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30.漳州海商的崛起

    一、明初漳州海商的海外分布

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爪哇”“旧港”条中，详细地记载了明初广东、福建的泉州和漳州等地的百姓在海外生活的情况：“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揉头赤脚，崇信鬼教。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人吃食甚是秽恶，如虫蚁及诸虫、蚓之类，略以火烧微熟便吃。家畜犬，与人同器而食，夜则共寝，恬无忌惮。”（[明]马欢著，万明校注：《瀛涯胜览》，中国旅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页）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印尼群岛上，有三种族群在活动，一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一种是从广东、福建漳州与泉州沿海地区迁移出去的中国人，还有一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

在16世纪末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印尼群岛之前，爪哇岛上的杜并、锦石、泗水、万丹等地还曾是中国人聚居的贸易中心，此外，还有中国移民在贸易口岸附近种植水稻和胡椒，制造砂糖。（郭梁：《鸦片战争以前华侨历史的发展阶段》，《南洋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其中，漳州籍的海外移民占了很大一部分。一些商人成为海外诸国的使者，向明朝进贡，如正统三年(1438)，“爪哇国使臣亚烈、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奏，臣等本皆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因渔于海，漂堕其国。今殷欲与家属同来者还其乡，用良、文旦欲归祭祖造祠堂，仍回本国。上命殷还乡，冠带闲住，用良、文旦但许祭祖，有司给口粮、脚力”。（《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三）

这一时期，婆罗洲也有相当的海外移民。勾栏山(在今加里曼丹)在明初已是“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随后，“郑和使婆罗。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去吕宋商贩玉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尤其漳泉人多往焉”。

到了明代，中南半岛也有了华侨在那里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其中柬埔寨的华侨已有专门的集中居住区。《东西洋考》卷三记载，柬埔寨“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早期定居柬埔寨的闽籍华侨，主要是务农和经商，作为日用商业的零售商和土特产品的收购商，几乎遍及柬埔寨城乡。1609年，在当时金边的两万居民中，华侨就占了3000，出现了“唐、西洋、日本、者巴商舶凑集”的繁荣景象。（肖北婴：《“海上丝路”与中国古代的海外移民》，《八桂侨刊》2005年第1期）

在马来半岛，龙牙门已是“男女兼中国人居之”，满剌加(马六甲)是中西交通的要冲，这里的居民“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华侨移居这里已历数年，才有可能出现“唐人种”。（郭梁：《鸦片战争以前华侨历史的发展阶段》，《南洋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马来西亚的华侨，多来自福建，且以闽南的陈、戴、李、黄等姓为多。（肖北婴：《“海上丝路”与中国古代的海外移民》，《八桂侨刊》2005年第1期）

根据记载，元末明初已有福建人到菲律宾传授耕种和造酒的技术，1406—1417年间，郑和曾经到达吕宋、岷罗洛与苏禄等地，随之中国人移居菲律宾逐渐增多。《明史》记载：“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总而言之，在明代中叶以前，漳州籍海商已经在南洋各地出现，他们大多数是移居国外谋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地大都是海上交通及贸易比较发达的港口及其附近地方。（郭梁：《鸦片战争以前华侨历史的发展阶段》，《南洋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

二、西方人的东来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了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此后葡萄牙人源源不断地来到东方。正德(1506—1521)年间，正当沿海各省居民突破明廷的海禁防线之时，西方人也开始来到中国沿海，并在海洋上与中国商人相遇。葡萄牙人就是其中比较早来的西方人。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之后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并且派人到广东沿海一带活动：“(麻六甲)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辀张，故贾船希往者。直诣苏门答剌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然彼与澳夷同种，片帆指香山，便与粤人为市，亦不甚借商舶彼间也。”（[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考·麻六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一十三）可见，来到东南亚的佛郎机人首先占据了马六甲，并与中国商人在南海相遇，甚至曾经在海上掠夺华人货物。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来到了中国的广东沿海，与香山附近的粤人进行贸易活动。另外，《明史》中关于佛郎机的相关记载，是明廷对葡萄牙人最初的直接印象—知道佛郎机人占据了满剌加地方，并且将他们的统治者驱逐之。因而，当他们向明廷提出贸易通商的要求时，明廷并没有同意，而是给他们赏赐了一些东西，想把他们打发走。然而，葡萄牙人却在中国沿海逗留不去，暗中与沿海居民展开贸易活动。

根据中外文献的记载，葡萄牙人最早抵达漳州海面的时间是正德十三年(1518)，此后，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长达30年之久，并曾经在浯屿岛建立了贸易居留地。（杨国桢：《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是先到广东海面的，但是遭到广东官员的阻止。“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市，有司尽行阻绝，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萧然矣”。（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6页）于是，佛郎机人开始来到福建漳州月港、梅岭等海面上，与当地百姓暗中展开贸易活动。正德(1506—1521)年间，这样的情形愈演愈烈，不仅如此，月港地方上经济繁荣甚至引来了盗贼窥视。一时之间，地方官府无力禁止，明朝军队也曾经一度应接不暇：“澄在郡东南五十里，本龙溪八九都地，旧名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明正德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因而诱寇内讧，法绳不能止。”（《(乾隆)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建置》）嘉靖二十六年(1547)，佛郎机人载货私泊浯屿，引来漳泉商人汇集贸易。又有，《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说道：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7页）由此，我们看到地处九龙江入海口之滨的月港，在经过了景泰以来私人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通番贸易在当时的海洋社会早已是司空见惯。

这个时候，西班牙人也来到了东方。正德六年(1511)，西班牙人进占菲律宾，16世纪70年代确立了对菲律宾的统治，建立了以马尼拉和美洲阿卡普尔科为据点的亚、美贸易体系。西班牙人于1545—1548年在墨西哥与秘鲁发现了特大银矿，其产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1600年以后，西班牙人每年运载白银200余万元到马尼拉进行贸易，多的时候达到300万元。这些白银主要用来采购中国商品，一直到明朝末年。晋江人何乔远也曾提及：“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唯借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瓷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佛郎机之夷虽名慧巧，顾百工技艺皆不如我中国人。我人有挟一技以往者，虽徒手，无所不得食。是佛郎机之夷代为中国养百姓者也。”（[明]何乔远著，陈节、张家壮点校：《镜山全集》卷二十三《请开海禁疏》，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5页）

荷兰则于17世纪前半期逐步确立在爪哇的统治，构筑巴达维亚城并以此为中心，经营远东贸易。大约与此同时，日本政局混乱，群雄割据，许多浪人剽掠海上，加上因明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而游离出来的走私群体，这些走私群体甚至拥有了武装力量。他们不仅称霸海上，而且还经常上岸行劫繁华的市镇。此时的东南海洋上，除了日本的倭寇，还有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东来的佛郎机人。

    三、隆庆开海与漳州海商的发展

隆庆初年，明廷开始实行有限制地部分开放海禁的政策，老百姓可以申请船引，以合法的形式出海贸易，从而使得海商数量之多甚至大大超越之前的走私贸易时代。在月港周边地区，“田多斥卤”的现实情况使得本区域的农业生产难以保障，百姓们饱受潮患之苦。而与从事农业生产相比，贩海经商可以带来丰厚的收入。因此，不论是富裕之家，还是贫寒之户，他们都积极地投入海洋贸易的大潮中，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将中国的土特产转运至海外贩卖，往往可以赢得10倍的收入。不仅月港附近地方如此，在当时漳州沿海的许多地方，贩洋已经成了老百姓日常生计的重要模式。“盖漳，海国也。其民毕力汗邪，不足供数口。岁张艅艎，赴远夷为外市，而诸夷遂如漳窔奥间物云”。（[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之《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在这股海洋贸易的浪潮中，漳州九龙江下游两岸区域迎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所谓“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一时之间，地方社会到处充满着海洋贸易的冒险因子。根据《流传郭氏族谱》记载，龙溪二十八都流传社郭氏，“十一世孙启祠公，应柏公次子也，卒于吧国，妣姓氏未详，生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二月廿五日戌时，卒于顺治四年戊子九月十二日卯时，寿五十一，坟墓无考，生男三：长曰仕英、次曰仕雄、三曰仕杰”。（《流传郭氏族谱》，清嘉庆年间）又有龙溪翠林郑氏，“十一世忠房，蓥，号苍水，往番；五姐，往番。十三世睦房民护、元炤，名瑞，往番，卒于番。十三世睦房，宋朝，往吕宋。十二世尔练，名一郎，往番，卒于番。莹，往番。继康，万历二十八年往暹罗”。（《荥阳郑氏漳州谱。翠林郑氏》，2004年重编）再有龙溪卿山高氏，“十七世仲镆，号次仰，振寰次子，生于万历丁酉年，卒于崇祯己卯年十二月十一日。次仰亡在番邦。十七世褒，字孺衷，生于万历癸巳，卒在番邦。十七世殿，字萃区，娶王氏，生子曰寅，萃区生于万历乙未年，往番邦吕宋国，王氏别配”。（《高氏族谱(卿山)》，南明永历九年(1655)修，续至嘉庆）漳州地区的百姓们出洋贩海经商，饶有成绩，有的人甚至在海外担任了中国商人与当地官府沟通往来的华人首领，如龙溪文苑郑氏十一世祖逸坡公：“长房。逸坡公：十世孙思显之子启基，生于明隆庆元年，卒于万历四十五年，又名郑芳扬，是马六甲第一任甲必丹，爱国侨领。卒葬彼处三宝山南坡，祀位中国式青云寺，给后人凭吊。”（《文苑郑氏(长房四世东坡公世系)族谱》，2002年续编）

此外，南洋地区的猫里务、爪哇、渤泥等地，也有相当多华人活动的痕迹。例如，“合猫里：又名猫里务。近吕宋，商舶往来，渐成富壤。华人入其国，不敢欺凌，市法最平，故华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爪哇：人有三种，华人流寓者服食鲜华，多广东、漳、泉人，他国贾人居久者亦尚雅洁，其国有新村，约千余家，最号饶富，中华及诸番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苏鲁为益，亦有千余家，半中国人”；“渤泥：华人多流寓其地，有漳州人张姓者，处为其国阿督，华言尊官也”。

当时国人海洋活动的范围遍及吧国(今印尼雅加达)、吕宋、暹罗、马六甲等地以及一些笼统称为“番”“番邦”的国家和地方。另外，我们从张燮《东西洋考》中关于陆饷征收则例的记载，可以看到月港开海之后，中外进出口贸易商品多达上百种，其中有月港附近的土特产，也有江南地区的丝绸物品等。（Γ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1—146页）  

以月港为主要出海口岸的福建海商日渐活跃在南中国海，他们通过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等西方人的贸易往来，将中国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了起来，而月港也成为当时中外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月港进口的白银绝大部分留在了海商手中，一方面，他们将一部分财富用于于再次出海行动中；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丰富各自的生活内容，奢华气息一时充斥着海洋社会。月港从之前士人不关注的海滨之地，变成了连接海内外市场的重要地点，大量的货物在这里被装载运走，而换回的钱财也汇聚到富商的手中。夷地所产的商品处处可见，如犀角和象牙等司空见惯，家家户户不管是农人还是渔翁都在为自己的生计而积极忙碌着。与此同时，白银大量流入福建沿海地区并留存于商民手中，对地方海洋社会新一轮的建设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在这个时期，商民们踊跃捐资，兴修了很多公共设施，例如万历八年(1580)，海澄知县周祚在其任上主持新开县城西北隅水门：“令甫下，民争捐资，伐石鸠工，帑不及官，浃旬告成，言言将将，汲者欢呼于道，贾肆星列，商舟云连，手额交口称，而城址靡所委渍，俨然金汤，称雄镇焉。”（Γ明]柯挺：《周侯新开水门碑记》，载《(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记》）

  三、机易山事件与马尼拉大屠杀

月港开放后的40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杨国桢：《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当时由月港出洋的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这些海外贸易的船只遍布于东西洋各地，但大多数集中到马尼拉贸易。《东西洋考》有云：“吕宋……其地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明代中后期海外最大的华人社会是菲律宾的马尼拉。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当地只有150余名华人，从事丝织品、棉布及其他杂货贩卖。西班牙经营菲岛初期，采取优待华商政策，鼓励华人前往菲岛贸易。而且西班牙利用美洲白银与华人交易，这对处于“银荒”的明代社会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1573年就有8艘华船来到马尼拉，载来各种商品，每艘还至少搭载华人100名。1588年到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多达30多艘，载有大量华人，连同原来的菲岛华人，总数已达万人以上。仅华人聚居的涧内(又叫八连)就有华侨商店150家、华商600名，还有从事渔夫、园丁、猎人、织工、砖瓦、烧石灰、木匠等各种行业的华侨。何乔远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者。其久贾以数万，间多削发长子者。”当时，福建巡抚许孚远说：“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压冬未回者，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Γ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百《敬和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32页）

漳州地近菲律宾，当时很多出洋贸易的商人选择前往马尼拉，用中国商品换回西班牙人从美洲运来的白银，数量之多促使明廷出台专门措施以征收商税，即为“加增饷”。而当时马尼拉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华人，他们开始形成了早期的华人聚居区，如涧内等地。菲律宾华人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西班牙人开始担心起他们的统治地位，而机易山事件的发生无疑是推动菲律宾西班牙人与华人关系紧张乃至对华人实行大屠杀的催化剂。

万历三十年(1602)，张嶷向明廷上奏，说吕宋有一座机易山，山上出产金豆。海澄士绅高克正专门撰写了《折吕宋采金议》三则，驳斥了张嶷的谬论。但明廷依然派出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前往吕宋进行勘查。吕宋方面听闻这个消息，非常紧张，后在当地华人的解释下稍微宽心。但西班牙人面对着吕宋数量众多的华人，担心他们的统治将受到威胁。万历三十一年，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开始对华人发起了攻击，在马尼拉的华人被残杀者2万多人。消息传回闽南，一时之间，整个闽南海洋社会到处充斥着痛失亲人的悲愤之情。

1603年马尼拉大屠杀，给蓬勃发展中的闽南海洋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在“澄民习夷，什家而七”的月港及其周边地区。根据崇祯《海澄县志》记载：“华人在吕宋者，为吕宋王所杀，计捐二万五千人，为澄产者十之八。”

除了方志，在今天所能看到的族谱中，我们在《福河李氏宗谱》中也看到了当年惨案的一丝痕迹。福河，地处九龙江西溪与北溪交汇处南岸区域的一个村落，明代隶属于龙溪县十一都福河社：“十五世(大潭墘)默，字志学，生万历五年，往吕宋，遭兵变，终万历三十一年(1603)；松，字绍坚，生嘉靖二十七年(1548)，终于吕宋。榆，字绍春，发船吕宋，破家亡身，贻累宗族，生嘉靖四十年，终于吕宋，子崇鲁。十六世(大潭墘)，思涵，号绍养，生万历六年，终万历三十一年，往吕宋，遭兵变以丧其躯”。（《福河李氏宗谱》，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续编，1995年复印）

明廷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使得中国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大量商船涌向马尼拉、日本等地，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换取大量的墨西哥银圆和日本白银，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海外移民浪潮。这些移居海外的华人，为侨居地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繁荣都做出了贡献。（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福建巡抚徐学聚曾经言及：“吕宋本一荒岛，魑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遂为澳区，甲诸海国。”（[明]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三《徐中丞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28页）对于这一点，即使是西班牙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如马尼拉总督摩加在16世纪末宣称：“这个城市如果没有中国人确实不能存在，因为他们经营着所有的贸易、商业和工业。”一位当时的目击者胡安。科博神父 (FatherJuanCobo)亦公正地说过：“来这里贸易的是商人、海员、渔民，他们大多数是劳动者。如果这个岛上没有华人，马尼拉将很悲惨，因为华人为我们的利益工作，他们用石头为我们建造房子，他们勤劳、坚强，在我们之中建起了最高的楼房。”一些菲律宾史学家对此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菲律宾通史》的作者康塞乔恩(JoandelaConception)在谈到17世纪初期的情况时写道：“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商业和贸易，这些领土就不可能存在。”如今尚屹立在马尼拉的老教堂、僧院及碉堡，大多是当时移居马尼拉的华人所建。约翰。福尔曼(JohnForeman)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亦谈道：“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

  五、其他漳州海商的海外活动

明代到琉球进行贸易时就有“大都海为危道，向导各有其人，看针把舵过洋，须用漳人”（[明]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使琉球录三种》1970年版，第275页）“琉球水手须用漳州”的说法。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廷“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后来，这些人在琉球“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清]周煌辑：《琉球国志略》卷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1页），在琉球的对外关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谢必震：《试论明代琉球中介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6年第1期）明代官员在谈到册封舟过海时，说道：“至于主张行船之人断非漳人不可，盖其浮历已多，风涛见惯，其主事者能严能慎，其趋事者能劳能苦。”（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从现存琉球《唐荣家谱》来看，自称洪武二十五年或洪武末，洪武、永乐间由闽迁来者，有蔡崇(泉州府南安县人)、郑义才(福州府长乐县人)、林喜(福州府闽县林浦人)、梁添(长乐县人)、金瑛(原系浙江人，元末游闽山，居于闽省)、洪某(闽人)。这是因为琉球是明初最密切的朝贡国，移民的目的是提供朝贡航海和翻译人才。当时，福建沿海“素通番舶”，其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明]茅元仪编纂：《武备志》卷二百一十四《海防六》，明天启元年刻清修本）。在明初海禁政策森严的年代里，如宣德五年八月，有人上告漳州巡海指挥杨全“受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李国祥、杨昶主编，薛国中、韦洪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正统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鞫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李国祥、杨昶主编，薛国中、韦洪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页）。追随明朝册封使前往琉球私贩成为东南沿海很多百姓的选择。陈侃出使琉球后曾经言及：“从予驾舟者，闽县河口之民约十之八，因夷人驻舶于其地，相与情稔，欲往为贸易耳。”（Γ明]陈侃撰：《使琉球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纪录汇编》影印本）谢杰使琉球后也说，琉球“硫黄最多，值且甚贱，从人多窃贩以归”（Γ明]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二百八十七种《使琉球录三种》1970年版，第278页）。还有漳州人“陈贵等七名，节年故违明禁，下海通番，货卖得利，今次适遇潮阳海船二十一只，稍水一千三百名，彼此争利，互相杀伤”（Γ明]严嵩：《南宫奏议》，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1页）。当时中国沿海往琉球等地的私贩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据载，万历年间，题准补入三十六姓的有王立思、阮明、毛国鼎、陈华诸人。上述漳州四姓，全部出自濒海民间。据苏炳堃等调查，其祖籍地大致可以判断在龙溪县之步文乡(上苑村王氏、沙州村陈氏)和角尾乡(石美埭头村阮厝社阮氏、角尾田里村满美杜毛氏)。

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同样为巴达维亚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贡献。（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一个世纪里，不仅使用了华人劳力和华人建筑技术建造巴达维亚的城堡，而且把城里的财政开支都转嫁到华人农民的税收上。大凡城市的供应、贸易、房屋建筑，以及巴达维亚城外所有穷乡僻壤的垦荒工作，都由华人来承担。英国学者博克瑟(C。R。Boxer)曾说过：“假如马尼拉的繁荣应归功于移居那里的华人的优秀品质，那么当时作为荷兰在亚洲总部的巴达维亚的情况亦一样。华人劳工大多数负责兴建这座城市，华人农民则负责清除城市周围的村庄并进行种植，华人店主和小商人与马尼拉的同胞一样，拥有零售商的绝大部分。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其首府的迅速兴起，应极大地感激这些勤劳、刻苦、守法的中国移民。”1959年，印度尼西亚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华时，仍多次谈到当时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他说道：“自从中国具有冒险精神的远洋帆船第一次开通了两国间的航路以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就一直是友好的邻邦。……中国的航船不仅带来了货物，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他们在我国定居下来，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直到现在，我们许多岛屿上还保留着这些中国文化的精华。”

明末清初，有一些不满清朝统治的福建人逃亡国外。例如，漳州府龙溪县二十八都回鄙玉洲上社陈养纯，因“避难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制”；漳州府海澄县潘文彦及其妻子也因“义不事清”而流亡越南。

除此之外，根据中外文献的记载，大约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即我国明清之际，已经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大帆船贸易航路，到墨西哥和秘鲁侨居经商或做工。由于是经由马尼拉辗转而来，他们又被称为“马尼拉华人”，其中漳州籍移民有相当的比重，他们将中国文化传入了拉丁美洲。（廖大珂：《福建与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