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动地与悄然无声

——记厦门5.25大破狱

杨少衡

1930年3月底，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厦门岛，一个重大行动在暗中酝酿。

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秘密驻于厦门，领导所属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顽强斗争，配合正在闽西南、赣南等地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与反动统治。有一个被命名为“特别委员会”的临时指挥机构在厦门成立，五名委员包括威信极高的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重要创建者，时年29岁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省军委书记王海萍、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谢景德）、省军委秘书陶铸和团省委书记王德。特别委员会将组织实施一项极不寻常，非常危险，惊天动地的重大行动，罗明召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除了五位委员，以及极少数相关者，没有谁知道这个委员会及准备中的行动。

4月中旬，有一个训练班在厦门鼓浪屿悄然开办。特别委员会委员，22岁的青年陶铸担任训练班主任。陶铸从厦门的党团员、工人纠察队和进步青年中，选择革命意志坚定，不怕牺牲而又年轻力壮、机智灵活的一批同志进入训练班。这些人员政治与身体素质好，却多没有战斗经验，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有摸过。省委特地从闽西根据地调来2名战斗经验丰富的红军战士，以及漳州红色游击队领导人王占春参加训练班。训练班课目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学习，除了所挑选的小队人员，还有若干可靠的进步青年参加。特别委员会委员轮流上课，分析当时军阀混战和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形势，阐明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第二阶段是军事训练，由陶铸全面负责，参加者有所减少，只限于陶铸、王占春、黄琬、林雪榕、白文庆、“客古”等13人（后为11人），这个小队被称为“特务队”（亦称“武装队”）。特别委员会筹措了近600元，加上闽西苏维埃派专人送来的1200元，为特务队购买了8支手枪和子弹。队员们先在室内学习枪支性能，掌握拆枪、安装、卡膛处理等技术，待要领基本掌握后，陶铸把队员分成两组，带到山沟里学习瞄准、射击。

两阶段长达一个来月的训练在隐密状态下进行，训练班设在鼓浪屿，当年鼓浪屿为外国租界，有助于避开国民党军警。特别委员会专门租了一幢独门独院小楼，作为训练班活动场所。为了避免惹人注目，枪和子弹均存放在厦门市区一个机关里，特务队员每天分散渡海到市区取枪，然后三三两两到预定地点集中，实弹射击演习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进行，由陶铸在集中地点临时通知。严格的保密措施让训练班的枪响波澜不惊，遍布全岛的国民党军警鹰犬充耳不闻，浑然不觉。

在特务队投身训练之际，特别委员会委员谢汉秋悄悄组织起另一支队伍，以进步学生和相关人员为主。谢汉秋一次又一次分批带他的队员穿行于厦门港附近街巷，不厌其烦，直到大家对每一个位置的状况烂熟于心。他们活动的地段有一座建筑，位于鸿山寺与南普陀之间，面对碧山路，是当年的思明县政府，国民党统治厦门的政权机关所在地。与县政府办公楼一墙之隔是思明县监狱（看守所），跟县政府同在一个大门之内。时这所监狱里关着当年三月在厦门被捕的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以及在闽西等地被捕的共产党干部、红军游击队员，共四十余人。他们被关在两个各约30多平方米的大监房内，连床铺都没有，只在地上铺一层稻草，“犯人”挤在一起，背靠背席地而卧。四、五月份的厦门气温已经很高，狭窄牢房里的人像给装在蒸笼里，进了活地狱。而敌人正在准备把狱中同志解往福州判处重刑。

原来所谓的“特别委员会”实为“破狱委员会”，准备中的重大行动就是要在敌驻扎重兵的厦门岛，在众目睽睽下打进县政府大门，攻破思明县监狱，救出这40多位同志。此前，由刘端生担任书记的狱中临时党支部通过探监同志传出一封急信，写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信中提到情况紧急，临时支部拟组织难友集体越狱，请求省委批准并给予配合支持。省委书记罗明召集几位同志反复研究，认为仓促组织越狱可能遭致不应有的损失。陶铸建议采取里应外合办法，变越狱为破狱，营救同志。这个主意极其大胆，似乎难以实现，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思明县政府周边有警察和侦探队，还有三个营的敌正规军，其中海军陆战队第二营450人驻地距离仅约1公里。思明监狱里的看守不多，装备一般，但是一墙之隔的思明县政府有一支36人的警备队，个个有枪。

尽管困难重重，省委还是分析有利因素和可选措施，下定破狱决心。省委书记罗明说：“考虑到形势发展的需要，设法营救被囚禁在敌人牢狱里的同志和战友，是组织上应尽的责任。”“农村根据地的发展急需大批党团干部去开展工作，如果能把思明监狱里的同志营救出来，输送到闽西去，就是对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援。”省委为此成立特别委员会，组织特务队与接应队，分别由陶铸与谢汉秋负责。

特别委员会5位委员均以不同身份掩护进入思明县政府，多方侦察以制定破狱计划。罗明探监时细心考察，判断从大铁门起步，多少步可走到政治犯牢门，需要多少时间。他注意到进入牢门是一条小巷，拐了弯子就到政治犯牢，牢门的锁很大。破狱时如果采取打倒看守，夺取钥匙开牢门放人做法，至少要延误5分钟。经讨论后决定购买两把德国造大老虎钳剪开铁锁，既保险又赢得时间，力争速战速决，以快取胜。只要能在十几分钟内破狱，敌军警就没有足够反应时间。对破狱威胁最大的县政府警备队怎么对付？经侦察发现该警备队星期日只供两餐，早餐时间为上午9点，用餐时人枪分离。星期日又是休息日，敌军警与行政部门放假，反应较平时迟钝，因此选择星期日上午9时行动较为有利。破狱后怎么撤退？特别委员会反复研究，最终确定冲出县政府大门，从海边撤离。

考虑到严酷敌情与巨大风险，特委会还研究了各种意外的应对，并安排特务队员们以亲属探监名义前去监狱，做到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行动时间经反复斟酌确定为5月25日上午9时，这是星期天，又是农历四月二十七，上午9时开始退潮，有利于接应船只顺风顺潮较快驶离厦门。行动时间严格保密，只限于特别委员会委员和个别工作必须者知道。省委书记罗明作为行动总指挥，与各位委员反复斟酌、推敲行动关键细节，推动各方面准备紧张有序进行，直至预定时间到来。5月24日晚，罗明在接头地点，思明戏院旁罗克咖啡馆听取各部分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做出安排，而后转移到行动指挥部琼州会馆碰头，掌握最新动态，通宵达旦。

1930年5月25日上午，鹭岛历史舞台上的破狱大戏拉开了帷幕。天明时分，罗明与交通员上山，来到特务队集中隐蔽地点进行战前动员，随后特务队集中于鸿山寺化装，进入行动位置。久雨初晴，正是杨梅上市季节，从镇南关到南普陀、厦门大学的路上，游客特别多。9时前，由团省委书记王德带领一些党团员、工人和进步学生，装扮成游客，在太师墓至碧山路一带游逛，随时准备，一旦需要便堵塞马路交通。随后陶铸所率特务队11人分成内队6人、外队5人两部分开始行动。9时，内队第一组队员2人，西装革履，佩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徽章，暗藏武器，以找同事为名进入县政府大门，监视办公室和进看守所的铁门。随后第二组队员2人身着长衫，以探监为名进入县政府大门，监视狱中过道的木门。稍后第三组2人也以探监为名进门，其中一人叫“客古”，龙岩人，头戴草帽，身穿香云纱长褂，手捧“马玉山饼干厂”制造的饼干桶。走到牢房铁门口，客古以门上留的窗口太小，无法把饼干桶塞进去为由，要求看守打开铁门。计划趁看守检查饼干桶或开铁门时，由另一位队员枪击看守，以此作为发动破狱的讯号。不料其时监狱副看守长突然来到天井，对客古产生怀疑，要搜身检查。第二组一队员看到情况有变，当机立断，拔枪击毙了副看守长和另一个企图抵抗的看守，其余看守四散而逃。看守所内枪声一响，布置于县政府大门外的外队队员立刻呼应。挑着一担杨梅停歇在大门口叫卖的特务队员林雪榕掏出手枪，打倒了两个门警。一旁装作买杨梅的陶铸、王占春随即从杨梅箩筐中抽出手枪，率领队员一起冲进县政府大门，分别蹲伏在上庭院右台阶的北边，以台阶、圆柱为屏障开枪射击。外队这5位队员的对手是县政府警备队，人数是己方的7倍多。时警备队正在饭厅吃早饭，听到枪声后，警备队长及一名手下伸出头查看情况，被陶铸和王占春开枪击倒。队员们用密集火力压制敌警，使他们无法跑回队部取枪抵抗。外队强力压敌之际，进入看守所的内队队员迅速抽出藏在长衫里的老虎钳，一举钳断监狱大门和政治犯牢房的铁锁，开门放人。40多位难友按预先编成的小组冲出看守所，再冲出县政府大门。县政府门外街道上，早已严阵以待的接应队员分组接下逃出难友，带领他们沿碧山路往南迅速到达打石字堤岸。海边停靠着两艘载壳灰的木帆船，这是预先准备好的接应船，头天傍晚已到岸停靠。出狱同志登船后帆船立刻启航，朝西北方向疾驶离去。

从枪声响起，到难友全数冲出县政府大门，不过短短十几分钟时间。接应队员接下越狱难友到登船离去也是十几分钟。特务队与接应队完成任务后即按计划分别迅速撤离，整个破狱行动一气呵成，于上午九点半结束。被打懵的县政府警备队还没回过神来，已经人去房空。周边川流不息的游客竟然没被惊动，附近居民听见枪声，还以为县政府里办什么喜事在燃放鞭炮。只有路过县政府大门口的人们看见两个卫兵躺在血泊中，才意识到是出了大事。

半小时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得到出事消息，宣布全岛紧急戒严，海军出动舰艇封锁港口和海面，市区也切断所有交通要道，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军警在厦门岛大搜捕，包围了曾作为劫狱据点的鸿山寺，除了特务队员换下的若干衣服，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敌人派步兵和警察乘汽车急奔五通，出动巡逻艇拦截海上一艘电船，扑了空。敌侦探队派出一批特务化装成乞丐四处侦察，亦进入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海澄县第五区港尾墟（今龙海市港尾镇）打探，一无所获。终只好谎报“匪约百人”，“袭破思明监狱两监房”，“纵放监犯，同逃至鱼行口”，“登预备之大汽船”，“逃赴海外”。

共产党劫狱消息不翼而飞，轰动了整个厦门岛。隔日，厦门《江声报》、《民钟日报》都在第一版用特大标题登载这一消息，《大众报》、《民国日报》和上海的《申报》也都作了报道。《民国日报》的报道引言为：“劫去囚犯四十八名，备有匪船即逃海外”云云。国民党中央获报大为震惊，行政院以“军警当局事前未能防范，事后未据呈报”为由，对厦门军警头目严加处罚。海外亦广泛报道，四处震动，一起十几分钟的破狱行动一时惊天动地。

厦门“5.25”大破狱以救出全部狱中同志，毙伤敌6名，己方无一伤亡的战果获得全胜。坚持党的领导，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敢于行动，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无疑是决胜首因。细致侦察，准确掌握敌情并据以制定周密计划，行动中以快制胜都至关重要。严格保密更是必不可少，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环节，只要保密工作稍有闪失，略有风声走漏，则行动必失败无疑。长达两个多月的破狱准备期间，特别委员会筹款购枪、组队训练、分散踩点、制定方案、狱内外反复沟通协调，竟悄然无声，没有哪一个环节传出丝毫声响，敌人空有众多耳目，均成摆设。

因此厦门5.25破狱是武装斗争一大胜利，也是保密工作的一大胜利。保密贯彻于破狱行动整个过程，也表现于行动之后。四十多位难友在获救后神奇地消失于海面，无影无踪，他们是否如敌所声称“逃赴海外”？根本不是。那两条接应的木帆船有意避近就远，过鼓浪屿，经篙屿海面，穿过高集海峡，一直航行到天色暗下，到达同安、南安交界处一个偏僻海滩靠岸。上岸后人员也不直奔预定目标，而是先往东走几华里，再抄近路急向北拐，在一个交叉路口兵分两路，分别进入我党掌握的一家药店和一所小学校悄悄隐蔽。第二天，省委书记罗明与组织部长谢汉秋到达隐蔽地看望破狱救出的同志，随后这些难友陆续通过地下交通线前往闽西根据地，融入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大潮中。

破狱斗争取得全胜之后，保密工作依然没有放松。时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央提交有关破狱斗争报告，总结了五条教训，提到保密工作还做得不够，存在行动时间一再改变，知道行动的人较多等问题。计划都成功了，还在反省保密上应该要加强的薄弱环节，说明当时的同志们何等重视保密。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进步青年回到厦门，为党领导的破狱胜利而振奋，想写一本书，托人与罗明联系。罗与王海萍商量后答复说，现在不好把真情写出去，一写出去就暴露了我们的秘密，不利于我们的地下工作和斗争。

直到解放后，高云览从海外回国到了天津，潜心创作，一部描绘这场大破狱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才终于问世。

这就是惊天动地与悄然无声。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在一起惊天动地的大破狱行动中，可以感知悄然无声里保密工作的巨大能量与贡献。历经90余年，至今依然为人们所称道。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简介：杨少衡，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协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