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大狱”中坚毅的文化志士叶康参
题记：叶康参是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骨干人物之一，也是“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他自1948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后，直至1988年逝世，时时以党员标准自勉，为追求民主与科学，主动履行党员职责，继续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在文化战线上作出斐然业绩。
入党求学
叶康参，福建建瓯人，1916年出生于建瓯县东游乡党城村。原名叶康生，笔名康参、章敏、唐参、向善等，以笔名康参为著。1931年，15岁的他就帮助姨夫做地下革命工作，受到启发教育；因“共产党嫌疑”，1933年被国民党56师逮捕入狱，一个多月后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由中共建瓯县委负责人张冬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叶康参进入建瓯师范就读，后转培汉初中。1937年初中毕业，转入在沙县的省立福州高级中学就读。他在学校读书时，秘密做党的工作，联系中共建瓯县委派员到东游党城村建立地下党支部，兼任支部青年委员。他还介绍进步青年叶文烜（后来担任党城支部书记）、叶有庆（后来担任党城支部委员）、庄征（后来担任福建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等人加入共产党。由于他的活动被学校觉察，引起校方注意，当他读完高中一年级时，学校通知他“下学期不必再来了”。实际上是把他开除。
步入社会
1938年9月，叶康参被党组织派往南平闽江工委负责《老百姓》报的编辑发行工作。该报刚从永安迁南平。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陈培光把稿件发往南平，然后由他负责编稿。不足的稿件，由他补充。到印刷所联系印刷、校对直到发行，都由他一人承担。他的生活费由组织发给，每月10元。这项工作共做了3个月。随后，经与他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陈公生同意，他决定到长汀去工作。《老百姓》报的编辑工作，他推荐叶文烜担任。1939年初离南平到长汀。与他同去的，还有三位原福州高级中学的校友。
国民党第七区专员公署专员刘天云（安徽合肥人）曾向省主席陈仪打过报告，说要成立一个“社会工作队”，实际上是“抗日宣传队”，陈仪批准了，并每月发给200元作为经费。叶康参到长汀时，工作队还未成立。于是，刘天云就给他一个“专员公署服务员”的名义。同去的三位福高同学，也是“服务员”。不久，刘就把这些进步青年组成“社会工作队”，委派专员公署的一位科长做队长。“社会工作队”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不仅在长汀，还先后到连城、清流、宁化、明溪、德化等县宣传抗日。宣传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演戏、歌唱、漫画等，如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
叶康参在长汀，与厦门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来往，注意物色一些先进分子作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由于和进步学生的接触，叶康参在长汀的处境险恶。不久，离开长汀，到建宁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旋即到浙江金华，后又从金华回到长汀，在《汀江日报》当了两三个月的副刊编辑。
奋笔抗战
1942年，叶康参到了永安，入《大成日报》当记者。他撰写的《笑话围攻希特勒》一文发表后，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恼怒。1943年秋，经赵家欣介绍，叶进入福建省政府编译室任编译。他管理新闻报道工作，每月编一期《闽政简讯》。他利用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每天送给编译室的英文新闻稿翻译成中文，交给编译室主任李由农，再转给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他每天读报，对欧洲的战局和国际政治动态相当熟悉。但是他英语程度不高，就用英汉辞典硬译。有些词典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去请教董秋芳。时间一长，英语阅读水平有了进步。后来利用这些外电给《联合周报》、《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写了大量文章。他运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建国十大纲领及《论持久战》等文件作指导，广泛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
1944年2月，蔡力行在永安创办了《联合周报》，进步倾向很为突出。叶应蔡约稿，自1944年5月6日至10月28日，用“唐参”、“章敏”的笔名，在该刊发表文章25篇。其中有《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希望有钱出钱》、《改善出版检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准备对日反攻》、《中国的道路》、《清算功罪的准绳》等。
同时，叶还为永安《民主报》撰写社论。1944年夏以后所发社论多由羊枣、李达仁、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谌震等人执笔。社论不署名。经赵家欣、李达仁（李品珍）1992年10月的共同研究辨认，认定出自叶康参手笔的就有31篇。如《为后一代呼吁》、《流血太少》、《世界战争新局势》、《反攻福州》、《论整肃三风》、《论肃清贪污 》、《为民族呼吁 》、《日寇往哪里走？》、《我们准备些什么贡献》等。他执笔写的1944年10月19日的社论《流血太少》一文，对长乐、连江、福清三座城市被日本军队以少量兵力占领感到无比痛心。他认为是抵抗不力，“流血太少”。呼吁“闽海前线的军民，今日必须知耻发奋，力图恢复，沿海及后方，又何尝不需要处处准备作战，人人准备牺牲！”并指出：“福建的战略地位已日见重要，今日八闽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在对日战争的全局中，已立于最前线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空前伟大的场面中，我们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真是应该无分闽东闽西闽南闽北，无分前方后方男女老少，大家必须同一生命，共争荣辱，义可生则生，义可死则死，我们今后必须人人参战，步步抵抗，敌寇不来则已，来必尽力迎击，使敌人的任何企图，皆得不到半点便宜，则敌人得不偿失，必不敢扩大深入；必须如此，福建才对得起国家，我们才对得起子孙！”表达了全省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叶所写文章，也对旧社会旧制度发出了强烈挑战。他在1945年2月3日写的社论《为民族呼吁》中指出：“我们民族不仅善于追求他的伟大理想，而且善于为解放自己的奴隶命运而坚韧斗争。……但我们民族的灾难实在是太深了，我们不仅是受着敌人的痛苦，沦丧了辽广而肥沃的领土，牺牲了成千成万人的生命，断送了不可以数字计的财富和文明遗产，而且还受着旧社会的痛苦，旧的扼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如果一日不与束缚自身之旧势力宣战，便一日不能充分发挥所有潜伏的活力，获得其应有的胜利，因此之故，我们以为必须迅速实行根本的改革。”
叶康参这些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都充分表明他对革命事业的忘我奋斗精神。同时，他的文章与羊枣、李达仁、赵家欣等人写的文章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呼吁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财政、教育政策等措施。这些政治口号在《民主报》的社论中出现，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在福建报界独树一帜。
他还为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稿。据当时羊枣的得力助手李达仁说：“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做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人身上。在39期期刊中，外稿只有彭世桢、叶章敏写过数篇。”叶在该刊发表三篇文章：《一周间敌人的叫嚣》（第9期，1944年10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再生》（第33期，1945年4月23日）；《国际托治的论争》（第37期，1945年6月11日）。均署名“章敏”。他的文章也同样分析精辟，笔调明快，预见性强。极大地鼓舞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
“勤庐秘友”
1942年夏，他和叶文烜研究后，将叶有庆派到国民党三元县梅列的省警保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在警保同学会当干事）。叶康参与叶有庆保持秘密联系。1944年初，叶有庆已是省保安处处长严泽元的侍从副官。一天，叶有庆来找叶康参，说庄征去年代表组织通知党城支部暂时停止活动，隐蔽精干。叶康参也认为，叶有庆这个职位得之不易，可“暂停活动，隐蔽下来”。不久，保安处从梅列迁到永安吉山，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至少每月见面一次。
叶康参原寄居在好友赵家欣、谢怀丹夫妇在桥尾的称为“寄农小筑”的家中，后来谢怀丹又在附近要来了一间房子给叶康参。这间屋子筒陋、又暗，但很清静，叶康参把它称之为“勤庐”。在那里写文章，但更重要的是会友(同乡和女友)。叶有庆与叶康参的联系地点多在“勤庐”。一次，叶有庆搞来一套福建省军事地图，说庄征有用的；不久又搞来十多排驳壳枪子弹，说前几年庄征向他要手枪子弹，给他二排（20发），他高兴极了，现在有200多发，更高兴了。他估计打完日本后，国民党还是要打内战的。这子弹和驳壳枪就藏在“勤庐”中。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叶康参在永安，一方面从事抗战宣传，奋笔写作；另一方面牢记使命，一心为党提供服务。
被捕前夜
从1945年7月12日开始，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出动军警肆意逮捕永安文化界进步人士。羊枣、谌震、王石林（王一帆）、李达仁（李品珍）先后被捕。永安上空乌云密布，异常紧张。此时叶康参的处境十分危急。他最大的麻烦是叶有庆藏在“勤庐”里的福建省军用地图和驳壳枪子弹，这些军用品如被抄，将成为特务逮捕和判罪的依据。
然而，叶康参从容应对，把这些东西作了果断处置：他把地图和子弹装入一个小皮箱，加上叶有庆的二套衣服，送到下吉山任至凤家。任至凤是叶康参的未婚妻施碧瑾的好友，其丈夫李可宏是省保安处的中校股长。叶康参对李可宏说：“这是叶有庆的箱子，他去瑞金中央军校分校学习时，把这箱子放在我宿舍里。里面有十多排驳壳子弹，他想卖些钱，但又不敢卖，还有几张地图。现在我的邻居被捕，可能是共产党嫌疑。这些子弹，军火嘛，如果出问题，我和有庆都讲不清，只好寄存到你这里。”叶康参后来回忆道：“我讲得很轻松，但特别强调子弹，老李以前当过严泽元的副官，现在是保安处的中校股长，管后勤军需，那时军官卖些子弹或一二支枪并不算什么大事情，而他和有庆也很熟，对我挺好，收了箱子，留我吃午饭。”
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实施大逮捕的十天来，叶康参毫无惧色。特务追查李达仁时，李曾在叶的“勤庐”躲了一夜。叶与赵家欣、谢怀丹、欧化群等人研究如何帮助李达仁化装成湖南老兵出逃，但出逃失败，于7月15日被捕。叶康参观察到连日来永安桥尾、东坡一带形迹可疑的人来来往往，晚上还打着手电巡逻，那都是便衣警探和特务；他发现《民主报》也顶不住了，7月17日在二版发表一篇社论《中共怙恶不悛》，攻击中共，但在副刊里又发表了冬奋（董秋芳）的《沉默之美》，鼓舞士气，可见写社论的班子已经垮了，而董秋芳的副刊还在编，还在战斗；他已知贵畹兰、李力行也被捕了。便把办公室抽屉的几本书，如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之类，用报纸包好，送到董秋芳办公室请他保管。一切料理妥当后去吉山看了在福建音专读书的女朋友施碧瑾，后又到下吉山任至凤家避风。在她们家里吃了午饭，又吃了晚饭，挨到九点才走。他有些预感，今宵一别，后会难期。叶告诉女友说，如果出问题，立即给瑞金军校叶有庆发封信，说我因病住院不要给我写信。
从容入狱
7月23日早晨，叶康参吃了早饭去上班，走出“寄农小筑”，正要向小路拐弯，两个早已埋伏在门外的特务就拦住了他，问：“你是叶康生吗？”“是的。”特务递过逮捕通知书。赵家欣亲睹着叶被特务带走。这时，他十天来忐忑不安的心反而镇定了。他踏入临时牢狱会客室，发现董秋芳已在此。前天刚把禁书交给他，他昨天就被逮捕了。
叶康参被押解到永安上吉山省保安处拘留所。这里关押了16人。羊枣、谌震等4人8月6日被解走后，就只有他和董秋芳、毕平非、李达仁、王一帆等12人了。这是一个大四合院子，现在就成为囚锢犯人的牢房了。
叶康参在狱中，态度从容，坚持原则，保护自己，保护同志，表现了革命者的高贵品质。他善于冷静观察，灵活应对审讯；善于与监管人员聊天、交朋友，获得监外消息和提供帮助。他结识了两个站岗的建瓯同乡士兵，为难友提供帮助。
叶康参被捕不到一个月，抗战胜利了。从国立音专远远传来一片鞭炮声。站岗的哨兵也破颜而笑，在门洞口子上对他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
悲喜交集之余，叶康参和毕平非为董秋芳编了一支《说董老》的歌，用《凤阳花鼓》的调子唱起来：“说董老，道董老，董老爱的是民主，年已半百坐监牢；说董老，道董老，董老是个抗日派，为啥胜利蹲监牢，为啥胜利蹲监牢？！”唱得董秋芳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后来，他们寄押在永安地方看守所，看报纸自由些。叶康参等难友们从报上看到毛泽东访问重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释放全国政治犯等时政内容，叶对时局作了深刻分析，认为实现国家民主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他们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叶康参积极地推举董秋芳执笔起草呼吁书，12人同时签名，分寄宋庆龄、罗隆基等知名人士，争取声援；同时起草报告，寄给省政府刘建绪主席，要求释放。报告的第一句话是：“秋芳等以异党嫌疑被捕，要求释放。”后来又给国民党省党部寄了一份。社会上的营救活动也同时展开了：东南出版社重庆分社经理林一青，向宋庆龄、冯玉祥和民盟的领导人写过信，要求声援。罗隆基还当面问过蒋介石，要求释放董秋芳等人。
1946年2月除夕日，叶康参和董秋芳等被释放了。
漂泊福州
叶康参出狱后，省会机关早已迁回福州。董秋芳通知叶康参，省政府图书馆雇二条船运书去福州，可搭船走。大约是正月初五日，叶康参和施碧瑾跟董秋芳乘小船花了五天时间漂泊到福州。
叶到福州后，仍寄住妙巷赵家欣家。1946年重新和党组织联系上，接受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的单线领导。庄指示他继续留在文化战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叶先到改进出版社任编辑，不久被辞退。后转到《民主报》任副刊《新语》主编。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怖，继承董秋芳的传统，把《新语》办成民主进步的副刊。编发了大量反内战倡民主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出自他自己手笔。一天，叶在《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了一篇题为《一个伟大的军官》的杂文，揭露和讽刺反动派欺压人民的事实。由于《民主报》社论和副刊进步倾向明显，早为反动派视作眼中钉。1947年3月29日，国民党军官大队和特务即以“反对戡乱”为借口，捣毁了民主报社。这天，暴徒要找叶算账，幸得同事掩护逃离。因他已无法继续在文化界抛头露面，遂遁入商界，为建瓯同乡“打工”，共做木行生意。其间庄征曾通知他上山打游击。他为准备上山暗中购买了短枪两支，欲待与庄征联系后行事。不料，1948年突发了“城工部事件”。庄征和100多名优秀城工部干部含冤牺牲。叶当时并不知晓，一直与庄联系不上，也未接到庄的任何指令，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叶即主动到省委报到，汇报相关情况后，由省委派入《新闽日报》任总编辑。1951年《新闽日报》停刊。叶调任《福建日报》社时事组组长和理论文教部主任。后调任《福建画报》社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主任等职。
解放后叶曾多次强烈要求恢复党籍，均因庄征牺牲“死无对证”而未果。然而“文革”中他却横遭诬陷迫害，游街、批斗、穿纸衣、“坐飞机”、扫厕所，受尽折磨凌辱。1969年“平反”后仍下放建阳县小湖公社塘楼大队“劳动锻炼”。1975年始回原单位工作。1976年退休。
1983年后，叶康参为编审《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倾注全力，他对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无私奉献。1987年身患肺癌，右手瘫痪不能握笔，就用左手练习写字，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坚持写作。除了给永安党史办写下数篇重要史料和许多指导工作的信件外（见《为了历史的真实——纪念叶康参逝世20周年》一文），同时断断续续写成了一部20余万字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回忆录，仅《燕江风暴》一节就有3.7万字。然而，书稿未及最终完成，也未加修改，他便于1988年10月谢世，终年72岁。
叶康参革命一生，艰难一生，常居逆境，屡遭困厄。但对党忠心不改，为追求民主与科学，为党的革命文化事业战斗不息，奉献了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