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风度有耶无

——记革命烈士林可彝

林可彝

这张旧照片令人心动。照片上的男子一身戎装，头戴军帽，肩挎武装带，戴袖标打绑腿。照片右侧上方题有“翠瑛吾爱”，左侧下方是“可彝赠”，还有两行字：“一六六一九西征凯还之日”。我与罗源县党史部门的同志解读后边这两行文字，明白其中的“一六”指的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其后的“六一九”当是6月19日。西征是什么？党史办同志介绍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1927年5月17日，驻宜昌的夏斗寅叛变革命，率部进攻武汉，武汉共产党人配合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保卫武汉，击溃夏斗寅部，武汉转危为安。林可彝参加这场被称作西征的战斗，凯旋回到武汉当日，在这张照片上题字，寄给了他远在福建的“吾爱”，即他的妻子郑翠瑛。

以往我曾听说过林可彝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具体情况却知之不多。直到这一次到罗源县，才有机会了解林可彝的主要生平事迹。林可彝生于1893年，原名瑞鼎，字可彝，罗源城关北门街人。林家是当地望族，林可彝之父为清末秀才，经营茶业生意，育有四男，林可彝排行第二。林7岁入县私塾读书，勤学好问，老师评价：“天资颖悟，气贯冲和，择善固执，见义勇为。”1913年9月，林时年二十，考入福建政法专门学校学习，为民国名人林长民的学生。1916年，林可彝从政法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先后留学于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留日期间，研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发表《日人捣乱东亚和平论》等文章，严责日本侵略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活动。1920年毕业回国后，林在北京朝阳、平民、文化等大学任教，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1923年，林赴苏留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年30岁。同年夏，经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彭述之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林可彝回国，继续于北京任教，讲授《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等课程，向学生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知识。与李大钊为朝阳大学同事，关系密切。林曾作为北京院校代表之一，到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等彻夜坐索被拖欠的教育经费；曾在北京文化大学作列宁领导苏联人民革命斗争和俄国革命后各方面成就的专题报告；1926年3·18惨案后，曾组织学生召开控诉会，上街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于日本长崎召开的亚细亚民族大会。1927年1月林奉调武昌任中山大学教授。5月参加西征。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中共召开八七会议，林可彝被派到鄂西组织农民运动。后回到武昌，是年冬于中大被捕，1928年1月4日英勇就义于武昌，时年35岁。

林可彝是罗源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也是闽东、福州早期中共党员之一。林可彝在留苏期间入党，其革命经历主要在北京、武昌，被称为是“在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转入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留有在北京的《今日》、《自治周刊》、《向导》、《晨报》、《劳工日报》、《平民校刊》和上海的《东方杂志》、《学林》等10多种报刊上发表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最后一个感觉》、《政党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劳工法成立之后》、《我们自治运动的目的》、《俄罗斯的产业自治》、《我们为什么主张产业选举》、《国家社会主义与省自治》、《社会教育与政治运动》、《自治运动的趋势》、《时局彻底解决之机》、《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等文章。林可彝在传播唯物史观，论证人类社会发展动力；宣传社会革命，论证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肯定俄国新经济政策，论证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为党史研究者充分肯定。他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无疑是其学者、教授形象。中共早期人物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曾描述：“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朝阳等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彭述之说：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们应该很好关心这位新来的同学。”我在林可彝故居里看到了林可彝的一张旧照，该照片亦化成一座雕像，坐落于罗源烈士陵园一侧，照片与雕像中的林可彝英俊儒雅，戴着眼镜，颇具学者、教授气质。

林可彝故居

但是他赠给“翠瑛吾爱”的照片却以另一种形象示人。这张身着戎装照片的背面题有一首诗：“翠瑛怎样忆征夫，马革裹尸未裹吾，乍看戎衣应苦笑，书生风度有耶无。”这首诗让我读来感觉良多。林可彝用它与照片告诉妻子自己刚刚经历了西征，未曾“马革裹尸”。报平安之际还略带调侃，猜想妻子一看到他的戎装会苦笑，问自己的书生风度还有没有啊？林可彝将自己定位为“书生”，其实亦为戎衣与西征凯还自豪，否则无须将这张照片遥赠其爱。我发觉林可彝的心里早有对戎装的向往。据资料载，1924年8月，林可彝从俄国归来，回罗源探亲时，曾前往县女子小学参观，时正值学生上体操课，他当场口吟七绝一首：“堪羡群贤育女英，修文练武展新旌；书生投笔从戎日，不带男兵带女兵。”诗中的“书生”显然是自指，林可彝称自己一旦投笔从戎要带女兵，意在表示赞赏，勉励女校师生，却也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一种倾向。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共产党员，他知道革命是什么，武装斗争有何意义。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心态，时候一到，这位教授学者亦穿上了征衣，其“苦笑”略带自嘲，实为义不容辞。

我感觉这位革命先辈内心世界之丰富，可从这张照片一窥。该照片赠给“翠瑛吾爱”，题照诗首句：“翠瑛怎样忆征夫”，深情流露笔端。我在林可彝故居向其后人打听家事，才知作为一位教授之妻，郑翠瑛原本竟不识字。林可彝于1909年与郑结婚，时林16岁。郑系罗源县护国横路村人，出身贫苦家庭。林可彝与郑翠瑛婚后聚少离多，特别是林可彝1916年东渡日本留学，至1928年牺牲，十余年间仅回过家乡两次，时间都不长。林可彝长期独自在外留学、任教，妻子在罗源家中，远隔千万里，彼此感情却深。他们的独子林时中生于1920年，解放后曾为罗源一中校长，福州一中高级教师。林时中于1986年著文回忆，称其母目不识丁，却贤慧善良，深明大义，“父亲对她亦极尊重，并没有因文化程度悬殊而轻视她，相反，而是十分体贴她，照顾她，千方百计提高她的文化水平。”林时中讲到一个故事：其父考虑汉字结构复杂，成年人学习有困难，特意为妻子找一位萧助产士来帮助学习罗马拼音，郑翠瑛经一年多努力，基本能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几次用它与父亲通信。林时中还记述了1927年腊月的一个下午，他放学回家时，发觉大厅寂静异常，母亲躺在床上呜咽，伯母、叔婶和几个邻居妇女围在床前宽慰、劝解，“从她们言谈中，才知道原来是三叔父今天下午接到登载父亲在武汉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消息的报纸。”其后郑翠瑛因哀伤过度，卧病三年。林可彝夫妻彼此情深，由此可见。

林可彝对家乡、亲友亦充满感情，多见于其生平记载。辛亥革命前，林即与族内热心人共同创立了罗源的第一所小学——私立毓秀小学，林千方百计为该校寻觅校址，筹集资金，拟定教学计划，亲自担任教学与辅导工作，竭力主张向穷孩子开门，免费招收一批贫寒人家子女入学。辛亥革命后，该校并入县立罗川小学，改名为罗源县立第一小学。林可彝在国外留学期间，县里集资筹办女子小学，他闻讯特别高兴，从海外写信回来祝贺，待回罗探亲，于宣传革命之际，还特意前往该女子学校参观、座谈，建议增设针织班。离罗前并约请该校校长同往福州，选购教具，亲购织袜机一台赠送该校，充作教学之用。1925年8月，林可彝探亲结束拟返京时，由于操心他所器重的堂弟林瑞书与侄儿林时彦的求学，临时决定携带他们二人同行去北京。两个孩子进京时先上小学六年级，半年后考入中学。林可彝一边从教、写作、开展革命活动，一边还要照料这两个孩子的生活与学习，教导他们成长。三人共同生活了一年半时间，1927年1月，林可彝奉调武昌，匆匆启程前，他紧急做安排，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好友王稚陔，而后动身。到武汉后还给他们写信，充满关切，满腔亲情。

这些细节尽显书生本色，让这位先辈的形象格外鲜活。林可彝除了以其学识与革命活动令人敬佩，也以其人格魅力和真挚情感令人感动。

1927年冬，驻守武汉的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据当时亲历者回忆，12月16日凌晨，武昌中山大学被军警包围。林可彝临危不惧，照样入校上课。反动军警阻止其入校，被他严词驳斥。时旁边闪出一个特务说：“你就是林可彝吗？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林可彝就此被捕，于狱中英勇不屈。半个多月后，林可彝以所谓“确系共产党重要分子，在校宣传共产，蛊惑青年，确凿无疑”的罪名被杀害。此时离林可彝为其妻题诗“马革裹尸未裹吾”刚刚过了半年时间。

林可彝牺牲后，北京亲友假卧佛寺召开追悼大会。1928年其灵柩由战友集资护送还乡，时阖邑士民开城迎接，并冲破阻挠召开追悼大会。出殡时，众多居民涌上街头，伫立泣送。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罗源县人民政府给林家送来革命烈属牌匾，1982年，国家民政部为林可彝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2017年1月，位于罗源县革命烈士陵园的林可彝烈士雕像落成，与林可彝烈士纪念亭一起，成为人们缅怀之所。

我去瞻仰了那座雕像，在那里再次读到了那首题照诗与题词，它们被刻写于一块石碑，镶嵌于一面石壁上。读到“书生风度有耶无”，感慨万千。在重温一位革命先辈光辉一生之际，似乎也在触摸着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亲人的炽热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