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90.元代兴化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宋末元初,兴化郡城几度易帜,教育设施多毁于战火。加上一切行政权力均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地方官府不重视儒学,兴化境内文化教育大幅衰退。元中期,兴化境内文化教育得到全面恢复,官方设有路学、县学和社学、书院等,民间设有庙学、私塾、义学、书斋和书院等。教育内容有儒学、蒙古学、阴阳学、医学、宗教学等。但由于朝廷严格控制儒学,又实施民族歧视政策,儒学在国家文化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出现了衰退。特别是朝廷科举取士数量的大幅减少,客观上影响了兴化儒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元一代,兴化境内进士及第仅12人,留下传世作品仅60多部,与宋代相比可谓是一落千丈。
一、传统文化交流
元代,兴化学者作品流传海上丝绸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多。流传日本的兴化学者作品主要有黄仲元的《四如集》、洪希文的《续叶渠集》、郑均的《衍极》、陈旅的《安雅堂集》、彭致中的《鸣鹤余音》等,现保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元代,朝廷严厉打击异端思想,兴化境内刻书业全面萧条。当时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五山文化”,盛行翻刻中国古书典籍,吸引了众多兴化手工业者前往日本谋生。如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莆田仁德里台谏坊(今西天尾镇俞里村)俞良甫带领一批兴化刻书艺人东渡日本,侨居京都西郊嵯峨地区,从事雕版业和图书印刷生意,先后经营了20多年。据史书载,俞良甫“寓居东京的嵯峨,以刻书为业。先后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李善注文选》《昌黎文集》《唐柳先生集》《陆放翁诗集》,以及佛经、小学(字书)、课本等几十种,署名‘中华大唐俞良甫博士’。良甫善剞劂,刀法娴熟。所刻的书,字体隽秀,版面整洁,选本精良,为日本学界所珍视,特称为‘俞良甫版’”(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47页)。同时,在俞良甫的带动下,兴化境内先后有30多名手工业者前往日本从事刻书印刷业务,翻刻了不少中国古典名著,培养了不少日本徒弟,为东亚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日本学者曾赞扬:“俞良甫及刻工们到日本刊刻书籍,为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的刻书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中日民间交往史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同时说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陈金如:《元末明初在日本的莆田人刻工俞良甫》,《中国印刷》2002年第11期)
二、妈祖文化交流
元统治者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妈祖给予极大的尊崇,赋予妈祖“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助顺、福惠”等封号,使妈祖从人间神祇上升为天上尊神。各滨海州郡,皆置祠庙,信士众多,妃庙遍布。
元代,海上贸易持续繁荣,妈祖信仰伴随海商足迹迅速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元中后期,兴化路与东亚各国的海上贸易规模日益扩大,海商们将家乡盛产的陶瓷、丝绸、棉布等工业品和荔枝干、桂圆干、杨梅干等土特产,大量销往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而麻姑山海域和台湾海峡,每逢夏秋季节经常出现飓风狂浪,海难事故频发,海商们只好祈求妈祖保佑。商船平安返回后,海商们也会到妈祖庙焚香致谢,感恩妈祖神助,不少商家还专程到湄洲祖庙恭请妈祖分灵随船出海,早晚进香,十分虔诚。
据史书载,元代澎湖岛上建有妈祖庙,“公元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世祖派兵征伐日本,遭遇台风,官兵漂散,而梦见妈祖救众,登陆湖屿(即澎湖屿)。惊涛余生,为妈祖神佑,所以公元1281年(至元十八年)世祖封妈祖为天妃,立天妃宫,设澎湖寨巡检司”(《闽台妈祖庙大全》,中国姓氏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480页)。
元中后期,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的福建商人,为了方便贸易,开始临时居住海外各地,并在侨居国创建“亚答”小屋,安放妈祖神像,随时焚香祭拜。元末,随着海外各国华人的日渐增多,一些商人开始在华人聚集地集资创建简陋的土地庙、观音亭,并将妈祖神像与土地神、观音菩萨塑像合祭供奉,这些成为海外各侨居国最早的妈祖行宫。据越南兴安市天后宫《潮州府重修碑刻》载:“北和下庙古宪南北,我天后圣母亲祠在焉,元明时列祖来商所肇造也。”(李天赐:《越南华侨华人信仰初探》,《莆田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由此可见,宋元时潮州人已在越南境内创建妈祖庙,在侨居国传播妈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