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大钊一起上绞刑架的女英杰

——没来得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志士张挹兰

张挹兰

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看守所内，20名镣铐加身的囚犯被押解到临时搭建的绞刑台前。第一个被押上台的是李大钊。敌人为了折磨他，绞刑竟执行了三次。暴行自午后持续到垂暮，此时只剩下一个女犯，也是唯一的女犯。敌人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她厉声叱道：“行刑吧！”即昂首挺胸，走向绞刑架。她就是张挹兰。

李大钊

在李大钊和刘清扬的直接领导下，张挹兰出任国民党北京特別市党部妇女部长，并主编《妇女之友》，挑起了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重任。1927年初，组织上获悉她上了敌人的黑名单，通知她撤离。她不愿离开，于4月6日被捕，羁押20多天，最终被杀害。《新文化》创刊号上，有她一篇《母爱的调节及其要点》的遗文。文章明确提出“实行生育节制”的主张及避孕的多种措施，认为这是解放妇女迫切之举。她是解放妇女的创新论者。同刊5月号，刊出她的遗稿《关于庚款用途的一些建议》，洋洋洒洒数千字。文章中，她建议成立“中华国立学术研究院”。她还曾协助张京生编撰北大哲学系教材《行为论》及性教育课讲义。

生于没落的书香之家

张挹兰1893年春生于湖南醴陵西乡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幸运的是，她没有像当地许多农家女婴那样，被放到尿桶里溺死。在长辈们的摇头叹息中，祖父给她取名兰秀，“兰”与“拦”谐音，意思是“拦住”，别再生女孩子了。后来，她为自己改名挹兰。张挹兰聪明伶俐，遇事有主见。祖父在当地开办一所私塾，当时的社会不准女孩子上学，张挹兰眼巴巴地看着男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十分羡慕，多次央求祖父教她读书识字。祖父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放学后悄悄教她认字。她天资聪明，一些简单的字句很快就能记熟，祖父对她很赏识。祖母是个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对挹兰读书识字百般阻挠。由于祖母的压力，祖父不再教孙女识字了。小挹兰毫不气馁，求教不成，便顽强地自学。她利用一切机会背着家里人读书，还在自己的卧室里练习写字。母亲疼爱她，暗中给予支持。十一二岁时，张挹兰就能读一些难懂的古文，一手小楷也写得很像样子。

那时，妇女缠足，张挹兰也未能幸免。她含着泪水，眼睁睁地瞧着自己的一双脚被裹成了“三寸金莲”。几年后，张挹兰来到北京，曾多次跺着那双畸形的脚，控诉吃人的封建礼教，为生活在黑暗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的解放大声疾呼。

女大当婚。十七八岁时，张挹兰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当地一个姓龙的自耕农，婚后的生活压抑而单调。不久，她生了一个儿子，这成了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1915年春天，一场可怕的瘟疫夺去了她的爱子。很长时间，她都无法排遣心中的悲伤，于是离开这个家庭，到县里的女子学校读书。

那时各地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提倡新学，张挹兰进的女校就是这一类“洋学堂”。在那里，她接触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感到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但是，女校还没有读完，张挹兰就被龙家召回，当了一个亲戚的家庭教师。由于她教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邻里乡亲的孩子纷纷到她那儿求学。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召唤着张挹兰：到北京去，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去。几经周折，她终于来到了北京。从此，她满怀希望开始了新的生活。

李大钊就义前与难友路友于(左)、张挹兰(右)合影。

考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挹兰遇到刚从湖南家乡来的远房亲戚李欣淑。她热情地向张挹兰介绍长沙的学生运动以及民众同北洋军阀斗争的英勇事迹。李欣淑是当时湖南学运的积极分子，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不少革命活动。张挹兰非常羡慕，深感必须进一步扩大眼界，接受更多的新思想、新知识。由于有较扎实的文化基础，她决定跳过中学阶段，直接考大学。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摆脱了家庭的阻挠，进入一个私立女子补习学校。学习期间，她经人介绍参加了北京高师附中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一个少年学会，成为这个学会惟一的女会员。

张挹兰从小就不讲究穿戴，现在就更顾不上这些了。人们总见她穿一身灰布衣服和黑裙子。她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经过半年多的补习，张挹兰考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学习期间，结识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她和缪伯英是湖南同乡，又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缪伯英的思想作风对张挹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挹兰住校学习一年，眼看就要升学了，可是家中再也拿不出钱来继续供她读书。这时，刚从学校毕业，也在北京的弟弟收到一封来自南洋的信和汇款，邀请他到苏门答腊首府棉兰担任华侨小学的教师，张挹兰像危难中得了救一般高兴。姐弟二人一起南下，打算自食其力，努力攒钱，然后再到欧美留学。

在华侨小学教书并不愉快。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学校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还有层出不穷的丑事，使张挹兰深感南洋社会的黑暗。于是，她放弃在南洋谋生并积攒学费的打算，返回祖国。1922年，她用仅有的几元钱报考大学，考取北京大学预科。

在北京大学，张挹兰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当年曾拿出自己的薪金接济过张挹兰姐弟的李大钊先生，成了张挹兰最好的老师。还在北京女师大预科时，张挹兰就听过李先生的课。当时李大钊正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社会学、图书馆学和女权运动史三门课。女师大预科和女高师在同一个校园里上课，李大钊讲课时，教室里座无虚席，不少外班的学生来旁听，张挹兰就是其中之一。每次听课，她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或第二排的座位上，边听讲边认真作笔记。李先生讲话很慢，条理清楚，从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讲到妇女解放的社会意义，讲到苏联，讲到共产主义社会。张挹兰被李先生讲的革命道理深深吸引，发现自己眼前的路拓宽了许多。

那些日子里，张挹兰为了接济家人和维持学业，半工半读，过着紧张而艰苦的生活。她当过家庭教师，替别人誊写过文稿，还做过其他一些杂活。尽管生活艰苦，学习条件差，但她没有被压倒。她刻苦攻读，成绩优异，获得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奖学金。1924年秋，张挹兰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升入北大文科教育系学习。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充满生机，张挹兰和许多追求进步的学生一样探求着、思考着，从知识宝库中吮吸着精华养料。她曾聆听过鲁迅先生讲课，经常阅读鲁迅在《语丝》杂志上写的文章，积极参加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成为热烈的“语丝派”。还在预科时，张挹兰就曾和弟弟以及几个同学一起组织过一个叫“辛社”的社团，为的是共同探索人生的真谛和救国救民的道路。尽管这个团体成立一年就解散了，但北大的学习生活使张挹兰越来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她开始走出个人奋斗的狭小天地，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投身到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去。

坚信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

1925年4月，张挹兰在北大加入左派革命团体“中山主义实践社”，后来又参加国民党，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她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积极宣传与共产党合作。由于她热情爽朗，是非分明，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在斗争中，张挹兰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右派假联合真反共的实质，对社会上顽固势力诋毁革命、破坏革命的丑恶面目深恶痛绝。她坚信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

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搜捕，1926年3月，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革命力量对敌人展开斗争。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张挹兰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此前后，她被任命为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秘书。从此，张挹兰经常出入敌人严密监视的东交民巷，前往北京特别市党部开会、请示和汇报工作。

为团结妇女界进步力量，扩大政治影响，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创办了一份妇女刊物，起名《妇女之友》，张挹兰担任主编。她深知办刊物的工作相当繁重，且存在许多困难和危险。但是，她不怕困难，努力利用这块阵地向各界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妇女同胞争取自由平等权利大声疾呼。她不仅审阅大量稿件，走访各界人士，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而且执笔撰写文章。她在《妇女运动述略》和《新妇女的使命》等文章中，表现出对身受多重压迫的妇女同胞的深切同情。她写道：“妇女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的传统制度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独有的。”文章号召广大妇女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救国运动，和全国人民一道，铲除国内恶势力，抵抗列强侵略，扫除万恶的旧制度和陈腐陋习，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当时，《妇女之友》杂志像一把明亮的火炬，照耀着广大妇女的解放道路。它在许多进步女青年、女学生中广为流传，引起强烈的反响，影响日益扩大。作为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张挹兰的社会声誉也不断提高。

那时，在西城报子胡同49号，成立了一所名叫“缦云女校”的职业学校，张挹兰被选为校长。学校虽然不大显眼，却是妇女工作的一个重要联络、集合点，成为当时妇女运动的中心之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妇女在这里不仅学习到了专业技能，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一期接一期的《妇女之友》杂志从这里发出，向广大妇女传播进步的社会思潮。许多学校的左派女学生也经常到这里来聚会。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北京城，这小小的女校成了一块“红色根据地”。

张挹兰在从事进步活动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锻炼。在缦云女校工作期间，她结识了常住学校的中共党员郭隆真，并直接受到引导和帮助，使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除了用刊物向妇女宣传新思想外，她还经常走上街头，宣传、教育妇女群众。她参加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复活》演出，努力演好角色，把这看成是一项政治任务。

工作中，张挹兰和不少共产党员有密切联系，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断加深，从称赞、敬佩到后来的理解、崇敬，从并肩斗争到渴望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干部刘清扬对张挹兰非常器重，把她列为重点培养对象，还多次和李大钊研究过她的情况。李大钊很关心她，让她在严酷的斗争中进一步接受锻炼和考验。

1927年3月，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的共产党员刘清扬调往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任职，张挹兰接任刘清扬的妇女部长职务。因工作繁忙，她已无法照常到北大上课，成了一个挂名的学生。

长期夜以继日工作的辛劳，加上饮食起居不规律，张挹兰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胃病经常发作，身体愈加瘦弱。家人、同事都劝她注意休息，她仍废寝忘食，努力工作。深夜，万籁俱静，她的小屋仍灯光不熄。她阅读文件，整理材料，撰写文章，修改稿子，编辑《妇女之友》，还要考虑妇女部要做的工作。清晨，朝露未消，街上就出现一位身材瘦小、神态文静、手提书包的女子，沙滩一带的人力车工人差不多都认识这个老主顾。只要张挹兰一上车，不用多问，只有两个去处，不是特别市党部，便是缦云女校。这一规律，不仅为她的同事所熟知，也被敌人的探子所发现。

这一时期，大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与直系军阀狼狈为奸，北京的反革命势力嚣张起来。城内外许多地方贴着反动文告，声称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的，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国民制赤会”、“反赤大同盟”之类的反动组织，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扶持下像毒蕈一样冒了出来。反动派对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盯梢、围攻、威胁，疯狂进行迫害。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处境日益险恶。

1927年4月6日，敌人在逮捕李大钊之前，逮捕了张挹兰。那天，她面对着闯进家门的特务和警察，没有丝毫惊慌。此前，她已经机警地处理了部分重要文件。4月28日，张挹兰和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在敌人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次日，北京大学中山主义实践社的一个青年，怀着对张挹兰的敬佩之情，假托是张挹兰的表弟，冒着生命危险，把装有张挹兰遗体的灵柩领出，重新入殓安葬。

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