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29.民国时期漳洲与南洋的联系

中华民国建立后，厦门海关监督公署成立，原来漳州石码、铜山等常关移厦门管理。1938年厦门沦陷，厦门海关迁往鼓浪屿。9月，漳州石码等改隶属闽海关。时在厦门的英美洋行通过领事馆使得日本当局准许漳码交通船悬挂中立国旗帜到厦门交易，由厦门洋行的漳码代理商通过关系请福建省政府准许贸易，由漳州驻军师部管理，将粮食等以外的土产输出，进口纺织品、煤油、日用品等洋货。这一活动直至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而停止。1945年抗战胜利后，漳州进出口由厦门转口，漳州南部的漳浦、云霄、东山、诏安等进出口由汕头转口，也有的从卓岐等地乘帆船前往南洋贸易。

1915年，荷印中华商务总会顾问(诏安籍)林菘磐回国，到海澄县考察嵩屿，并提出了《福建开辟华侨新商埠议案》，提议吸引华侨资金，在嵩屿建立一个新商埠。主要内容有：改嵩屿为一新行政区，让华侨合营新商埠；阐述规划龙(溪)同(安)海(澄)交界至沿海一带地方为福建华侨新商埠区域之理由；新商埠设立新行政区，设立民政厅及议会；筹集华侨新埠股资，应设华侨商业汇通银行，并附有办法条约；论福建新商埠华侨应有种种建设及办法序次，附新商埠预算；闽侨对于经营福建新商埠应负有责任心，提出志愿书于政府。（福建省图书馆辑：《民国时期福建华侨史料汇编》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27—64页）次年，北京政府通过此方案。此后由于军阀统治，都督李厚基搜刮民财，扩军备战，显然是无意开辟嵩屿新商埠。直到1930年，南京国民党通过了嵩屿开辟为商埠的提议，并陆续开展相关工作。

华侨倡导修建铁路。1926年3月，南洋闽侨救乡代表大会在厦门鼓浪屿策进俱乐部召开，代表中有龙溪籍的菲律宾华侨杨忠懿、杨忠信，海澄籍林文庆，以及爪哇三宝垄华侨郭春秧的私人代表郭汉泉、傅维湘等漳州籍华侨。该会议讨论通过了郭汉泉、黄奕住等提出修建漳厦铁路和筹办漳厦铁路龙岩段，并在嵩屿兴建模范村等建议。会议决议成立铁路委员会，郭汉泉、林文庆等人为委员。（福建省图书馆辑：《民国时期福建华侨史料汇编》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15页）1933年，南洋侨界领袖李清泉认筹漳龙铁路资金150万元，不过此后因福建事变以及抗战，此铁路未建成。当时闽南华侨希望通过建设铁路以及商贸港口达到救乡目的，同时也能够加强与南洋的贸易往来。

自晚清以来，漳州不少传统出口商品数量波动较大，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漳州水仙花头出口168。7万粒，价值33124海关两；宣统三年(1911)增加到386。7万粒，价值45353海关两；到了1919年水仙花头出口仅350万粒。漳州水仙花头不少是经过香港转销海外，如近代，漳州龙溪县南乡新塘下庵陈振龙在香港开设的“宜春行”，专营水仙花头，是漳州水仙花头经香港销往世界各地的中转站。到了1934年龙溪县销往海外的水仙花头仅237万粒。（承光大主编，陈景涛副主编：《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海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烟草贸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清代长泰县的枋洋、林墩等地所产烟叶较为有名，在乾隆至嘉庆(1736—1820)年间，枋洋内枋的蔡仁山经营烟丝，销售南洋而成巨富；道光(1821—1850)年间林墩埔尾人林蚌、寨内人林荷兰加工的“鹿牌”烟丝，赤岭的仁记、锦香等烟庄制成的“龙虎牌”烟丝，都销往南洋等地，获利颇丰。石码的华山烟庄，是海澄人曾文替于光绪六年(1880)创设，所产的金丝烟，外销南洋的雅加达、井里汶、三宝垄、泗水、直葛等地，直到抗战时海运受阻而停止。万山和记烟庄，是平和的周诵三于1912年创办，采用机器加工烟丝，产品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年产量５万多千克，抗战爆发后亦即停止运销海外。

清代漳州的茶叶也是通过九龙江北溪的浦南线运往厦门出口，其中安溪茶叶大部分也是通过漳州线路运送。据１８８０年厦门的海关贸易年报记载：“本口岸的茶叶大约是２１００００半箱，而安溪县经由同安线路供应了大约２５０００半箱……所有其他的茶叶是浦南线路运来的。大约４４０００半箱是在浦南聚集的。它们大都来自漳州府的长泰县。它的次一级市场是仙都和良村。”其他经由北溪运来的茶叶，大概是漳平县城４３０００半箱、华葑４３０００半箱、新桥１５０００半箱、白沙１００００半箱、宁洋县城２００００半箱。

清代漳州等地的乌龙茶在欧美和南洋都非常畅销，但是晚清到民国初出口慢慢衰落，其原因可以在厦门的贸易报告中窥探一二：“对于乌龙茶虽然仍像以前那样需求量是很大的，但当同类茶叶的栽培在台湾北部发展起来，厦门乌龙茶便失去了在美国市场的支配地位。与肥力耗尽、管理粗劣的旧茶地相比，新的种植园出产的茶味道便更佳美，加工更完善……茶农们年复一年减少的收益更迫使他们进一步减少自己的付出。这样一来，自然进一步降低了产品的质量，从而降低了茶叶的价值。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利润的减少使茶农无力顾及栽培的改进，而茶树栽培的改进愈少，则质量愈差，茶叶价值也就愈来愈低。”同时还有高额税率和交通不便带来的高额运费，两者费用合计“高达茶叶原价的３４％”。更致命的是日本茶叶几乎支配了美国市场，“据说日本向美国进口的茶叶翻了近一番，同期内厦门的茶叶则下降５０％以上。据知，日本征收的茶叶出口税不及中国之半”，但“当权者对此没有作过任何的努力和考虑……大批劳力已转移到台湾北部。也有许多人加入了正在兴起的前往爪哇和海峡殖民地的移民浪潮中“。（承光大主编，陈景涛副主编：《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海风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76页）漳州茶叶的传统欧美市场进一步衰退。

不过，茶叶贸易唯一稳步上升的是华侨聚居的南洋各国。据统计，漳州各地茶庄除了一部分内销外，主要是通过厦门口岸销往南洋，“光绪中期约为12万市斤，光绪末期约为18万市斤，民初至抗战前夕约20万市斤”（承光大主编，陈景涛副主编：《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海风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主要是南洋华侨人口增多，以及他们对祖籍地所生产茶叶的嗜好。这种外销势头的增长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