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91.明代倭寇祸患与兴化海洋经济恢复

倭寇祸患起于中唐时期，猖獗于13—16世纪。早期的倭寇是一支以日本海盗和商人为主体且专门从事海上抢劫的武装队伍，活跃于日本海、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南沿海，以及菲律宾和马六甲等海域。倭寇长期劫掠海上来往船只，打劫沿海城镇、村落和港口，对我国东南沿海百姓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进入明代后，倭寇队伍的成分日渐复杂，除了日本海盗和商人外，还有朝鲜、琉球和中国沿海的不法分子，因海盗最初来自日本，故统称为“倭寇”。明代倭寇祸患持续了近200年，对兴化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直到嘉靖（1522—1566）末年，沿海倭寇祸患才逐渐平息，兴化海洋经济开始恢复与发展。

    一、倭寇祸患

兴化府地处东南沿海，是明代倭寇祸患的重灾区。明永乐八年（1410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间，倭寇先后15次大规模骚扰兴化府，小规模抢掠不计其数，境内军民死伤几万人，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给兴化百姓造成空前的劫难。仅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的5年间，倭寇进犯兴化境内就多达9次，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得兴化境内死者相枕，积尸盈野，惨不忍睹。

特别是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5000多倭兵攻进兴化府城。城里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城外风声鹤唳、遍地哀鸿，3万多居民被倭寇屠杀，“郡城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被烧杀劫掠一空”（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页）。据史书载：“城破时，贼分守城门，吏民无得脱者；全城焚毁殆尽，不死于寇，则死于火。”（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倭寇入城后，大肆凶残。官民房屋并府县公廨、儒学，与夫四门、城楼，各衙分署，尽一举而焚之，环列数万余家，盖荡然一平野矣！”（林润：《愿治堂疏稿》）几天之内，兴化城里布满几万具死尸，大街小巷臭气冲天，瘟疫并起，因疫病死亡者更是不计其数。莆籍御史林润在《条陈六事疏》奏曰：“疫疬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死者十七八，甚至有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可见，倭寇祸患对兴化百姓伤害之大、祸害之深，对兴化经济破坏之大，实乃空前绝后、史无前例。

倭寇屠城，大肆杀戮，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朝廷立即派遣福建总兵俞大猷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率兵征讨倭寇。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率部进攻平海卫倭寇窝点，“获得全胜，计擒斩倭寇2451人，缴获器械3961件，印信15颗。莆田平海等地被掳的男女300多人全部得救，戚兵只阵亡16人”。倭寇元气大伤，漏网之鱼从海上向南逃窜（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倭寇又卷土重来，2万多倭兵分3路围攻仙游县城，“从莆田东沙沿海登陆，在仙游建立东、南、西三巢，围困县城50余日，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与民众固守”。朝廷命“戚继光率义乌兵，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分五路进兵，十二月二十六日晨由新岭进兵，毁平三巢，擒斩倭寇一千余名，救出被掳男女三千多人。万余败寇窜往惠安、晋江等地”。戚继光率兵乘胜追击，在同安王仓泙、漳浦蔡丕等地击溃了倭寇残部，长达150多年的兴化倭寇祸患才画上了句号（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二、海洋经济恢复

明朝汲取元代苛政引发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实施相对开明的农桑措施和商税政策。朱元璋执政后，要求地方官府招令流民还乡复业，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促进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明代，兴化百姓引进了多种经济作物，诸如甘薯、烟草、花生、玉蜀黍、杧果、晒烟等，不但有效地改善了境内农作物种植结构，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甘薯引进。甘薯俗称番薯、地瓜，是兴化沿海农民的主粮之一，其副产品（薯藤）可作禽畜饲料。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闽人陈振龙赴菲律宾贸易，得薯藤及栽培技术。同年，在仙游枫亭育苗试种获成功，之后逐步推广至莆田、惠安、晋江、南安、永泰等地。从明中叶至今，山区、半山区、平原、沿海等地均有种植，种类有早薯、豆薯、稻头薯、花生薯（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0页）。甘薯是旱地作物，具有抗病虫害强、栽培容易、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和耐旱、耐碱、耐酸、高产等特点，易种广收，味美甘甜，营养丰富，引进后成为兴化百姓重要的辅粮，有效地解决了兴化粮食短缺问题，多次帮助民众度过灾荒。

烟草引进。据邑人姚旅的《露书》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孤，一名醇。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之种之，今复多于吕宋，载其国售之。”（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烟草来自吕宋（现为菲律宾马尼拉），具有“避瘴气，毒头虱”和容易上瘾等特点。“明万历（1573—1620）年间，境内引进并种植晒烟，主要产地在仙游东西乡平原和赖店，莆田的梧塘、萩芦等地，尤其以仙游的古洋里、富洋、万福、乌头的晒烟质量最好”。因烟草“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水稻）”（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2页），到了明万历三十九年，“福建所出烟草‘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出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花生引进。“花生，原名‘落花生’，明代传入莆田后，成为全县主要油料作物，各乡镇都有种植，以沿海乡镇为多、平原次之、山区少量”（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8页）。花生的大量引进并种植，既解决了民众的食油问题，又改善了生活质量，并对兴化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他水果引进。明代兴化百姓还从海上丝绸之路引进了杧果、黄梅、葡萄、桶柑等多种水果。据史书载，杧果，“明代中叶引种境内”，“榜头南溪等村丘陵山地已经成片种植”（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这些从海上丝绸之路引进的农业经济作物新品种，适应性强，经济效益好，为明代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