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严复论海权的重要性
—— 兼及马汉的《海权论》
薛 菁
严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汉《海权论》者，其海权观念深受其教育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影响，也得益于马汉的《海权论》。严复的海权思想集中于《代北洋水师杨拟筹办海军奏稿》《拟上皇帝书》《〈法意〉按语》和甲午战后他发表的四篇政论文（即《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以及与友人的书信中。本文通过阅读这些文献资料，以期对严复所论海权重要性管中窥豹。
学界普遍认为，严复1908年的《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是其海权思想的结晶。他虽然不是近代中国使用“海权”一词的第一人[1]，但称得上是系统界定近代“海权”内涵第一人，也是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使用“海权”最为频繁者之一。此外，严复虽然没有完整翻译过马汉海权理论方面的著作，但却是我国最早接触与传播马汉海权论者，他除了通过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介绍与阐发马汉的海权理论外，还借草拟《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之机会，阐述有关海权的主张。易言之，严复正是依据马汉的海权理论，逐渐建立其海权思想体系，也因此推动了马汉海权论在中国的传播。
严复一生与海军结下不解之缘。1867年，14岁的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严复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两年后学成归国，即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此后供职于北洋水师学堂长达20年之久。他是中国近代第一批专门修习海军的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代赴欧的海军留学生，更是中国近代新式海军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严复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称：“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在船政学堂学习期间，严复等人主要“肄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所有课程都以练习水师兵法为旨归。而严复“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且“于西学已有窥寻”。面对英国富强和中国贫弱之间的差距，严复开始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关注中外国情的差异。这期间，国际、国内局势云谲波诡、瞬息万变，其中，国内的两次海防大研讨（一次是1874年因日本企图侵占台湾而引发的，另一次是1884年因中法战争马江海战而引发的）和国际的两次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对严复的海权思想的形成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
不仅如此，严复在船政学堂系统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熏陶，对西学有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尤其是留学英国，对严复一生的功业起了决定影响。从此，“英文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的媒介，英国成为他理想国家的范本，英国人的思想支配了他的思想发展”[2]。更重要的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成为海上霸主，其海军实力几乎是其他所有国家海军的总和，不仅海军吨位世界第一，在舰艇设计方面也首屈一指。其舰艇各项技术先进，为其他国家效仿的目标。此外，严复的英文水平在留英期间已练得炉火纯青，为他回国后大量阅读和译介西方艰深的学术思想著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严复撰写的政论文以及翻译的西方八大名著看，他正是运用其所受西学教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中西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他的思想，包括其海权思想。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30余年的洋务运动（1861—1894）以及20年的海防建设（1874—1894）都随着清政府的战败而宣告失败。面对战争的惨败，严复受到极大刺激，感到“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3]。而“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于是，他“腐心切齿”，“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唲，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4]。与同时代其他维新思想家不同，严复是借助西方先进理论，通过译著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诚如他自己所言：“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5]
以上即是严复海权思想形成之主、客观条件。
严复的海权思想大体包括缔造海权的重要性与缔造海权的构想，囿于篇幅，本文仅谈前者。严复所论缔造海权的重要性，一则依据马汉的《海权论》的基本理论，另则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进行阐述。
学界对马汉的《海权论》多有研究并已达成共识，在此，撮要移录如下。
罗汉与《海权论》书影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海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海军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曾两度担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是近代海权论鼻祖。1890年，他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简称《海权论》，与后来出版的《海权对法兰西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 to the War of 1812）一起，并称马汉“海权论”三部曲，被誉为“海上圣经”，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与海权的缔造。
在其著作中，马汉首次明确提出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相关。他所提及的“海权”，是指“涉及所有使一个民族能依赖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事物”[6]。他在《海权论》一书中说：“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全，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陆权国家，如果没有出海口，无论其国土如何广袤，最后终难免于衰亡的命运。一个国家如果能用海军力量控制了海上平原，并保持强大的商船队，则全世界的财富资源，便都可以供他役使。”
马汉结合史实阐述了影响各国海权的六大主要因素，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包括自然产物和相关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性、政府的性质（包括国家机构的特性）。
地理位置是影响一个国家建立和发展海权的首要条件，马汉是倾向于岛国至上的。他认为，国家发展海权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无需靠陆路去保卫或者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就会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地理位置更加有利”[7]。
自然结构，包括海岸线、良好的港口以及深入内地的大河，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追求海权的意向和动力，意味着国家具有发展海权的潜力。他说：“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它边境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边境为其提供了通向远方的便利通道——在这里远方是指海洋，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愿意通过这部分边境与世界其他各地进行往来。”又说：“如果一个国家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没有一个港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海上贸易，也不可能有海运和海军。”[8]
领土范围是海权发展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不过马汉所说的影响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仅指一个国家总面积达到多少平方英里，而且还包括它的海岸线长度和将要列入考量的港口的特性”[9]。
至于人口，马汉指出：“不仅要计算总人口，而且必须把海员或至少能够雇用在舰艇上的作业和能够生产海军物资的人数计算在内。”[10]
民族特性是指追求海外殖民地、追逐海外利益的民族精神，即国民的海权意识，这是海权发展的重要条件。马汉指出：“如果海权确实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基础上，追逐贸易利益的习性往往必然是那些依靠海洋而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征。历史已经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这个事实。”所以，“发展海权最重要的民族特性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于贸易的产品”。[11]因为要对外贸易，就一定要发展航海，就要建立海权，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
政府的性质是指政府要具有海洋意识且对海军重视，政策上具有连续性。马汉认为：“政府的特定形式和制度，以及不同时期各个统治者的特点，已经对海权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当一个国家具有发展海权的所有自然和物质条件后，政府的性质就起关键作用。他说：政府对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天然条件作出安排，“就相当于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明智，精力充沛而又坚忍不拔，必然会取得成功，相反则注定失败”[12] 。
马汉的这一论述最大程度地拓展了海权的内涵和外延。他所说的海权应该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前者包括所拥有的舰队，附属的基地、港口等各种设施，后者则包括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量的总和。在马汉看来，海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总体能力，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伟大的国家和民族。毫不夸张地说，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是论述如何通过夺取制海权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理论，所谓“得海权者得天下”。该著甫经出版，就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称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就历史著作来讲，恐怕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海权论》这样对世界历史发生如此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就建立现代海军的成就而言，马汉比全世界任何一个人的贡献都大。尤其是，对于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都是一个陆权国家且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侵略大都与海洋有关的中国而言，马汉的海权论唤醒了有识之士的海洋意识，促进国人开始将国家发展与海权联系在一起。严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严复认为，海权关乎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下，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意义，其可使“国振驭远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
他考察了海洋国家英国和陆地国家俄国的历史发展，揭示了海权与国家经济利益的关系。在《原富》一文中，严复说道：“西人尝谓商市欧洲最强，而欧洲又英国最盛者。虽曰人事，亦地形为之耳。设分地球为二半，其一为陆半球，其一为水半球，而英岛实处陆半球之中央。欧洲海岸，出入海线最长，而英为岛国，无地不可与水通，当墨西哥湾温溜（流）之冲，气候温燠。总是三者，此所以能独握海权，牢笼商务，驾万国而上之，非偶然也。”[13]简言之，英国四面临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惟如此，英国海权的强大主要应该归因于其积极的海洋活动。“盖英之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闳。其属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与北美之康纳达、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则自其国绕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苏尔斯、红海，达印度洋，过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东海。沿途岛埠，如置驿然，蝉嫣不绝，以为屯煤转饷之资；而辅之以全球之海线，此可谓筦五洲之锁钥者也。余国出而行贾，皆有仰于英，而英则无所待于余国。然而以设埠之多也，故虽为国大费，而不能不盛设海军而弹压之，此则事相为表里者也。”正如严复所说，英国是通过长期的海洋活动在全球拥有了众多的殖民地，也因之成为近代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反观俄国，其自然条件与英国可谓霄壤之别，“常以无四时不冻口门，使商利不恢，国威不畅为恨”。然而，“百数十年，其君若臣所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者，为斯一事而已。拓土开疆，抑其次也。……咸丰末年，以中国之多故，伺隙蹈服，唾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崴自由之海口，而其国东方之略，亦用此为起点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参崴，一经两海，中间经六七千迷卢（英里mile）多穷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筹数百兆之费，创为锡（西）伯利亚之铁路以通之。英通商而俄通陆，道成则有以夺英之商权而大得志。嗟夫！谋国如此，此可谓高瞻远跖者矣。”[14]
不仅如此，严复还对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荷兰、英国、法国以及日本、俄国进行详密研究，提出海权与国家民族存亡的关系。其云：“不佞尝考西方史书，上古波斯称至强，而不得志于希腊。加达支（迦太基）韩尼泊又至强，而不得志于罗马。挽近拿破仑又至强，而不得志于英之三岛。揆所由然，则无他，独以希腊、罗马与英有海军故，而为之敌者莫能尚也。”又说：“古希腊罗马，皆海国也。希腊用蕞尔国，而能与强大波斯抗者以此。韩尼泊引加达支之师，道斯巴尼亚，绕长白山左转而入罗马，势如破竹矣，卒不能制罗马死命者，坐罗马有海军，而韩尼泊无之耳。至于后世，拿破仑竭十余年之力以图英，顾事不成，终为所困，亦以舟师先为英人所覆故也。中间若荷兰，若波陀牙（今译葡萄牙），若斯巴尼亚（今译西班牙），方其递为强国，狎主齐盟，皆当海权极盛之时代”，最后得出“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15]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战败，皆因无视海权之故。他说：中国“徒以神州奥壤，地处温带上腴，民生其中，不俟冒险探新，而生计已足，此所以历代君主皆舍海而注意于陆，自弃大利，民智亦因以自封，遂至积重以成百年来之世面”[16]。“开辟以来，国家拥一统无外之规，常置海权于度外，至于今其敝见矣！自与各国相见以来，失败原因，莫不坐此。顾议者梦梦，尚持弃海从陆之谈。嗟呼！使弃海而从陆，则中国终古为雌。”缺乏海权意识，以致“吾国自东讫南，海线延长粗计一万二千余里，而今所有者不过四五艘之快艇；至于运练各船，总计亦不过十余艘，尚皆旧式。此以平时巡缉尚且不敷，矧在战时，实同无具”[17]。此欲立基础，必取新图。规复海军，刻不容缓。
严复甚至从未来历史的发展阐述中国建设海权的必要性。他说：“他日或以航路，或以渔业，或以边界之纷争，或以运私之；殖民传教，骄气阴谋。我若一无所操持，在在必为其鱼肉，此不待深计前识而后知其然也。若夫欧美诸国，德皇锐意海军，每饭不忘；俄虽覆败，规复在指顾之间，虽以此重负国债，所不恤也。英之海权旧矣，顾以领土之多，唯恐有失。其国中既日为造船之储备，而又深交法国，以为联合之资。美则孟禄主义（门罗主义）早已变迁，长驾远驭，必为太平洋之主人而后已。又澳洲日盛，南斐新开，其在彼也，则非白种不容；其在此也，则为黄人可夺。他日者，云谲波诡，悉萃于南溟东海之间，而我之国势则如无鳌之巨蟹，渔人钓者，谁不得取而食之？至于登陆，而以陆军与之肉搏，课其所失，亦以多矣！是则必有海权，乃安国势。”[18]
虽然严复的海权思想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且更多地侧重于军事，但其对于海权重要性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切中肯綮，体现了由传统消极的海防向近代积极海权的转变，并将海权上升到整体国家战略的高度，此一想法正是针对甲午战败的深入反思。
遗憾的是，严复关于建设海权重要性的论述在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始有完整的、系统的《海权论》译本。相对来说，日本对于马汉《海权论》的译介远远早于中国，1896年日本军令部即将之翻译成日文，译名为《海上权力史论》（上下册），由东邦协会出版。当时日本舰艇上每一位舰长都有配发，作为必需的装备之一。从此，日本出现了一批坚定的“海权论”者，致力于将“马汉海权观”与日本的实际相结合，从战术、战略方面取法西方之长处，把海洋战略研究与海军战术研究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传统海洋战略：“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海洋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海军的强大，海军战略的关键是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日本以海军扩张为依托，开始谋求海洋霸权之路。可见，日本海军的发展得力于海权观念的引介，也是日本取得甲午海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说，严复对海权重要性的论述以及对马汉海权论的实际引介，具有时代进步性和重要意义，尤其对我们今天海权观念的建构以及“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3期，作者为闽江学院教授）
注：
[1] “海权”一词是由古希腊海军名将、西方第一位战史家修昔底德发明的，意为“海洋的权力”，或“海上力量”，英文为 Power of the Sea。“海权”一词首次在中国出现，是在驻德公使李凤苞（1834-1887，清末外交家）节译的奥匈帝国普兰德海军军官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所著的《海战新义》一书中。该书1885年由天津机器局刊印，其中有云：“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海战新义》详细介绍了海军战略、海军战役和海军战术的相关理论，但是，却未就“海权”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和解释，在当时并没有太大影响。
[2]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3] 严复：《论世变之亟》，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4]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全集》卷七，第55页。
[5] 严复：《与梁启超书》，《严复全集》卷八，第118页。
[6][7][8][9][10][11][12]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冬初阳译：《（1660-1783）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第28-29页、第34页、第41页、第43页、第47和50页、第55页。
[13] 严复：《〈原富〉按语》，《严复全集》卷二，第424-425页。
[14] 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全集》卷七，第69-70页。
[15] 严复：《〈法意〉按语》，《严复全集》卷四，第381-382页。
[16][17][18]严复：《代北洋水师杨拟筹办海军奏稿》，《严复全集》卷七，第314页、第316页、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