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93.明代兴化海上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
兴化历来为河洛移民的中转站，百姓移民倾向比较浓厚，境内人口流动性大。从南宋起，境内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粮食短缺问题凸显，百姓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开始逐渐向外移民，主要移居地有潮汕、广州、海南等。元代，民族歧视政策严重，境内生存环境不佳，兴化百姓陆续向海外各国移民，主要侨居国有日本、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以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入明代之后，境内掀起海外移民热潮，促进了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发展。
一、海上移民
进入明代后，一些兴化商人为了方便海上贸易开展，开始在海外各国长期定居，移民方式有个人零星移民，也有官方组织的大批移民，从而形成了兴化民众海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
明初，海上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日渐频繁，不少兴化商人开始沿着海路远离故土。据《明史》载：“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其中有不少兴化人（《东西洋考》卷五《吕宋（考）》）《城厢区志》亦载：“明洪武元年至永乐元年（1368—1398），境内陈、黄、蔡、许、李、王、林诸氏人丁多有移居海外东南亚各国，以经商或手艺谋生。以后，陆续有人外出打工、经商。”(海外移民浙多（莆田市城厢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官方也曾组织民众向海外移民，如明洪武（1368—1398）年间，为了帮助琉球王国经济建设，促进海上贸易顺利开展，朝廷诏令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据史书载，莆田东沙镇的蔡崇二，曾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出使中山国（琉球），居唐营，俗称久米村，成为蔡氏入琉元祖(莆阳蔡氏宗谱编委会：《莆阳蔡氏宗谱》，鹭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又如莆田玉湖陈氏12世孙陈康就是当时移居琉球。还有永乐（1403—1424）初，莆田林氏家族也有人前往暹罗（泰国）经商谋生，后定居海外(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另外，“明代境内贾民往菲律宾经商，有不少人定居菲律宾。举凡水木建筑、农事耕犁、衣服鞋履制作工艺多传授给菲律宾人”(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一些兴化士人奉旨出使时也携带亲属或朋友出境。据《城厢区志》载，明成祖（1403—1424）年间，莆田进士黄乾亨出任满剌加副使时便带伯弟乾刚同往。后来，在黄乾亨和黄乾刚的引领下，莆田同乡陆续前往马六甲经商，主要从事农业开发和海洋捕捞，有不少人后来定居马来西亚，成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特别是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船队下西洋经湄洲时，境内卫所船工舵手、水军将士，（兴化人）多有随船赴西洋诸国寄居(蔡玉兰：《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宣德（1426—1435）年间，也有不少兴化商人沿着郑和下西洋航路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或定居，成为早期的海外兴化侨民。成化十一年（1475年），莆田县进士林元甫被册封为占城使时，也携带乡亲前往出使国经商贸易，后来定居东南亚各国。
隆庆（1567—1572）开海后，定居海外的兴化商人日渐增多。特别是明中后期，天灾人祸、兵乱频仍，不少人被迫漂洋过海谋生。如莆田县（现秀屿区埭头镇）鹅头村的百姓，从明中期起，互相提携引荐，前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谋生，现海外华侨达2000多人，而家乡人口只有1000多。
明代，前往台湾岛内经商或定居的兴化人也不少。莆台一衣带水，早在北宋时莆台两地就有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元代，兴化陆续有人到台湾经商贸易，并在岛内定居。进入明代后，随着海上交通工具的日益改善，两岸人员往来更加方便，前往台湾岛内经商或定居的兴化人日渐增多。如天启（1621—1627）年间，莆人蔡文举渡海抵达台湾，先在台南市设立慎德堂，后居高雄县冈镇，为蔡氏最早入台者，现蔡氏发展为岛内第八大姓。还有延寿村徐氏家族，“迁徙台湾的有十八世徐应月，三十世徐君赐之子徐祖、徐功，三十一世徐光彩的次子徐宗、三子徐悦、四子徐山”等，定居台湾“新庄市、板桥市、台北市松山区与大安区、苗粟市及桃园县、新竹县等地”，主要从事商业经营、农业开发和海洋捕捞(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同时，还有不少兴化百姓跟随郑和下西洋船队出洋，途经台湾时发现岛内气候良好，生存环境较佳，后来也陆续定居岛内。据载，明朝初年，三保太监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多次到湄洲祖庙朝拜妈祖，并在台湾南部“汲水”，从此开通了莆田至台湾的航线，兴化府百姓往台湾的也因此而增加。台湾屏东县万丹的兴全里、兴安里，原名兴化廊，是兴化人最早移台的地方。廊即煮糖的工场，明郑时莆仙移民在这些地方煮蔗产糖。莆田的吉了村（今梯吴村）以渔航为主，明代已有很多人到台湾作业定居(陈光荣：《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荷兰史料》亦载，万历（1573—1620）年间，鹿港地域的汉人已有自己的村落……鹿港有一条莆田街，住着数百兴化人，其中陈姓人很多。这些人不会讲莆田话，却牢牢记住自己是“莆田人”。他们是明代去台定居的莆田人。……台湾《林氏大家谱》也记载：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仅福建林氏入台便有一万多人，其中台北市重庆路林氏宗祠收藏的全国126种《林氏宗谱》中。最早的是万历三十五年和天启七年，均来自莆田。
明代，海外兴化移民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他们流徙海外后，大多从事或担任种植、捕捞、养殖、泥匠、矿工、筑路工、人力车工、裁缝、制鞋、石匠、雕刻等。兴化人吃苦耐劳，善于经营，生活日渐富裕，有些人后来发家致富，创办实业，需要工人，便从家乡陆续引荐亲戚朋友出境，使海外各国的兴化侨民越来越多。
前往东南亚各国的兴化移民，开始只是个别人出去，或几个同乡结伴同行，站稳脚跟之后，立即引携亲朋好友出去，逐渐形成了海外兴化人居住的村落，且大多数是同姓同宗集居。如仙游华侨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地区，莆田沿海渔民又大多定居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莆田江口人先到新加坡，后移居马来西亚、泰国等地。
明代，海外兴化华侨大多是“一地一业”或“一村一行”。如开荒种植、海洋捕捞、矿山开采、木雕、石雕等。且通常为一个地方或一个村庄的兴化人经营一个行业。这种以地域为核心的商人队伍结构，对海外兴化商帮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文化交流
明代，随着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兴化商人脚步越走越远，海上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日渐频繁，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他们把家乡的传统习俗、文化艺术和民间信仰等带到了侨居地。诸如兴化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兴化戏剧，以及佛教、道教、明教、三一教等宗教文化和陈靖姑、妈祖等民间信仰，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明代，兴化戏剧伴随着海商足迹开始向海外各国传播。据姚旅的《露书》载：“琉球国居常所演戏文，则闽子弟为多。其宫眷喜闻华音，每作，辄从帘中窥。宴天使、长史恒跽请典雅题目，如《拜月》《西厢》《买胭脂》之类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远破虏》，亦以为嫌；唯《姜诗》《王祥》《荆钗》之属，则所常演，每啧啧羡华人之节焉。”(（明）姚旅：《露书》卷九《风篇·中》)《露书》中所提的8个兴化戏传奇剧目，是明代兴化戏盛演的剧目，随着闽人三十六姓流传到琉球王国。
明代使臣出海之前一定要到南京天妃庙祭拜妈祖，“封舟”上专门设有供奉妈祖的神龛，“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为二十三舱……舟后作黄屋二层，上安诏敕，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顺民心也”，并配有专职“香公”，朝夕焚香祭拜，祈求妈祖保佑航行安全(（明）陈侃：《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使船到达目的地时，先由正使恭请妈祖神像登岸，其他人员跟随其后。妈祖分灵上岸后，安放在当地宫庙中，供当地官民共同祭拜与瞻仰。外事活动结束后，使臣也要先迎请妈祖神像登船，然后扬帆起航，顺利返朝。据史书统计，明代出使东南亚各国的外交活动多达36次，使臣在海上遇风祈求妈祖保佑而脱险者有18次，可见明朝及其使臣对妈祖信仰之尊崇程度。
明朝廷还积极倡导使臣向海外各国传播妈祖信仰。明初，朱元璋大力弘扬妈祖“护海之功”，诏令所有封舟必须供奉天妃神像，并形成惯例。朱棣执政后还明确提出将妈祖信仰“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李福君：《明嘉靖朝征安南之役述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这种以国家名义推动海外妈祖信仰传播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尚属首次，使妈祖文化在海外各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特别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20多年间，郑和率朝廷船队七下西洋，“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由于海上险象环生，天有不测风云，下西洋官兵只好将航海安全寄托于神灵保佑，“神在无所惧，故之周流岛国，道无不通耳”(印度尼西亚兴安同乡会：《福莆仙乡贤人物志》，印度尼西亚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郑和始终将航海外交成绩记在妈祖身上，即“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保佑之德也”(（明）王景弘：《天妃灵应之记碑》)。据《湄洲屿志略》载，永乐七年，郑和曾两度前往湄洲宣读圣旨，祭祀妈祖。在朝廷和郑和的大力推崇下，“自永乐三年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以后，妈祖就从中国走向世界”(马来西亚兴安同乡会：《福莆仙乡贤人物志》，马来西亚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78页)。
明代，海外妈祖信仰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在侨居地创建妈祖庙。明初，闽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王国时，将妈祖信仰带到了琉球境内，并“先后创建了两座妈祖行宫，其中一座在华裔聚居的久米村，称‘上天妃宫’。另一座在琉球首邑那霸，名‘下天妃宫’，琉球国王尚巴质所建，这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外国妈祖行宫”(马来西亚兴安同乡会：《福莆仙乡贤人物志》，马来西亚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同时，明使臣对妈祖的尊崇与虔诚，深刻地影响着琉球王国的官民，琉球王国使臣也学习明朝使臣的做法，在使船上供奉妈祖神像。国王还专门下旨：“自贡船开船之日起至第七日，上至大夫下至年轻秀才，都必须参拜两天妃宫”，“自第七日至贡船回归本国为止，每日大夫以下的年轻秀士与乡官士们都要轮流诣庙参拜。”这使妈祖信仰在琉球王国广泛传播与传承。
明代朝鲜境内妈祖信仰更加广泛流行。据朝鲜史料记载，高丽使臣郑梦周（1337—1392），庆州人，进士，官至门下侍中（首相），留有诗集《圃隐集》。他从洪武五年至二十年（1372—1387）先后4次出使明朝。洪武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渡海投宿登州时，还留下《沙门岛》一诗：“神女祠何处，沙门海上岑。戎车连鹤野，贡道接鸡林。利涉由灵贶，徽封自圣心。泊舟来酌酒，稽首冀来歆。”诗中充分表达了朝鲜使臣对妈祖的虔诚之情。还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朝鲜发生“丁酉再乱”，请求明朝派兵支援，朝廷派陈璘、季金率兵入朝，官兵们在朝鲜境内创建了一座庙宇，兼祀海神妈祖。据韩国学者研究，明代朝鲜境内的妈祖信仰，不限于渔业领域，而成为沟通渔村、农村和山村民众的一种感情纽带。妈祖神威在朝鲜民众心目中日渐提高，从海上守护神逐渐发展为万能之神。
日本境内出现了多座妈祖庙。据史书载，明初，前往日本“长崎的唐人，号为船菩萨，第一是妈祖，也号‘姥妈’”。日本《华夷通商考》卷二。明中后期，福建与日本长崎港通航，海上贸易兴起，有些华人开始定居日本长崎，事业有成之后，便在长崎创建庙宇。如泉州寺，又名紫山福济寺，由闽南商帮于崇祯元年（1628年）捐建，内设妈祖堂，供奉湄洲妈祖神像。福州寺，又名圣寿山崇福寺，明崇祯二年由福州商帮捐建，里面也供奉妈祖神像。明末，日本境内妈祖信仰“传播路线是沿九州岛北上到日本本州岛各地。根据相关报道，在日本的萨摩半岛、鹿儿岛的片浦港、长崎、平户、岐阜市、茨城县的矶原、珂奏，甚至在本州岛最北部的青森县都有妈祖庙”(童家洲：《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新、马的比较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越南境内也有妈祖信仰。元末明初，一些农民在中越边界创建“明教”组织，其中有不少教徒信仰妈祖，便把妈祖信仰带到了越南。郑和下西洋期间，中越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妈祖信仰便在越南境内逐渐传播开来，越南延福县境内出现了第一座“婆庙”，其中供奉着妈祖神像。到了明中期，越南境内妈祖信仰日渐广泛，并不局限于华人，也有当地民众。特别是越南沿海岛屿的渔民，对妈祖非常尊崇。据天启六年（1626年）的越南会安生胎娘娘庙碑刻记载，庙后有“锦霞”“海平”二宫，“锦霞居其左也，祀保生大帝，以封神三十六将配焉。海平居其右，祀天后圣母，以仙胎十二娘配焉。基址既宏，规模更古，南来创立之先”(蒋维锬：《历代妈祖封敕综考》，《妈祖研究学报》2008年第3期)。明末，朝廷开放海禁，海上贸易兴起，闽粤两省商人购置帆船，满载货物，乘风破浪，远渡重洋前往越南境内经商贸易。当时商船简陋，海难事故频发，广大海商只好祈求妈祖保佑，每艘商船都供有阿婆（即妈祖），奉妈祖为海上保护神，早晚焚香祭拜，非常虔诚。由于古代海船依靠季风航行，通常是乘北风启程，借南风返回，风向恰好与东南亚航线相反。故商船要在越南境内逗留数月，等待季风来临方能返程。于是，商人们便倡议创建会馆作为商人歇脚、栖身之所，采取“值两抽分”方式筹集资金，商人会馆与天妃庙合二为一，一举两用，从而使妈祖信仰在越南境内传播并传承下来。
菲律宾境内也有妈祖庙，境内最早的妈祖庙为描东牙示省达亚社（TaalBatangas）天上圣母宫，创建于隆庆六年（1572年），由旅菲闽人捐建。同时，菲律宾的《天主教寺院历史》也记载有妈祖信仰的故事。传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有个叫范马的渔夫，从达社仙俞谢的拜斯毕河上捞起一尊约6寸高的木雕神像，消息传开后，居民们纷纷前来参观膜拜。渔夫为避免接待麻烦，便把神像寄放在一位官员的孀妇家中，不料神像却经常自然失踪又返回原处（第一次发现神像的地方）。此奇迹传到当地教堂的神父那里。神父为探知究竟，就领着村民日夜守护在神龛前，谁知半夜里，在众目睽睽下神像不见了，继而大家听到十分明朗的声音：“我要回到最初发现我的地方去。”于是村民们只好在原来的河边盖一座小庙，供奉这位女神。这位女神就是妈祖。此后，妈祖信仰在菲律宾境内广泛流传。
明代，妈祖信仰已经传播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境内。早在15世纪，马来西亚境内就有华人入境的记录。郑和下西洋时曾5次抵达马六甲，多次在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吉兰丹和登家楼地区，以及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和沙巴等沿海港口汲水与休整，并将妈祖信仰传播到境内。马来西亚境内最早的华人庙宇为马六甲青云亭，创建于明隆庆元年，亭中主祀观音，兼奉妈祖。还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金德院，创建于永历四年（1650年），为印度尼西亚境内最早的妈祖庙，庙里也主祀观音，兼祀妈祖(李卓辉：《金德院与印华文化史》，雅加达联通书局2003年版)。
明代，妈祖信仰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非洲。据《郑和碑》载：下西洋舰队曾到达“木骨都束国”（现为索马里共和国首都），它位于非洲之角，是明朝最远的邦交国。郑和所到之处，也是妈祖信仰传播之地，故妈祖信仰在非洲的传播至少始于明永乐年间。
明永乐（1403—1424）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海上外交活动的日渐拓展，西方基督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东南沿海地区。据史书载，明永乐年间，罗马天主教神父在莆田境内传教，为了培养基督教徒，出资43000元购买了涵江塘北山陈家房屋和空地，创建莆田境内第一座天主教堂，亦称“圣母堂”。此处至今尚存一块“奉旨建堂”的石刻。嘉靖皇帝执政后，朝廷放宽宗教政策，基督教传播开始扩大。特别是隆庆开海后，海上贸易不断发展，西方基督教徒沿海上丝绸之路陆续进入中国沿海，福建沿海基督教传教士迅速增多。
明末，欧洲国家为了推销本国商品，掠夺经济落后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将殖民地政策推广到印度、马六甲海峡、马来西亚和印度洋各岛国。当时朱明政权因财政困难而开放海禁，漳州月港成为对外开放港口，伴随着白银和海盗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大摇大摆地踏进了国门，在沿海地区传播西方基督教。据史书载，明末，意大利籍传教士艾儒略进入福建境内传播天主教，并在莆田发展了一批教徒。到了明末，西方天主教在兴化境内继续流行，教徒队伍增多。据崇祯五年（1632年）统计，艾儒略先后在莆田境内洗礼了教徒10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