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09. 海洋精神的升华：闽人闽著的海洋观
人是海洋精神的开拓者，闽人闽著的海洋观念集中体现了宋元福建海洋精神的深度。
一、刺桐港祈风制度的形成
“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舶船蓄水就风法）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反向之西南风。利用海洋季风转化为帆船动力，是刺桐港古老的航海经验之一。唐天祐元年（904）至后唐长兴元年（930）在泉州任职长达26年的王延彬曾观察到：“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清〕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四）可见当时人们利用季风航海已很稔熟。“北风航海南风回”（〔宋〕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二十，诗，提舶生日），遂成为南海航线驾驭季风的宝贵准绳。对航海季风的神效，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提举福建市舶司（设在泉州）的林之奇曾扼要置评说：“象齿南龟，远出岛舶，以舟为趾，重译罔隔。沙阜石幢，涩如芒刃，以风为翼，万里一瞬，勃勃蓬蓬；怒号瀛海，以神为墟，立谈而改，羽盖云车，邈然浩荡；以礼为介，厥应如响，惟风必期，岁有常信。”（〔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十九，祭文，祈风文）在他看来，季风是海船之翼，借它可以避开任何险阻，疾驰急驶。神是海船的寄托，可以令怒海无波。礼仪是通神的手段，祀神祈风，以收风期常信之效。
九日山碑刻（王东明 摄）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从晚唐始刺桐港逐渐形成一种祈风制度，迨北宋元祐二年（1087）福建市舶司设置之后，祈风更正式列为崇隆典礼。“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根据南安九日山现存有关祈风石刻，泉州港一年祈风两次，初夏四月为“回舶南风”，十或十一月初冬为“遣舶所风”，届时知州、提舶则必亲率僚属举行隆重仪式。祈风固于事无补，但借助祈风祀典，有益于普及和提高人们对航海风力知识的认识。“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贾之于外蕃者未尝有是。”（陈衍等：《福建通志》附《福建金石志》卷九，引〔宋〕方略：《兴化军祥应庙记》）显然，朱纺是泉州海商巧用航海风力的杰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回舶南风”也是去高丽、日本的信风，正如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封境），“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九，海道六）。也就是说，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冬季一方面有华商、蕃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这与专营南洋的广州和专营高丽、日本的明州有所不同，故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五月祁风于丰隆神”（〔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舶船蓄水就风法）。泉州可兼营两地贸易，这固然与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的优越地理位置有关，但更应看到其中蕴含着先民巧用季风的智慧和技术，终使后来居上的泉州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影
二、海外地理知识的拓展
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繁荣与鼎盛，宋元泉州港人有关海外地理方面的知识得到快速拓展，这一点，《诸蕃志》和《岛夷志略》体现得尤为明显。
1.《诸蕃志》中的诸蕃图
赵汝适（1170—1231年），宋太宗（赵炅）八世孙，官至朝散大夫，曾于1208—1227年提举福建路市舶司（设在泉州）。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以提举市舶司时之闻见并亲访的有关海外诸国事迹，著成《诸蕃志》二卷。卷上志国，卷下志物，共45篇，约9万字。
谈到《诸蕃志》的著述缘由，赵汝适在自序中云：“问其志则无有焉。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畜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赵汝适著，夏德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赵汝适序）可见，赵汝适著述《诸蕃志》的目的，就是弥补泉州港史上无志的缺憾，写一部以国名、风土、交通关系和山泽畜产为纲的介绍海外地理风物知识的著作，以实现“山海有经，博物有志”的宏大志愿。鉴于南宋中期以前泉州港出海贸易船舶常取道于广州，因此，以泉州港事为着眼点的《诸蕃志》，与以两广见闻为题材的周去非《岭外代答》（撰于1178年），二者在有关海外诸番国内容记载上有三分之一雷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诸蕃志》一书中，赵汝适记载了南宋中期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58个，其中对非洲的记载，比以前的地理著作更详实，不仅有非洲东海岸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交通记载，而且还很注意对各国和地区珍稀动植物特产的描述。如记述弼琶啰国云：“产物名骆驼鹤，身顶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赵汝适著，夏德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卷上，志国，弼琶啰国）据考证（李仲均：《赵汝适与〈诸蕃志〉》，《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赵汝适所说的“骆驼鹤”，系指今日的长颈鹿。虽耳听为虚，但赵汝适达闻海外诸番国地理风物知识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更由于《诸蕃志》的流传，使国内人民开拓了海外视野，同时也引出了元代杰出航海家汪大渊“尝两附舶东西洋”（〔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张翦序）的惊世之举。
2.《岛夷志略》中的东西洋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曾约于1330—1334年和1337—1339年两次由泉州港附舶东西洋，历数十国，足迹几半天下。返归泉州后，即据亲历见闻，仿《诸蕃志》体例，于1349年写下了不朽著作《岛夷志略》。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详细记载了元代泉州港交通贸易盛况的著述竟缘于当时修纂《清源续志》（泉州古亦称清源）附录所需。以百十国之志略，而附于一郡乘之后，这不仅是泉州港史上值得夸耀的大事，也是我国地方志旷古未有的奇观，由此亦可见泉州人对域外地理知识是多么的渴求。
汪大渊对海外地理知识拓展的贡献在于，《岛夷志略》不仅所载国家和地区比《诸蕃志》多40余个，而且明确提出和实践印证东西洋这一重要地理概念。所谓东西洋，是宋元提出的对我国疆域以外海洋的合称，是对元代海外交通贸易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划分。迄今为止，我们知道《岛夷志略》是继《南海志》后同时提及东洋、西洋名称的著作，且从书中10余处提及的小东洋、东洋、西洋（包括大西洋和小西洋）地域范围看，汪大渊对于东西洋的把握十分到位，这在东西洋地理概念划分的初期是难能可贵的。与《南海志》不同的是，《岛夷志略》中的东西洋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汪大渊两次航行东西洋实践的结晶，因而其著作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东西洋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国人对域外地理知识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汪大渊和《岛夷志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诸蕃志》和《岛夷志略》的出现，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丰富了我国地理学的内容，更是宋元福建海洋精神的文化体现。
三、泉州城的拓建和港市布局
泉州城是泉州港交通贸易的政治支撑和人才高地，在海外贸易和海洋理念的实施中具有战略地位。因此，唐宋政府对泉州城的修筑和拓建以及布局极为重视。
泉州城初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以前，后称之为衙城。为适应城市发展和海外交通贸易的需要，五代时泉州不仅建有“周三里百六十步”的子城（〔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子城），还在其外围修筑了“周二十里，高一丈八尺”的罗城（〔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府治），“泉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货栈）……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泉州《清源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初步形成内子城外罗城的格局，为泉州城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嘉定三年修城官砖（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北宋宣和二年（1120），郡守陆藻在五代版筑土垒的基础上，“增筑外砖内石”的罗城（〔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一，城池，府治），划城南为对外商贸市场，港市一体化面貌初现。南宋嘉定四年（1211），在海外贸易兴盛的推动下，泉州官民共同出资“大修”城池（〔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一，城池）。为保证建筑质量和防止盗窃挪用，修建者还设立了专门的官窑场烧制砖瓦。2008年11月，在泉州南俊路北拓工程工地上，发现的一块印有“嘉定三年修城官砖”字样的红色城砖，就是这次罗城大修的历史见证。《泉州发现南宋古城砖——可能印证泉州古城墙走向》，《厦门日报》2008年11月7日。到了南宋绍定三年（1230），郡守游九功为防治晋江下游水患加砌“瓮门”，又在南罗城外沿晋江北岸之东自浯浦西抵甘棠桥一线，增建了长“四百三十八丈、高盈丈、基阔八尺”的石砌翼城（〔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一，城池，府治），辟罗城镇南门外为“蕃坊”，十洲之人在此聚居（〔清〕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因四方盗起，元至正十二年（1352）监郡偰世玉拓南罗城地合翼城为一体，将泉州城建设为“周三十里、高二丈一尺、东西北基广二丈四尺，外甃以石；南基广二丈，内外皆石”（〔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卷十三，地理，城池，泉州府，府城）的大都市，同时把“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即海外贸易最繁盛的“一城要地”“南关”围进城里（〔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一，城池，引《庄弥邵记》），港市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以港立市理念得到深化。随着城市带动与辐射功能不断提升和完善，宋末泉州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户口由唐天宝年间（742—756年）的二万三千八百有六户、十六万二百九十五口，增加到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的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五十八户、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四口（〔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卷二十，食货，户口，泉州府），泉州已与汴京（今开封）、京兆府（今西安）、杭州、福州、长沙、庐陵、南京同称为全国八大望州，泉州府城亦成为拥有数十万人口且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会，从而为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发展和海洋精神的不断提升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经过宋元几次大的修葺和拓建，泉州城的整体布局与功能布局更趋合理。从整体布局看，泉州城址的扩建，基本是遵循两大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循地势而为，即由子城直街延伸，向临晋江的南面拓展，形成了不规则的梯形，整个城郭状似鲤鱼，故泉州又有“鲤城”之称；二是依子城、罗城的递扩原则，整个泉州城向泉州港靠近，以充分发挥港市一体化优势。从功能布局看，“城内画坊八十”（〔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风俗形胜，引〔宋〕陆守：《修城记》），统于“五厢”（〔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一，城池，引《万历府志》），说明泉州城内有规制宏丽的坊巷80区；官廨公署设于子城内“双门前头”之北，“贾肆皆聚于”今泮宫地方的“阛阓坊”，各功能区划分明确；城南是各国商客集聚的“蕃坊”和船舶停靠装卸物货之地，是泉州最繁华的地方，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就设在城南水仙门内；今聚宝街一带则是珍奇宝物荟萃交易之所，至今尚有“聚宝街夜夜元宵”之传说。可以说，整个泉州港市布局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科学性。正如元代文人吴澄所评述的：“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八，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四、蔡襄与海内第一桥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号莆阳居士，又号蔡福州，兴化仙游慈孝里（今仙游县枫亭镇）人，后迁居莆田蔡土宅（今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蔡襄是一位对家乡有突出贡献的闽籍官员。从北宋庆历四年至嘉祐五年（1044—1060年），蔡襄两知福州，两知泉州，一任福建路转运使，前后长达十余年。特别是他主持修建的洛阳桥，体现出一位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发展沿海经济的古代官吏的思想品质。
洛阳桥旧影
洛阳桥今貌（郑文桂 摄）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位于泉州洛江区与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交界的洛阳江入海口的江面上。洛阳桥修建于北宋中期，是我国第一座多孔式跨海长石桥，开创了在江河入海口上架桥的先例，加上多项领先国内外的建造技术，故其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更有“天下第一桥”（〔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三）》卷七十五，拾遗上，引《弇州山人稿》）或“海内第一桥”之美誉。
唐宋以降，泉州人民为摆脱洛阳江的阻隔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洛阳江位于泉州北上通往兴化（今莆田）、福州以至内地的交通要道，水流湍急，风大浪高，形势险峻。在建桥以前，人们只能摆渡过江，但时常因“遇飓风大作，或水怪为祟，沉舟而死者无算”（〔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三）》卷七十五，拾遗上）。为祈求平安过渡，人们称此渡口为“万安渡”，期盼早日建桥的愿望极其强烈。
船只过渡都不容易，造桥就更困难了。受险恶、复杂地理地质环境的制约，人们多次造桥的尝试都遭到了失败。直到北宋庆历初年（1042年前后），“郡人李宠始甃石作浮桥”（〔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桥渡，晋江县，万安桥，引《名胜志》），即在江中堆聚石块，然后在其上架设浮桥。自然，在水湍流急，风大浪高的开阔入海口，“甃石作浮桥”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不仅堆聚的石块易被水流和风潮所冲垮，而且其上的浮桥也极易被风浪吹打而漂散。因此，皇祐五年（1053）“僧宗己及郡人王实、卢锡倡为石桥未就”（〔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卷十八，地理，桥梁，泉州府，晋江县，万安桥）。正当造桥工程遭遇困难之际，蔡襄出知泉州，毅然承担起主持修建石桥的重任。在蔡襄守泉两任计三年多的时间内，他率领民众大胆创新，不断对造桥工艺进行改进，终于攻克重重难关，于嘉祐四年十二月（1060年1月）建成了一座规模空前的跨海石构长桥。
由于石桥建在万安渡口，故取名“万安桥”，又由于桥梁横跨于洛阳江上，故俗称“洛阳桥”。“累（垒）趾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约合1106米），广丈有五尺（约合4.6米）”（〔宋〕蔡襄：《蔡襄全集》卷二十五，万安渡石桥记），因利用江中小岛构筑，故桥分为两段。整座桥梁全部用花岗岩石料筑成，桥面是用宽2尺、长4—5丈的大条石七道纵列安置而成。桥面两旁护以石栏，并置有石狮28座，石亭7座，石塔9座，桥两端还立有武士石像。桥堍四角石柱上有石琢葫芦，旁有洞，中雕有佛像，民间称之为“七七四十九只观音殿”。整座桥“飞梁遥跨海西东”（〔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桥渡，晋江县，万安桥，引〔明〕徐诗），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洛阳桥的建成，使人们“去舟而徒，易危为安”（〔宋〕蔡襄：《蔡襄全集》卷二十五，万安渡石桥记），成为“往来于其上者，肩毂相踵”（〔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桥渡，晋江县，万安桥，引〔明〕康郎记）的泉州路上交通重要孔道。为了纪念蔡襄建造洛阳桥的历史功绩，泉州人民特在桥南修建了一座蔡襄祠，并将蔡襄亲撰《万安桥记》刻成石碑，立于祠内。
“石架长桥跨海成，论功直得万安名。”（〔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洛阳桥诗（诸桥附），引〔宋〕蔡若水：《万安桥》）蔡襄建造洛阳桥时，勇于创新，善于突破，在工艺技术方面创造了多项中国乃至世界第一的伟大成就。
一是首创筏形（型）基础。在整个桥梁建造中，桥基起着承载桥墩和桥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桥墩水下基础工程完成的好坏，是直接关系到桥梁能否经久耐用的大问题。洛阳桥位于江海会合的喇叭口端，江水湍急，海潮汹涌，更兼水下是长年淤积的烂泥，因而墩台基础的修筑无法采用传统的打桩方法，亦不可能去除淤泥直接利用水下岩石层，必须另辟蹊径。为此，蔡襄等首创现代称之为“筏型基础”的奠基新工艺，即利用落潮的间隙，在江底沿着桥梁中轴线抛置大量石块，并向两侧展开相当的宽度，成一横跨江底的矮石埕，以此作为桥墩的基础。据今人估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9页），洛阳桥的基础石埕长500多米，宽25米左右，高3米以上。垒石、匝石、叠石等“累趾于渊”的筏型基础，其建造方式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桥科学都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欧洲诸国直到19世纪才使用这一技术。
二是发明种蛎固基新方法。在江水入海口架石桥，必须妥善解决桥基和桥墩间石块的互相连结问题，否则在江流和潮汐的双向冲刷下，桥梁容易受损垮塌，这在没有速凝水泥的古代确是施工上的一大难题。就洛阳桥而言，由于其采用的筏型基础是在江底随桥梁中线两侧，有相当的宽度，所抛石头无规则地叠压，间隙疏散，不能连为整体，在风浪潮汐的冲刷下，很容易漂动甚至流失。为解决这一难题，蔡襄在总结前人对牡蛎生物特性认识的基础上，发明了“种蛎于础以为固”（〔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蔡襄传）的方法，即把牡蛎（又名蚝，俗称海蛎子）散置于石础和石墩上，利用牡蛎外壳附着力强，繁生速度快的特点，把桥基和桥墩牢固地胶结成一个整体，从而达到提高桥梁下层建筑坚固性和耐久性的目的。这种巧妙运用“石所累，蛎辄封之”（〔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桥渡，晋江县，万安桥，引《王慎中记》）的介壳海生动物生长特性，实现封固桥基和桥墩的“种蛎固基法”，创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的世界先例，同时也是我国人工养殖贝类的开端。
三是发展尖劈形桥墩。根据现有资料，我国尖劈形桥墩最早出现于唐代的中桥，宋初重修西京（今河南洛阳）天津桥时也采用了尖劈形石墩。蔡襄曾任西京留守推官，很可能亲自考察过天津桥和中桥的桥墩型制。因此，在建造洛阳桥时，蔡襄借鉴了天津桥“甃石为脚，高数丈，锐其前以疏水势”（〔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一九，桥梁）的做法，“累石条为桥基”“两头若圭射势”（〔宋〕方勺：《泊宅编》卷中）。与天津桥和中桥不同的是，蔡襄因地制宜，在用大长条石犬牙交错地垒砌桥墩时，将桥墩两端均筑成尖劈状，借以分开江流和潮汐的双向冲击力，达到全方位保护桥墩的目的。
洛阳桥桥墩
四是采用悬臂式桥墩新工艺。在洛阳桥桥墩垒砌时，蔡襄设计在桥墩顶部逐次挑出2—4层条石，以达到承托石梁的作用。这一新颖做法，既增加了桥墩的跨径，又缩短了石梁的长度，可谓一举两得。而这种采用悬臂式桥墩的方法，对后来桥梁结构的发展亦起了先导作用。
五是浮运架桥法的最早应用。在石桥建造中，要将数十吨乃至上百吨重的石梁悬空安放在桥墩上，以铺成桥面，这在没有大型起重设备的宋代，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蔡襄却巧妙地利用潮汐涨落现象，“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纤”（〔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桥渡，晋江县，万安桥，引《王慎中记》），即利用海潮高涨时机，用船将事先按规格尺寸加工好的石料运至桥墩之间，然后通过简单的吊装设备，把巨石牵引就位；待落潮时，石料便会徐徐降落在预定位置上，从而顺利地起架为梁。这一充满智慧的架梁或筑墩方法，在蔡襄以后的福建石桥建造和维修中仍被屡屡采用，如一生造桥达200余座的道询和尚就曾多次“率其徒操舟运石成桥”（〔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桥渡，惠安县，獭窑屿桥，引《名胜志》），而明万历间（1573—1620年）姜志礼修桥时更有详细记载：“大石梁折，戴石补之，舟至泊于桥，择四月之十八日，乘潮长而上。连三日潮俱小，舟不加浮。匠师告惫，余曰，昔忠惠公以二十一日安桥，岂须是耶？及是日，滔天之水，果自东来，石梁遂上，二异也。悬空挈石，一绳千钧，架高千仞，下临深渊，每值狂风巨浪，人尽危之。自经始迄告成，木不摧，绳不断，石不陨，无几微虞，三异也。”（〔清〕周学曾：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一，津梁志，城外各都之桥，万安桥）这个被后人称为“浮运架桥法”的施工方法，在现代桥梁工程中仍得到广泛应用。
蔡襄主持建造的洛阳桥，不仅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而且在工艺技术上有许多创新和突破，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现存洛阳桥石刻题词中，有一方称它为“海内第一桥”，实不为过。经过900多年的风风雨雨，洛阳桥现存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船形桥墩31座，加上钢筋混凝土公路下的石梁桥面遗存，人们依稀可见其当年的雄姿。
五、海纳百川：世界宗教博物馆
“泉之为郡，风俗淳厚，其人乐善，素称佛国。”（〔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二十，风俗，引《张阐集》）以泉州为代表的八闽大地，历来是我国宗教的昌盛之地。尤其是宋元时期，不仅有大量佛教和道教寺院，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建筑以及大批宗教石刻，因而带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契机和信息。
1.泉州清净寺——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建筑
泉州清净寺(原名圣友寺，又名艾苏哈卜清真寺，或艾苏哈卜大寺)，位于泉州鲤城区涂门街中段，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三）》卷七十五上，拾遗上，引《闽书抄》），“元至正间（1341—1368年）里人金阿里重建”〔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六，坛庙寺观，晋江县附郭，清净寺。，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与扬州仙鹤寺、广州怀圣寺和杭州凤凰寺并称为中国沿海四大清真寺。
泉州清净寺（王东明 摄）
泉州清净寺现存主要建筑有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三个部分。门楼朝南，高达20米，宽4.5米，分外、中、内三层（进）。门楼外中两层（一、二进）皆为圆形穹顶拱门，建筑形式系天圆地方，与中国以直线方形为主的建筑特征不同。第二进（中层）系蜂窝纹半圆顶雕饰，第三进（内层）为拱拜式圆顶，甬道两壁有米哈拉布的建筑形式。此外，清净寺早年有光塔，清康熙年间被大风刮倒。穹隆顶、光塔、米哈拉布，这些伊斯兰建筑元素的出现，比照当地碑文史料记载，可以推断现存清净寺门楼，基本保持着1310年前后艾哈玛德或1350年金阿里重修时的中世纪伊斯兰教寺的建筑风格。但若从建筑的各个部分及细部看，门楼混有浓厚的中国建筑艺术手法。如第三进的拱拜式圆顶，在作圆时，其四角各架一斜梁，然后才逐渐收缩起圆，这与阿拉伯伊斯兰早期按圆周叠砌、一圈圈向上缩小的圆顶建筑风格是不同的，是中国传统“藻井”式建筑的一种变体。又如辉绿岩条石砌筑的大门雕刻比较精细，而二、三进的花岗石门的雕琢却较为粗犷，推测大门在元代以后可能再经修缮。
泉州清净寺门楼及拱门仰视图
与门楼相连的是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的礼拜大殿奉天坛。1987年的考古发掘表明福建省博物馆等：《泉州清净寺奉天坛基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历史上奉天坛曾经历至少10次较大规模的重修或改建，其中多发生在宋元时期。从发掘出土的各种迹象看，宋代的奉天坛是有四柱亭子的高台建筑，其南墙也并非如现存的8个长方形大窗，系用木柱接在石柱之上的大门门柱，可以推证当时的大门是在现南墙偏东部分，这种木接石的柱子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此外，从发现的3层砖铺地面、石铺地面、硬土路面及天井挡石、墙基、水井、瓦砾等建筑遗迹，加上有过3次修建的地面及被火焚的痕迹，进一步推断宋代的奉天坛是中国式的木、石、砖瓦建筑，是跟现在的奉天坛完全不同的寺院式木结构高台建筑。
元代建筑遗迹有石柱墩位和石础27个，2段条石路面，2条砖槽地下排水沟及3层红、灰方砖铺地面，系东南部高台建筑周围续建而成的略呈曲尺形土木石相结合的中国式多开间住房结构，其四周均超出现存奉天坛建筑的范围，并发现火焚的遗迹。从碑文和文献所能查到的资料看，目前有关元代清净寺修建的记载有两条：一是阿拉伯文碑上记于1310—1311年艾哈玛德所修甬道、寺门和窗户，二是福州吴鉴撰立的汉文碑及《金氏族谱》《乾隆泉州府志》所载于1350年里人金阿里捐资与夏不鲁罕丁共修而“旧物征复，寺宇鼎新，层楼耸秀”（〔清〕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三）》卷七十五，拾遗上，引《闽书抄》）。
元末至明代晚期，奉天坛又至少经历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修建。特别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大修，历时一年四个月（1608年6月至1609年9月）（〔明〕李光缙等：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现存泉州清净寺内祝圣亭），其建筑风格除门龛外，基本上属于中国式的。现存奉天坛四面墙体与10个大磉墩，虽经后人数度修缮，尚保持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形制。
明善堂位于奉天坛之北，是中国四合院式的建筑，与门楼和奉天坛一起，形成今日举世闻名的中阿合璧伊斯兰教寺。
2.晋江草庵——世界仅存的摩尼教寺院
晋江草庵，位于晋江安海华表山南麓余店苏内村，是世界现存唯一摩尼教寺院遗址。草庵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1131—1162年），初为草筑，故名。摩尼教在中国又称明教、明门、魔教、牟尼教等，3世纪波斯（今伊朗一带）人摩尼（Mani，216—277年）所创始。摩尼教以拜火教为信仰基础，吸收基督教、佛教和古巴比伦宗教思想而创立。摩尼教崇尚光明，提倡清净，反对黑暗和压迫，曾是风靡一时的世界性大宗教。
晋江草庵遗址（王东明 摄）
晋江草庵摩尼光佛石像（王东明 摄）
晋江草庵摩尼光佛石像摩尼教于唐代传入泉州，现存草庵遗址为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建筑。该寺院紧依华表山（又名万山峰、万石山）麓，依山崖傍筑，建筑形式为石构单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阔三开间，间宽1.67米，进深二间3.04米，屋檐下用横梁单排华拱承托屋盖，简单古朴。草庵的核心是一尊岩壁上凿出的高1.52米、宽0.83米浮雕摩尼光佛像，周围刻着一个直径将近2米的环形佛龛。佛像中的摩尼面相圆润，宽袖僧衣，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背景是十八道放射状光轮。因为石质不同，佛像的脸呈草绿色，手粉红，身灰白。整个佛像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晋江草庵的这尊摩尼佛像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一尊摩尼教石雕佛像，具有不可估量的实物价值，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从草庵寺前出土的刻字黑釉碗推断（萧春雷：《摩尼教的转世生命：从救世到捉鬼》，《厦门晚报》2007年8月26日），草庵很可能在宋代就是摩尼教的寺院了，这也可从陆游《老学庵笔记》对南宋福建明教兴盛的描述加以佐证。明初以后，由于受封建统治者严厉打击，作为一门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宗教，摩尼教在中国已消亡，草庵遂也成了道教或佛教的场所了。但作为民间信仰，摩尼教一直在晋江草庵附近村社流传着，显示出摩尼教本土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深厚底蕴。
3.泉州外来宗教石刻
唐代以来，尤其是宋元时期，数以万计的亚、非、欧各国侨民居住在泉州，其中以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为多，形成“缠头赤脚半番商”（〔元〕释宗泐：《全室外集》卷四，清源洞图为洁上人作）。这样一种“夷夏杂处”（〔宋〕郑侠著，郑宛华等集校：《西塘集》卷八，代谢仆射相公）的万国都市景象。各种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天主教（方济各会）、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也相继传入，并留下了大量珍贵遗物。其中尤以宗教石刻为多，仅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就展出了500多方，透露出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
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展厅（薛彦乔 摄）
在泉州外来宗教石刻中，以婆罗门教石刻最为珍稀。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以崇拜婆罗贺摩（梵天）而得名。婆罗门教在印度社会中传播较早，衰落也早。因此，我国学者对婆罗门教是否传入中国多持否定态度。但从泉州发现的宗教石刻，却雄辩地说明婆罗门教确曾传入中国。证据之一是，泉州发现了婆罗门教三主神之一的毗瑟拿石雕。据考证，它是泉州番佛寺（建于原泉州南校场附近）的遗物，现陈列于泉州小开元宗教石刻陈列室。证据之二，是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有两根刻有浮雕图像的石柱。据著名作家、英籍华人韩素音指认，其中一幅雕像中“树上的孩子叫科里西拿，是婆罗门教信奉的神之一”（《稀世之宝——婆罗门教遗物》，《泉州晚报》1985年9月22日）。韩素音也是研究婆罗门教的学者，著有《印度教》一书，她的考证应有相当的说服力。证据之三，是泉州东观西台附近，以前有座神龛，有三块据查也是从番佛寺取来的婆罗门教石刻，被垒筑在一个高约一米的石座上。现在神龛已废，石刻影印图像被收入吴文良先生所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的第四部分“泉州婆罗门教石刻”。如此稀世之宝，在泉州这么完整地保存着，充分说明婆罗门教确曾传入泉州，传入我国。
在泉州外来宗教石刻中，以中外文合璧碑刻内涵最为丰富。如奈纳·穆罕默德墓碑碑文为阿拉伯文、汉文；黄公墓百氏坟是穆斯林夫妻合葬墓，墓碑碑文为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合刻；伊本·奥贝德拉墓碑碑文，为阿拉伯文，插入“番客墓”三个汉字；奉训大夫永春县达鲁花赤墓碑碑文为阿拉伯文和汉文；艾哈玛德墓碑碑文为波斯文、阿拉伯文、汉文，文中有“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妞·艾勒德于艾哈玛德的先辈娶刺桐人为妻”的记载，这是中阿人民通婚的见证。这些中外文合璧的碑文，有的汉文十分谙练，碑文的书法、历法的换算都使用中国传统的方法，说明中外文化交流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和水平。
开元寺刻有浮雕图像的石柱（薛彦乔 摄）
在泉州外来宗教石刻中，以人名身份石刻数量最多。如出土的300多方伊斯兰教寺院建筑石刻、墓碑、墓盖石中，有来自波斯的施拉夫、设拉子、贾杰鲁妞、布哈拉、霍拉桑、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吉兰尼、哈马丹，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亚美尼亚的哈拉提，也门的哈妞门，以及阿曼、叙利亚、花剌子模、伊拉克、里海地区和布哈拉等地的人。他们的身份有贵族、传教士、官员、商人、技艺人直至一般平民和奴隶。从这些人名石刻中，我们还可了解到宋元泉州创建和修建清净寺的大致情况。
元伊斯兰教潘总领墓碑石（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元印度教毗湿奴石雕立像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元基督教尖拱形四翼天使石墓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元天主教泉州主教安德肋石墓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此外，在泉州发现的30多方古基督教石刻中，有20多方属于景教。当中有古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和中文合璧的、元代“管领江南诸路”的宗教高级官员也里可温（教长）失里门的墓碑，还有泉州路掌教官兼景教兴明寺住持吴咹哆呢嗯所书碑文，以及圣方济会泉州主教安德烈（意大利人）的古拉丁文墓碑，从中可以看到元代景教在泉州之兴盛，也可以看到泉州与中亚、波斯乃至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从外来宗教石刻所载内容不难看出，婆罗门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含天主教）、摩尼教（明教）以及犹太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与长期流传于泉州的本土道教、民间信仰以及地方儒教文化和平共处，堪称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观，泉州因而赢得“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通过泉州宗教这个侧面，可见在海外交通这个大平台上，宋元时期的福建是多么的开放，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是多么的兴盛，这也是宋元福建海洋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