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革命 英勇斗争

——缅怀老共产党员朱汉膺

1908年5月，朱汉膺同志出生于惠安县三朱乡（现为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他即积极参加反帝抗暴斗争。1926年加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踊跃投身农民运动。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泉州特支组织委员、晋南县委组织部长、惠安县工委书记兼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惠安大队大队长、政委；解放后历任惠安县县长，晋江地委农委副书记、福建省农民协会筹备会泉州办事处副主任、晋江地委委员、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他在58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着许多充满传奇色彩的事迹，值得人们缅怀。

一、倾家革命，无私奉献。据说有人问过朱老：干革命如此艰难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国民党抓去杀头，共产党到底给了你们多大好处、每月工资多少？朱老满怀深情而又颇为风趣地回答：“共产党不仅没有发工资、给好处，党员还要倾家荡产来支持革命，我是拿钱买革命来做。”事实确是如此。以他一手创立的三朱地下革命交通站为例：从1930年惠安暴动到1949年惠安解放，20年如一日，这里既是传送党内机密文件、材料、沟通重要信息的交通站，又是掩护被敌人通缉、追捕的革命者的掩蔽所，还是帮助外地同志前来治病养伤的医疗站，以及个别无家可归的干部亲属的托儿所和养老院，偶尔还要成为在此不幸病故同志的殡仪馆。1946年以后，交通站扩大为中共惠安县工委会和人民游击大队部的办公室。从此，往来于交通站的人，每一批往往从几个、十几个到几十个，住宿的时间则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不等。这样，光是往来人员的伙食费一项，就不堪重负。当时上级领导机关同样十分困难，长时期不可能给交通站发放经费，为此，朱汉膺克服困难、独力承担。他除了把担任小学教员所得的收入全部献给交通站外，更主要的是全家总动员，种好几亩薄田，并利用山坡地扩种水果，养好家禽家畜（主要是猪），同时勒紧腰带、节衣缩食，自己吃粗粮，有时粮食不够，就挖野菜充饥。朱老的两个弟弟就是由于常年坚持繁重的农业劳动，加上生病时舍不得花钱治疗，过早离世。但即使这样，遇到荒年或青黄不接时，仍然不得不卖掉母亲留下的首饰，或向亲友借债来维持。由于朱汉膺的努力，交通站成为大批南来北往革命同志的战友之家！

二、顽强不屈，英勇斗争。惠安是泉属地区的一个重要县份，而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重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牺牲的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多达1600多人，被害革命群众1100多人，还有不少人在敌人的追捕下逃亡外地、饥寒交迫而客死他乡。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惠安从1926年底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到1949年8月全县解放，我们党坚定依靠群众，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朱汉膺的革命生涯就是同惠安地下党的建立、发展同时进行、同步展开的。他从1925年参加反帝抗暴斗争到1949年率领县游击大队解放惠安全境，几乎经历了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参加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可以说是驰骋沙场、身经百战的革命老将。早在大革命后期，他即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武装查封反动会道门———同善社的斗争，取缔、摧毁土豪劣绅把持的反动武装组织———“保甲局办事处”，逮捕罪大恶极的“通城虎”和“大毒蛇”，特别是夺回被著匪汪连非法把持的惠洛公路管理权而交由农民协会接管等重大革命行动。土地革命时期，他积极参与震慑敌胆的“惠安暴动”。暴动失败后，他毫不退缩，坚决立足山区，积极参与武装抗捐的的领导工作，协助建立“惠北抗捐大同盟”，为夺取1932年惠北武装抗捐斗争的巨大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红军长征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危难时刻，他毫不气馁，坚持斗争。1936年，按照组织的安排，他转移到晋江塔头中山小学任教，跨越县界开辟革命新区，积极配合晋江、惠安党组织，筹建“抗日救亡工作组”和“抗日救国话剧团”、“抗日巡回宣传队”，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激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慰问抗日将士，并发动优秀青年参加抗日先遣队，开赴抗战第一线。在这期间，朱汉膺还努力穿针引线，为失去组织关系的单位（部门）或个人接上关系，恢复正常工作，1939年，朱汉膺奉命返回惠安，进一步协助县工委把三朱建设成为惠安的地下革命中心，并使之成为闽中特委与泉州临工委联系的主要交通站，随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惠安县工委和县游击大队的机关所在地。1947年10月，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到三朱主持召开干部扩大会，传达贯彻闽浙赣省委“8·28”会议精神，宣布恢复朱汉膺同志于1933年被错误停止的党籍，并增补为县工委委员。1948年2月，惠安县工委在港墘召开会议，贯彻地委扩大会议精神，选举朱汉膺同志为县工委书记。他坚持从加强党的建设入手，到1949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2000多人，培养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基层领导骨干近百人（其中区工委委员数十人），并组建了50多个党支部和8个区工委会，从而为地下革命斗争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在这一基础上，朱汉膺一方面大力筹措武器弹药，发展武工队员，组建游击队。到1949年初，已正式建立了拥有8个中队（连）、757人枪的县游击大队，重点打击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特别是胜利地组织了三朱、港墘两次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形成了威慑敌胆的震撼效应，促使国民党乡镇一级反动基层政权全面陷于瘫痪，从而为解放全县创造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统战工作，成功地策动了山腰盐警、交警325师975团驻峰尾海防工作队、县警察局和海上保安纵队第四支队等四个单位多达四五百人起义投诚，从而大大地加快了解放惠安的进程。

三、高山虎影，隐蔽战线的设计能手。据朱箐华同志（解放后当过惠安县副县长）回忆，解放前一年初春，有天上午，她同村里几个姐妹到山上拔野菜、拾柴火，突然发现高山顶上蹲着一只老虎，顿时吓得魂不附体，齐声呼叫“救命！”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老虎”，而是住在山洞里的朱汉膺趁那天晴朗披上虎皮到洞口晒太阳。这场“高山虎影”引发的误会是一个表面现象，它从深层次突出彰显了朱汉膺对党的地下工作和隐蔽斗争独具匠心的巧妙设计。原来，三朱周围山高林密，不仅有毒蛇，而且是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了避免遇上老虎的危险，当地农民不论种地或外出，只能迟出早归，不敢早出晚归，因为从天黑到翌日清晨都是老虎活动的危险时段。于是，如何根据老虎的出没时间和村民的作息安排（迟出早归）来设计党的隐蔽斗争方案，就成为朱汉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他发现：老虎出没的时段（即整个黑夜）对村民来说是危险时段，而对地下党人的隐蔽活动则是安全时段，因为在这个时段里，不论是附近村民还是外来人员包括特务暗探，都不敢进山活动。根据这一规律和特点，他在深山密林里挑选了大中小多个可供隐蔽活动的山洞，精心把它建设成为地下工作人员特殊的“隐蔽所”，其中有的只能给单人隐蔽，有的可供三五人、十人八人共同使用，个别的甚至成为能让30多人开会、住宿的“礼堂”和“宾馆”。为了保证“隐蔽所”的安全，防备敌人偷袭，朱老明确规定：进出山洞必须早出晚进，每天只能吃两顿饭，煮饭应当在黎明和夜晚，中午不能煮饭，严防炊烟飘出洞外被人发现，同时还教给洞里住宿的同志防范老虎伤害的办法，从而使这些秘密山洞成为有效掩护地下党活动的保护伞和开展隐蔽斗争的庇护所，不仅顺利地接送了大批过往的同志，而且在“礼堂”和“宾馆”召开过党的重要会议，安全地接待了一批重要的领导同志。据当时的老秘密交通员施西同志回忆：1947年戴云山战役失利后不久，中共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老吴）来三朱召开会议（党史上称“三朱会议”），贯彻省委“8·18”会议精神，就是在后宅村对面石湖山加箩坑的山洞里召开的。他说，据我所知，这次会议前后，来三朱这个石洞住过的有中共福建省委、闽中地委、泉州中心县委和惠安县工委等不少领导同志。石洞里住了这么多领导人，是要绝对保密的。为此，朱汉膺特别辛苦。他既是交通站长，又是交通员、服务员、采购员、炊事员，还是卫生工。当时，他除了照常接待来他家联系工作的同志，安排膳宿，更重要的是做好会议的保卫工作。他没有住在石洞，但每天至少要进出石洞两次：天不亮就挑一担桶进去，把桶里装满的大米、线面、油盐、小菜、虾皮、花生等供会议用的食品放在洞里的“厨房”，然后把“厕所”里的粪便挑出去，天天如此，若遇紧急情况，则三更半夜也要跑进洞来。许多领导同志对这个开会场所非常满意。但是，石洞毕竟不是房间，尤其是秋冬季节，下午总觉得凉飕飕的，而且一天只有早晚两顿热饭，没有开水喝。然而，大家都不在乎，照样认真开会，热烈讨论，休息时则谈笑风生。

利用山洞作为地下斗争的保护伞和隐蔽所，这种做法，原来不足为奇。朱汉膺同志的独到之处是，利用当地老虎的出没时段和村民的作息安排等规律和特点，让老虎来为革命者“守门把关”，则显出他的匠心独具、别出心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朱老是高山驾驭老虎、决胜隐蔽战线的设计能手。

十年的动乱，朱汉膺同志遭到严重冲击，但他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1983年朱老不幸病逝，至今已经二十几年。今天，人们缅怀朱老的目的是学习朱老。学习他的高风亮节和革命风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