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方显英雄本色

——解放初长江支队在建瓯剿匪土改纪事

1951年由长江支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组成的建瓯县委班子合影照

68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二大队二中队的109位同志，为了解放全中国的需要，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从山西省安泽县出发，千里迢迢来到刚获得解放的福建省建瓯县，肩负起建设新建瓯的重任。

血与火的交锋可歌可泣

新政府面临的第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匪患横行。建瓯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提出“脱下皮鞋穿草鞋，离开城市上深山”口号，占山落草，进行扰乱破坏活动。全县七个区公所有五个遭到土匪围困多达18次。县委成立剿匪指挥部，孟健(离休前任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担任政委。1950年春，第三区公所遭到土匪三师数百人围攻一天两夜，情况十分危急。孟健接到情报后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地调度武工队、民兵参战。在援军的反击下，匪徒才逃窜山中。

建瓯是国民党中美合作所东南训练班基地，培养了2000多名特务，特务组织活动十分猖獗。时任县司法科长杨鹏(离休前任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回忆：“在我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巩固以及大量吸收干部时期，特务伪装积极，混入我队伍中，窃取情报，策动叛变，尤其注重策反基层武装组织，用封官许愿，重金收买等方式，策动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为匪。这些阴谋活动，在领导力量较强，内部较为巩固的地区和单位，都能及早发现，拘捕匪特和通匪分子，但是在力量较薄弱的边远区，匪徒的阴谋活动却得逞了。1950年1月到3月，迪口乡发生3起叛乱，两个乡长、一个区分队副班长率部投敌，损失长短枪100余支。”

剿匪不仅要懂军事，还要善于开展政治工作。时任第七区剿匪指挥所所长郭敬之(离休前任南平市大洲贮木厂党委书记)回忆：我到建瓯，县委书记孟健同志扼要地给我介绍了第七区的情况。当我请示如何开展工作时，孟书记回答：“12个字，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这是方针，也是方法，三者紧密联系依靠群众更为重要，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郭敬之领导第七区一方面主动出击追剿土匪；一方面把闲居在乡里的国民党县参议员罗毅请出来，待上宾之礼，利用他在乡里的声望瓦解土匪；一方面在群众中宣传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揭露土匪的抢劫暴行，规劝那些和土匪有关系的人尽快断绝来往。经过一年多三管齐下的攻势，匪徒被歼、投降500余人，改邪归正400余人。其中两释三擒匪首郭震吉的过程被传为佳话。郭敬之说：“小筒村土匪郭震吉率21人窜到花桥村抢劫被抓，求饶说决不再干。释放不到两个月，又领7名土匪在爱竹、黄园一带为害群众，被活捉时，又赌咒服管，央求免死。再次获释不久，又带领残匪在附近村庄蹂躏妇女，拦路抢劫公粮。区指挥所经过侦察，部队东西两面合击，残存的7名土匪3死4俘，郭震吉则钻入地道逃进深山。经过打听得知，他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我劝他的母亲传话：‘回来没事，否则抓走他的老婆’。这一招很有效，半小时后，郭震吉来到我面前跪下磕头：区长老爷，我该死，我该死。从此，小筒村就不再受土匪祸害了。”

剿匪是一场血与火的交锋，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任建瓯第一区公所领导郭佐唐(离休前任省农机公司经理)、史春荣(离休前任省工艺美术公司副经理)深情地回忆牺牲的战友:1950年4月26日，长江支队二中队干部常全(时任建瓯南雅区助理员)与南雅区武工队副队长王新洪奉命率领13名武工队员去阳泽乡征粮，路过北通村时，受到村保长热情接待，怎知保长暗地将武工队下午要去阳泽村的消息通报给当地土匪头目。当武工队途经一面临溪一面悬崖峭壁的山间小道时，遭到事先埋伏的百多个土匪袭击，一场恶战打得土扬石飞，常全和战友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顽强抵抗两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子弹用尽，全部壮烈牺牲。

1950年5月，十兵团副政委刘培善在南平召开闽北剿匪会议，敲响闽北土匪的丧钟。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下，用一年时间彻底完成剿匪任务。

孟健同志

智歼城区匪特网络

县公安局长杨柳(离休前任福建省人事局顾问、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正贵接到清除隐藏在县城匪特的任务，决定采取先摸清潜伏匪特组织网络，再一网打尽。机缘巧合，公安局侦察员乔金来前来汇报：“与我联系的特情(指与土匪熟识暗中向政府提供情报的线人)老于告知，从深山匪穴下来四名土匪，以办嫁妆为名进城，已在老于家落脚。我想利用他们四处收拢散兵游勇的机会，装扮国民党军官，打进潜伏在县城匪特内部。”局领导考虑到建瓯城社会较为复杂，便询问乔金来有多大把握。乔金来信心沉稳地答：“一是抗战时我就参加八路军，有军事方面的专长，而且个头高大，像行伍出身；二是作为公安局侦察员有多个内线;三是接收建瓯政权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我是河北人，与山西口音有区别，可以混淆为北方籍的国民党军队散兵。”

在老于的引荐下，乔金来与四名土匪会面。匪徒握着手枪凶狠地盯着乔金来问：“过去是干什么的?”乔金来镇定回答：“我曾是国军。”“为何到这里来?”匪徒进一步发问。“在厦门战役中被共军俘获，共产党给我路费遣散回家，到建瓯路费用尽，认识老于后受他指点，想得到山上的弟兄们帮忙，谋个生路。”匪徒们轮番盘问查不出一丝破绽，加上盘踞山上的土匪急需受过军事训练的国民党军人，便相信这位十足军人气的“国军”。次日，匪徒们在老于家楼上设坛，点红烛，摆酒坛，又对乔金来提出结拜兄弟，并杀鸡将鸡血滴入酒坛，要乔金来和他们按年龄对天发誓喝血酒。结拜兄弟后，匪徒放松了警惕，外出联络叫上乔金来，接头暗号、任务也倾囊相授。比如，暗号是脱帽时帽口要朝天放，抽香烟时，对方拿数根烟，必须从最后一根开始取，中间一根属于身份最高者……进城主要任务是联系接头户搜集情报，了解共军兵力动态，收购流落民间枪支。驳壳枪一支黄金四两、卡宾枪一支二两、步枪一支一两，拉些可靠的壮年上山扩充力量。

几天之后，匪徒说进城任务完成了，明天一早就出城上山。乔金来瞅个机会回到公安局报告。局领导当即决定，城里的坐探和接头户基本摸清，他们要走，就趁势收网！第二天早上，四名匪徒带着乔金来朝大东门走去，埋伏在城门四周的公安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擒下。在押往看守所途中，一位匪徒发现押在最后的乔金来捆绑的绳子松，看守也不紧，就一再回头示意他寻机逃跑。乔金来从看守所前门进，立马从后门出，带着其他战士搜捕潜伏在城中的敌匪。他根据与匪徒交谈时发现的蛛丝马迹，认真排查，在一座破庙的佛像后，查找到一个深坑，寻出国民党遗留下的大批枪支弹药。在县公安局缜密部署下凭着乔金来的机智勇敢，县城匪特基本上被一窝端了。

长江支队干部队伍挺进崇安县(现改名武夷山市)时受到群队夹道欢迎。

求实与包容政策赢得民心

建立新政权，必将对旧政权的政策、企业、人员进行改造。建瓯县政府领导班子以实事求是的作风，人性化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工作，防止一些地区曾出现的过激行为。

建瓯的土地改革是落实党的政策准确、成功的地区。时任县城区委书记雷普(曾任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生前回忆：1951年土改划成分时，既发动群众评议，又允许包括地主、工商业店主自行申辩，经反复核实，有错必纠，有漏必补，直至准确无误。因此，土改中基本上没有发生错划、漏划成分和侵犯工商业者及小土地出租者利益的问题。更没有出现引导群众片面追挖地主浮财或对地主施行过激行为和体罚等现象。不但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所有民主人士工商业人士也未产生任何疑惑。对地主也都留下了生活出路，对其亲属子女也区别对待。雷普离开建瓯三十多年后，以记者和故友的身份多次回到建瓯探友怀旧，许多农民和老熟人紧紧握着他的手呼叫：“指导员回来了”。这深情的呼唤，是群众对土改队最真诚的情感体现，是对他们当年工作的高度称誉。

1956年，建瓯开展私营工商业改造时任县委常委刘怀文(离休时任南平市计发委主任)讲了一件典型例子。有家名为“恒大”布店老板把早年埋藏在地下的80两黄金挖出来报为资产，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并没有见财起心，而是按政策规定也予以退还，由业主自行出售给人民银行。

新政权成立后，遇到接管国民党政府机关、团体、学校的人员去留问题。建瓯县政府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统统清退的极左政策，而是以极大的包容态度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政策是，除了对少数特务、与人民为敌或劣迹明显的人员外，概予以留用，且一视同仁。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新政权的干部与旧政府留下的职员，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这一政策深得人心。曾在解放初期任建瓯县委副书记戈锐(离休时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回忆：对于知识分子更体现了重视和关怀。“当时，我们党团结老知识分子一道工作，维持他们工作原岗位，并设法逐步改善他们工作条件，提高生活待遇。1949年实行供给制的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就比行政干部高。1952年实行薪津制，又优先照顾他们。他们也奉献了毕生精力。如长期在建瓯中学任教的黄葵、杨润葵、张士英等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建瓯是闽北宗教活动中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天主教、基督教已传入建瓯。建瓯教区统领闽北七县教务。建瓯周边十个县的佛教会设于城南的光孝寺。因此，团结宗教人士的工作不容忽视。戈锐回忆：“解放后我们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宗教界的头面人物，通过他们去团结广大教徒，激发了广大信教者的爱国热情。如基督教医院(县医院前身)院长林孙谋以及建瓯的名医黄道善、佟振民等都是宗教界名人，他们在解放后为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尽心尽责。建瓯中学校长(原培汉中学校长)林肇基信仰基督教，应政府邀请出任军管会文教处副处长，为解放初期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今天，我们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不仅仅是怀念长江支队老一辈革命战士和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的无数干部、群众，更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

一九五一年，为庆祝肃清匪特合影。

乔金来挎着驳壳枪坐在第一排正中，县公安局长杨柳，

副局长陈正贵分别在他右边与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