤口，绞断自己的肠子，以最决绝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来实现他此前的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湘江之战，历来是我军军史、我党党史的重要研究课题。然而，千军万马混战之时，飞机大炮轰炸之际，血染湘江的许多红军指战员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因此，有关他们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种种细节，也大多淹没在时间的长河和历史的云烟之中。

然而，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们！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各地红军墓的墓碑上，从各处纪念馆所搜集到的革命文物中，从亲历长征全过程的老红军们所口述或所撰写的回忆录里，寻找到他们的踪迹，想象他们当年血战的惨烈，以及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之中孤军奋战的无私无畏与英勇顽强。

例如，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中回忆他20岁时所亲历的湘江之战，至今读来还令人惊心动魄：“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地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又如，为数不多的红军作家之一陈靖，在《湘水黔山》中如实记载：“血染十里溪”“河底遍尸体”。为悼念红军烈士，湘南与黔北湘江两岸的当地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

前些年，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中，还有这样令人难忘的镜头：当被排挤出党中央的毛泽东，带病随军长征，挤在混乱的红军队伍中，好不容易从摇摇晃晃的木桥上横渡湘江后，暂时驻足西岸，回望后续部队的渡河情况。当他听到红三十四师被敌军团团围困在湘江东岸，无法突围过江，只能孤军死战，很可能全军覆没时，他脸色陡变，无比痛心地反复叨念：“我的三十四师啊，我的三十四师！”

当然，作为文艺作品的电视剧创作，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允许对一些细节进行合理和必要的想象和加工。毛泽东当年是否如是说，也许在史料上难以找到准确的记载，但剧作家借特型演员之口，替忧心如焚的毛泽东所念出的这一段台词，却表达了红军全体指战员对英雄三十四师的无限痛惜之情，深深打动了全国亿万观众。

2005年10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宁化县调研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宁化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的巨大牺牲，长征的历史有可能要重新书写。”而在此之前，曾在湘江之战中幸免于难的开国将军韩伟，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深情地说：“如果没有湘江战役，如果红三十四师能到达陕北，那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就不单只有湖北的红安县了……”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再沉重，再严酷，再令人遗憾，再令人痛心，也无法改变，无法重写。好在宁化儿女为红军长征，为革命胜利，为共和国创立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至今并没有被人民所忘记。本次采风的第一天，现任宁化县委书记肖长根就告诉我们：

在长征途中，红军每前进一公里，就有约三名宁化籍战士永远倒下。能走完长征全程，胜利抵达陕北的宁化籍红军战士，只有幸存者58人，到了全国解放，健在的宁化籍老红军仅有28人。宁化儿女用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悲壮的历史篇章。

此后，在参观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时，女馆长陈端又向我们作了更详细的介绍：在长征途中，包括血染湘江等历次恶战，也包括在爬雪山、过草地过程中所牺牲的宁化籍红军指战员，其总数大约为6600多人，但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能正式列入国家民政部《革命烈士英名录》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只有3305人。其中，师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5人，营级干部74人。其余，都是难以查寻和实证的无名英雄……

这时，笔者忽然想起：著名作家魏巍，曾在他晚年的长篇小说中，以“地球上的红飘带”一词，来比喻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这条红飘带上的每一丝每一缕，也都浸染有宁化儿女—包括有名或无名的宁化儿女，那斑斑点点永不褪色的热血！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当时还健在的三位宁化籍老红军，三位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张新华、张雍耿、孔俊彪，被授予少将军衔。作为开国将军，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成为宁化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今天，我站在宁化县红军长征出发集结地纪念广场之上，久久抬头仰望“人”字形的红军纪念碑。蓝天，白云，红五星。作为当年红军军徽的红五星，依然在我的头顶，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

我想，不论是开国将军，还是普通士兵，不论是革命烈士，还是无名英雄，他们都是宁化人民—也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他们都是大写的人，顶天立地的人，像钢铁、像岩石一般坚强的巨人！

当年，长征从这里出发，为的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今天，新的长征又再度启程，为的是实现更加雄伟壮丽的中国梦。

我深信，伟大的宁化老区人民，必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