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90.元代兴化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宋末元初，兴化郡城几度易帜，教育设施多毁于战火。加上一切行政权力均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地方官府不重视儒学，兴化境内文化教育大幅衰退。元中期，兴化境内文化教育得到全面恢复，官方设有路学、县学和社学、书院等，民间设有庙学、私塾、义学、书斋和书院等。教育内容有儒学、蒙古学、阴阳学、医学、宗教学等。但由于朝廷严格控制儒学，又实施民族歧视政策，儒学在国家文化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出现了衰退。特别是朝廷科举取士数量的大幅减少，客观上影响了兴化儒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元一代，兴化境内进士及第仅12人，留下传世作品仅60多部，与宋代相比可谓是一落千丈。

一、传统文化交流

元代，兴化学者作品流传海上丝绸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多。流传日本的兴化学者作品主要有黄仲元的《四如集》、洪希文的《续叶渠集》、郑均的《衍极》、陈旅的《安雅堂集》、彭致中的《鸣鹤余音》等，现保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元代，朝廷严厉打击异端思想，兴化境内刻书业全面萧条。当时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五山文化”，盛行翻刻中国古书典籍，吸引了众多兴化手工业者前往日本谋生。如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莆田仁德里台谏坊（今西天尾镇俞里村）俞良甫带领一批兴化刻书艺人东渡日本，侨居京都西郊嵯峨地区，从事雕版业和图书印刷生意，先后经营了20多年。据史书载，俞良甫“寓居东京的嵯峨，以刻书为业。先后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李善注文选》《昌黎文集》《唐柳先生集》《陆放翁诗集》，以及佛经、小学（字书）、课本等几十种，署名‘中华大唐俞良甫博士’。良甫善剞劂，刀法娴熟。所刻的书，字体隽秀，版面整洁，选本精良，为日本学界所珍视，特称为‘俞良甫版’”（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47页）。同时，在俞良甫的带动下，兴化境内先后有30多名手工业者前往日本从事刻书印刷业务，翻刻了不少中国古典名著，培养了不少日本徒弟，为东亚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日本学者曾赞扬：“俞良甫及刻工们到日本刊刻书籍，为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的刻书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中日民间交往史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同时说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陈金如：《元末明初在日本的莆田人刻工俞良甫》，《中国印刷》2002年第11期）

二、妈祖文化交流

元统治者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妈祖给予极大的尊崇，赋予妈祖“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助顺、福惠”等封号，使妈祖从人间神祇上升为天上尊神。各滨海州郡，皆置祠庙，信士众多，妃庙遍布。

元代，海上贸易持续繁荣，妈祖信仰伴随海商足迹迅速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元中后期，兴化路与东亚各国的海上贸易规模日益扩大，海商们将家乡盛产的陶瓷、丝绸、棉布等工业品和荔枝干、桂圆干、杨梅干等土特产，大量销往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而麻姑山海域和台湾海峡，每逢夏秋季节经常出现飓风狂浪，海难事故频发，海商们只好祈求妈祖保佑。商船平安返回后，海商们也会到妈祖庙焚香致谢，感恩妈祖神助，不少商家还专程到湄洲祖庙恭请妈祖分灵随船出海，早晚进香，十分虔诚。

据史书载，元代澎湖岛上建有妈祖庙，“公元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世祖派兵征伐日本，遭遇台风，官兵漂散，而梦见妈祖救众，登陆湖屿（即澎湖屿）。惊涛余生，为妈祖神佑，所以公元1281年（至元十八年）世祖封妈祖为天妃，立天妃宫，设澎湖寨巡检司”（《闽台妈祖庙大全》，中国姓氏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480页）。

元中后期，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的福建商人，为了方便贸易，开始临时居住海外各地，并在侨居国创建“亚答”小屋，安放妈祖神像，随时焚香祭拜。元末，随着海外各国华人的日渐增多，一些商人开始在华人聚集地集资创建简陋的土地庙、观音亭，并将妈祖神像与土地神、观音菩萨塑像合祭供奉，这些成为海外各侨居国最早的妈祖行宫。据越南兴安市天后宫《潮州府重修碑刻》载：“北和下庙古宪南北，我天后圣母亲祠在焉，元明时列祖来商所肇造也。”（李天赐：《越南华侨华人信仰初探》，《莆田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由此可见，宋元时潮州人已在越南境内创建妈祖庙，在侨居国传播妈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