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回到柏柱洋

郑承东

在福安，如果说柏柱洋是红色圣地，那么詹如柏便是红色圣地的精神领袖。

1939年是一个平年，是农历己卯年（兔年）。兔年按传统说应是祥和之年，但这一年却是刀光剑影，血光连连。

这一年，苏日交恶。诺门坎大战，双方死伤六万多人。蒋介石派特务赴河内刺杀汪精卫未果，国内抗日统一战线与投降派之间顿时血雨腥风。这一年的3月18日，在中国的东南方一个小小的县城—福安，一个名叫詹如柏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赴刑场。相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3月18日上午，脚戴沉重脚镣的詹如柏被绑在椅子上抬往刑场。詹如柏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顽强地昂起头，向前来送行的乡亲们作最后一次演讲：“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我死没关系，还有其他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随后，一群反革命家属，张牙舞爪地一拥而上，用剪刀、锥子在他头上、脸上、身上乱剪、乱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残忍折磨，詹如柏体无完肤，鲜血淋漓。最后，敌人用一把尖刀刺入他的胸膛，一颗不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詹如柏的生命在33岁中定格。但许多人却记住这位为革命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烈。

在他壮烈牺牲后的第五天，1939年3月23日，一位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伦敦去世。在他的遗作《释梦》中，对人性提出了两重性的观点：在人的身上有着两股相对立的情绪，即攻击性和服从性，它既可能发展成建设性的正面情绪，又可能成为破坏性的消极情绪。在这里，我们一方面通过那些挥舞的剪刀、锥子，具体地看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刀光剑影与血雨腥风已让人性沦丧，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镇压根本就无法磨灭共产党人追求理想的人性光辉。

我们身处的时代有太多的风花雪月低吟浅唱，沉醉在这样的温柔乡里，很多人的骨头是酥软的，忽而有一日在电视里听到一个青年歌唱家在高唱《国际歌》，全场击掌和声，顿时觉得血在往上涌，全身热乎乎的，那真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回到柏柱洋时，听着詹如柏壮怀激烈的往事，也找着了。

在闽东的方言里，“洋”意即“盆地”或“丘陵”地带。柏柱洋，顾名思义，这个地方是丘陵地带。虽然位于福安市溪柄镇东南方，距市区仅40公里，但四周群山环抱，峰峦绵延，一个阔大的盆地，只有一个出口，中间一马平川，良田千顷，易守难攻，便于生存，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境内有一奇石，形如白柱，因“白”字为民间忌字，故改为柏柱，柏柱洋因而得名。柏柱洋共有10个村落和众多的寺庙。从1933年冬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减轻了对闽东的压力，闽东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柏柱洋就逐渐成为闽东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1934年初春，曾志、詹如柏在这里主持培训土改干部，进行分田试验。6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在这里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旋即，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这里隆重召开，正式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一时间，柏柱洋成为闽东土地革命、闽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闽东苏维埃政府、闽东特委曾设于此。那时的柏柱洋有修械厂（设上金竹坪村）、红军后方医院（设东山村）、红军被服厂（设金竹坪村）、供销合作社（设楼下村），样样俱全，还创办了列宁小学、工农补习所和工农剧社等。位于八斗岗腰的细日山村，当年是特委机关报《闽东红旗报》社和机要部门的办公地点，特委政府的重要档案就秘密地存放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柏柱洋军歌嘹亮，朝气蓬勃。虽然1934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以十万之众“围剿”闽东苏区，柏柱洋沦于敌手，但它留给闽东人民的精神遗产却是永恒的红色。

走进柏柱洋的中心斗面村，“闽东苏维埃政府”“中央闽东特委”“闽东妇联会”“共青团闽东特委”等旧址，当年红军写下的革命标语仍清晰可见。穿梭于土墙板房间，时空倒转，仿佛还能听得到那些如雷贯耳的革命者—叶飞、陶铸、曾志的足音。

在柏柱洋，我们还听到了关于叶飞同志遇刺的传奇。叶飞在领导霍童暴动后，成立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并指挥这支游击队频频打击敌人，故敌人不仅调来大批部队围攻他们，还派出几十个便依警察搜捕他。据叶飞同志回忆，1933年的某一天中午，他到达狮子头客店与交通员接头。因接头的同志还没到，店主人就把他带到楼上吃饭。他在吃饭时，听到楼梯响，以为是接头的同志到了，回头一望，见上来的三个人都不认识，不禁大吃一惊。就在这时，那三个人从楼梯口几步跑过来，他还来不及掏枪，这三个人就将他按住，朝他开枪，他头部中弹倒在地板上。这三个人开完枪，搜走他身上的手枪和笔记本就跑了。当时他脑子还清醒，听到他们下楼的声音，便抬头一望，这下坏了，原来只下去两个，还有一个留在楼梯口看他死没死。那人一看他抬头，就大叫起来：“还没死！还没死！”并跑过来朝他又连开三枪，一枪击中脑部，一枪打在手臂上。但他竟还没有被打死，于是接受了头一次的教训，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紧接着，听到楼下哨子声响，有人急促地叫着：“快走，快走！”随即他听到楼下的人跑出去的嘈杂声。他挣扎着爬下楼梯，爬出客店，昏倒在一座小磨坊旁的小水沟边。

离叶飞遇刺的客店不远的狮子头村，有我党的一个支部，还有农会组织，群众基础很好。村里的同志听到客店的枪声响，知道有情况，但因白天那里来往的人多，一时不敢来，直到天近黄昏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后，村党支部才派人来观察，发现他昏死在水沟边，就组织人把他抬进村，并请镇上的开业医生给他治伤。晚上十二点叶飞才醒过来，其间整整昏死过去十多个小时。

在柏柱洋，革命者的生死之遇随时入耳撼心。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红遍山冈。感谢柏柱洋，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年人来说，红色已成了我们成长中挥之不去的底色。或许曾有蒙尘的年华，落日中的流金岁月、黎明前的灰色地带都有我们踟蹰的脚步，但回到柏柱洋，我们常会警醒，哦，我们生命的底色，是抹不去的红。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