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10. 海禁的制约与郑和远航

明代初年官府的海禁政策，并非反对海外贸易，最早的海禁仅仅是为了防止倭寇入侵。随着大股倭寇被消灭，海禁也松弛下来。嘉靖年间倭寇重起，是明朝再次海禁的原因。在重创倭寇之后，明朝的海禁政策再次放松。

    一、明代前期的海禁政策

明初实行海禁的历史原因。早在元代初年，因日本海盗经常入侵朝鲜，已经臣服于元朝的朝鲜国王经常向元朝诉苦倭寇入侵之害，并告知日本多黄金的消息，这便刺激了元朝统治者的贪欲。为了征服日本，元朝曾经组织了两次规模不小的侵略日本的战役，然而由于台风及船舶质量问题，元朝大军在日本海岸覆没。其后，由日本出发的民间武装将其袭击范围从朝鲜半岛扩及东亚大陆海岸，史称“倭寇”。当时从朝鲜半岛到中国的东南省份，都受到倭寇的入侵。有时还有广东受到倭寇侵袭的报告。元明鼎革之际，占据浙江的元朝割据力量方国珍拥有强大的海洋力量。明军消灭方国珍之后，这股海洋力量没有人管理，横行于海上，他们勾结倭寇，导致沿海各地常有倭寇侵袭，东南沿海民众不得安生，便有消灭倭寇的要求。不过，倭寇时起时伏，来去无常，极难对付。朱元璋的对策是在沿海建立要塞，相隔百里建设一个近千人的所，几个所连在一起，设置一座近万人的卫，卫所烽燧相望，发现倭寇，互相告知，并集中力量出兵。有一次，明朝福建卫所军队的战舰追击倭寇直到东面的“琉球大洋”，这就使倭寇无法在东南海洋横行。为了与明朝水师对抗，倭寇也开始集中力量，数千倭寇突然袭击中国某个口岸，有时会攻克明朝沿海数百人防守的所城。他们时来时停的袭击更是让明军头痛。一直到永乐年间辽东望海埚事件发生，一股数千人的倭寇被明军引进伏击圈全部消灭，从此大股倭寇入侵的事件不再发生，中国海岸的卫所大都闲置无为。其后，日本进入所谓的战国时代，各藩国相互作战，藩主尽量招兵，日本武士大都在国内征战，近百年时间里，东亚海上出现难得的平静。

明代前期，为了配合明军剿灭倭寇，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所谓海禁，就是不准民间的船只出远海，更不准去日本贸易。明朝官员认为，若是没有国内奸民勾引倭寇，便不可能有倭寇入侵。这是他们实行海禁的原因。也有人说，明朝初年实行海禁，不让民众下海，是为了垄断对外贸易，但从实施效果来看，明朝主要是针对边海渔民，很少涉及贸易，事实上，海禁政策对海洋渔业造成巨大的影响。至于对外贸易方面，明朝对海外国家是开放的，欢迎海外国家前来进贡，明朝只是加强管理，不让本国民众到海外贸易而已。从明朝政策的性质来看，这本来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政策，既然实施这一政策是为了消灭倭寇，那么倭寇消停之后，是不是可以放松海禁政策呢？实际情况不是的。明朝官府有个特点是坚守祖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朝官府自定一个规矩，将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奉为圭臬，一丝一毫不准改变。海禁作为明太祖的主要政策之一，就这样流传下来。尽管明朝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调整，甚至有反向操作，然而，就大体而言，海禁是永久的官府政策，原则上是不改变的。这一政策名义上一直实行到明末，这使明朝一切海洋政策的调整，都好像戴着枷锁舞蹈，它的局限性是在长期政策演变中展示开来的。

明代中前期，随着倭寇活动频率下降，过于严厉的海禁政策便受到民众的抵制。有许多人开始冒犯海禁之令下海，也就是说，海禁之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明朝官府的政策一向有执行力问题，也就是说，朝廷下什么禁令是一回事，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嘉靖年间浙江福建巡抚朱纨总结明初的海禁政策，归纳为“寸板不准下海”的禁令，其实，遍查明朝前期官府的号令，从来没有如此严厉的禁令，换一种说法，明朝官员从来没有将海禁之令执行到如此地步。这是因为，现实中总会遇到一些无法严格执行的东西。例如，明朝浙江沿海有黄鱼之贡。每到黄鱼盛行的季节，浙江地方官一定要捕捉一些黄鱼进贡宫廷。但是，黄鱼是海鱼，要捕黄鱼，就得派船出海，渔民出海捕黄鱼进贡皇帝，总不能算违禁吧？于是，明朝不得不放开黄鱼之禁，每逢黄鱼上市之际，允许渔民下海捕鱼。这样，海禁的命令便放开了一个口。为此，明朝海禁之令随之调整，允许渔民在近海捕鱼捉蟹，这对浙闽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明朝的禁令从来都不是“寸板不准下海”，这是无法做到的。仔细想一想，这个开口非常之大，因为，近海捕鱼很难确定范围，什么是近海，多少距离才算远海？明朝官员有确认过吗?其实没有！

为了禁止渔民远航可能和倭寇勾结，明朝形成了一个禁止双桅船的制度。一般地说，双桅船是较大的船，更大的船还有三桅、四桅的，明朝官员想：只让单桅小船出海，他们便无法远涉重洋与日本贸易了。所以，明代前期的《明会典》上记载的航行禁令，只禁双桅以上的海船下海，不禁单桅小船。其实，单桅小船可跑的距离就很远了，有些渔民会跑到台湾去。不过，以单桅小船跑远海，这是很危险的。当时福建渔民还会跑到浙江和广东沿海去捕鱼。这么长的距离最好是使用中等渔船，也就是双桅船，然而，双桅船是被朝廷禁止的。不过，民众回避这一法令的办法很多，一些较大的船除了主桅之外，会设置另一支可以活动的桅杆。船舶航行在近海时，用一支桅杆航行，等到了远海，官军的哨船看不到该船了，便竖起另一根桅杆，这就变成双桅船，可以远航外海。渔民为什么要远航外海呢？这是因为大海有大鱼。以海参来说，东亚出产海参的产地主要是渤海及澳大利亚沿海，而且以澳大利亚沿海为主 ，明朝渔民为了捕捉海参，早就远航到了澳大利亚沿海。总之，为了延续海洋生产，渔民不得不向外海发展。官方的禁令无法禁止他们的远洋渔业，这是明朝的一个特点。表面上有海禁之令，实际上，民众的渔船跑遍四海。有时官府越要禁什么，反而会刺激相反的事情发展。这是中国政治的特殊现象，了解这一点，才会知道明朝官府的政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徐晓望：《明代的东海渔业》，《福建论坛》2018年第5期）。

明朝对海禁之令的执行还有区域之别。统治较严的区域，或是地理条件允许的区域，海禁政策会得到较好的执行。以中国北方来说，辽宁、河北（北直隶）、山东等省地广人稀，元明易代之际，混乱的局面下，原有人口大量流失，于是有了大量的无主之田。在这些省份，农民的地位远高于渔民，既然官府不让下海，那就耕田为生不是更好吗？在明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多数民众是不吃海鱼的，这是因为，明朝海禁之令在北方真的得到执行，海边基本没有渔民。南直隶和浙江是另一种情况，南直隶是定都南京的明朝直接管辖区域，辖地大约相当于清朝的安徽、江苏两省，而明朝的浙江省大致相当于清朝的浙江省，辖地没有大变。南直隶和浙江是官府管得较严的区域，任何政策都贯彻得较为彻底，所以，明朝禁止下海的政策在江浙二省会得到执行。至于更为南方的省份就不一定了，尤其是相对边远的福建、广东二省，较为重要的城市都在海边，当地民众大都倚海为生，要想禁止当地人下海，好比夺人性命。所以，明朝的海禁在福建、广东是很难实行的。

明代福建的情况相当特殊。福建盐场大都分布于沿海，要将沿海生产的食盐运销内陆，首先要用船将盐巴由沿海盐场运到闽江口的福州仓山，这就要用上海船。承载海运的福清盐商为了运载海盐，便要打造海船。福清盐商发现：海船造得大一些，便可运载较多的盐巴，利润也会更高一些。这样，他们打造的盐船越来越大，有的盐船一艘可载三四千石盐巴，这就是很大的船了。据明代前期的史料记载，福建商人的盐船一向存在，并没有因政府海禁之令而废止。这是因为，明代福建的盐业一直是官府重要的财政来源，没有盐业，福建官府的收入会下降很多，海禁之令一向是针对边海渔民的，当然不会用以削弱自己的主要财政来源。可以说，明朝的海禁之令从未影响到福建盐船的运行。福清大盐船是一种载重较大的海船，载重三四千石的大船不少见，通常这样的船长约二十米，宽六七米，就其长宽而言，已经达到闽产杉木的极限，也就是说，福清盐船达到明代常用大福船的极限。换句话说，明代前期的海禁之令并没有影响到福建的海船制造业，大福船制造术从明初到明代中期一直保留下来，这对福建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研究资料会发现：明代福建的渔业并未受到海禁之令的重大影响，这从税收可以看出来。明朝承元朝之制，有设置河泊所征税的制度，不论是海上渔民还是内河渔民，都要向河泊所缴纳税收。福清、晋江的河泊所税收一向由海上渔船承担。按照明朝的海禁政策，福建沿海渔民不可以下海捕鱼，也可以不缴纳税收吧？但明朝福建官府不允许。所以，明代前期福建渔民并没有停止下海捕鱼，也不能不缴纳税收。而且，福清和晋江的河泊所税收相当高。一直到明代中期，河泊所税收一直存在，显然，明朝福建官府没有因为朝廷有海禁之令便废除征收河泊所税。至于普通口岸的海禁之令，也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因此，对明朝海禁之令应有广角度的观察，它的目的仅是抑制倭寇入侵，在倭寇活动消停之后，就没有必要维持那么严厉的禁令了，因此，在福建、浙江许多地方，海禁之令都流于形式，军民表面上遵守海禁之令，实际上有许多变通的办法，老百姓照样出海，打鱼的打鱼，做小生意的也照做无误。

不过，明朝的海禁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到沿海民众的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朝官府实行的迁岛政策，这就是将远岛民众迁到内海。最早这一政策的施行是为了沿海民众，因为，将那些明军无法周全保护的远岛民众迁至大陆，本意是为了民众。然而，在具体实施中朝廷政策产生扭曲。例如，福建的海坛岛本是一个离大陆很近的岛屿，元末明初，生活在海坛岛上的人口有四万人之多，本来不该列入迁徙范围之列。然而，执行政策的明军向岛上居民索贿不成，竟然在地图上做手脚，他们将海坛岛画在澎湖列岛附近，并说此地人口稀少，因而被列入迁徙对象。一日，明军大队突然登陆岛上，下令三日内不迁到大陆，通通杀死！这就迫使海坛四万居民荒乱中乘船西渡，不少人淹死在海中。即使到了大陆，四万多居民一时无法安顿，地租仍然要缴纳，民众困苦不堪。海坛岛遭罪之深，令人同情。其他岛屿也有同样的现象，比方说，鼓浪屿是厦门岛内侧的一个小岛，离海沧很近，却也被列入迁岛名单，当地居民被逐。同样的岛屿还有不少，对民众影响很大。

此外，闽粤迁岛严重影响了闽粤人民的海上开拓。除了海坛岛之外，另有南澳岛和澎湖列岛都被列入迁岛范围。这些地方原来都有民众居住，因元末战乱的关系，许多陆居民众来到三大岛屿躲避战乱，导致海岛人口大增。明初实行迁岛政策，将一些边远岛的居民迁回大陆，许多未及迁徙的人口被官军杀死，而迁居沿海的民众，因没有田地可耕，往往成为流民而饿死。更大的问题是，由于这些岛成为无人岛，反而成为海盗们最喜欢的地方，他们来到海坛、南澳、澎湖诸岛聚集，看到有机会时便袭击大陆。所以，这三大岛屿成为海寇与倭寇的活动中心。三大岛屿中，南澳的发展最为特殊，南澳岛是台湾海峡中重要的岛屿，经过台湾海峡的船舶大都会在南澳岛停靠，久而久之，南澳成为东亚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来自东南亚及日本的商船经常到访南澳岛。

总的来说，明初的海禁政策严重妨碍了民众的海上发展。其一，实行这条禁令之后，一切海洋活动都成为非法行为，动不动成为官府打击对象。海洋人民的海洋活动受到制约。其二，明朝实行的迁岛政策严重妨碍了闽粤民众向海洋发展的步伐，并且让海峡中线的一些岛屿成为海寇活动的基地，从而产生更大的危害。不过，明朝初年的海禁之令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淡化，官府的执行从严到松。实际上，明朝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沿海民众在海洋活动，海禁之令并没有像官方公告那样严厉。

    二、郑和远航与福建的关系

明朝实行海禁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垄断对外贸易。明代市舶司的官府经营海上贸易，这类贸易分两种，一种是吸引海外船只到明朝来进贡，另一种方式是派出船只出远海贸易，可以让商人承包。久而久之，东南亚的进贡贸易大都由福建商人承包。当时的海洋有东洋与西洋之分，东洋国家是日本、琉球、吕宋、苏禄等岛国，而西洋国家可就多了，到了印度洋之后，南亚次大陆像一条舌头伸向海洋，印度海岸线拥有众多港口，闽粤商人在许多港口都有贸易。明朝洪武二年（1369），皇帝派出郑和、王景弘二人率水师下南洋贸易，这就是著名的“三宝太监下西洋”。在永乐及宣德皇帝之间的二十多年内，郑和与王景弘七下西洋，这是震惊世界的航海事业。参加航海活动的主要是明朝从东南诸省调来的卫所军队。因当时的福建民众有下海远航的习惯，所以，郑和舰队需要的引航员和舵手，大都来自福建，而且主要来自漳州诸卫所。郑和的船队每次下西洋都有水手27 000人以上，其中福建卫所兵担当主力。

郑和七下西洋与福建的关系表现在：其一，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之前，都要驻扎福建长乐的海口，在这里集中全部舰队，然后选择时间向西航行。为什么郑和选择福州港为舰队出发之所呢？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福建在元朝属于江浙行省，元朝建都北京后，每年都要从江浙行省调发大批粮食，有时一年达到两百多万石。如此巨大的粮赋负担会划分给江浙省的各个路州，福建宣慰司也要承担一部分粮赋。因此，在福州与长江的港口之间，常有官船来往。由福建征发的船舶将福建的粮食运到长江口的刘家港后，再与江南船舶汇合，共同向北方天津港或是辽东港口运输。明朝代元之后，在辽东驻扎大量的军队，仍然依靠江南的粮食。由福建出发的船队大都在长江刘家港聚会，再向辽东跨海运输（徐晓望：《一路向北——元代福州港的海运》，《闽都文化》2019年第2期）。总之，元明之际，福州与长江口港口的关系密切，经常有大帆船往来。有名的福清大帆船，也就是福清盐船是这条海路上使用最多的船只之一。所以，郑和可以选福州为汇集各地大船的港口，每次出海，郑和都要由南京先到福州长乐港汇集各地大船，然后出发。 

长乐南山天妃宫石柱础

其二，郑和船队每次出海在长乐港驻扎的时间，往往有几个月到半年不等，有时长达十个月。福州是南方重要的造船基地，也是大福船的产地。这里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什么船只都可以用于远航的，大福船是一种适宜远海的船只，它的船体很深，上宽下窄，不怕波浪颠簸。普通的平底船是无法出海的，因为平底船缺少深度，会随着海浪起伏，所以，平底船只能在水浅的海岸航行，出远海有很大的困难。郑和船队要到印度洋一试身手，一定要用福建的大福船，这是永乐二年（1404）明朝下令福建造船的原因。该年，福建承造的海船仅有五艘，但都是最大的战舰。郑和下西洋之前，首先抵达福州，并在福州停留一段时间，他们的任务之一应是考察福建为他们制造的大船，并对大船进行装修。由于郑和长期在福州长乐驻扎，他受福建文化影响颇深，除了航海技术外，他和众多航海民众都成为天妃的信徒。永乐五年（1407），永乐皇帝下令在南京建造天妃宫，年年祭祀，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天妃的地位。此外郑和对福建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他在长乐附近大兴土木，建造了天妃宫道观等建筑。需要说明的是：宋元福建妈祖庙的名字不同，在宋代叫顺济庙，在元代叫灵慈庙，天妃宫之名是明代才有的，而且最早出现在江南。郑和抵达福建后，将天妃宫之名带到了福建，其后，福建的灵慈庙逐步改名为天妃宫，清朝又将天妃宫升格为天后宫，天下的妈祖庙也随着福建的改名而改名，究其根柢，将灵慈庙改为天妃宫，是郑和及其船队的创新。 

泉州天后宫（成冬冬摄影）

其三，郑和远航船队需要依赖福建的航海技术。元末明初，福建对外贸易的主体渐渐从泉州人、福州人转到漳州人，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明代前期是福建人考科举最发达的时代。兴化府莆田人长期领衔科举考试的冠军；其后是泉州人和福州人，他们中科举的数量也不少。因科举人数多，兴化、泉州、福州诸府与官府关系较好，他们对朝廷政令十分关切，既然朝廷禁止海上交通，他们也会接受朝廷的指令，很少出外贸易，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科举之上。漳州人则不同，明代的漳州除了龙溪县民，多数漳州人对科举不太热衷，他们更愿意下海贸易。明代的漳州森林密布，海岸线绵长，九龙江下游洲岛相连，芦苇丛高深。于是，漳州人往往选择一两个港口私下造船贸易。明朝官军即使想干涉他们的贸易，也很难捕捉漳州人私下造船的信息。多数情况下，是明军驻漳州的官员也参加当地的贸易，他们会接受漳州富绅的贿赂，暗地里参与海上贸易。明朝的水军也是一班特殊人群，他们有权决定渔民的渔船是否可以出海，每逢三令五申海禁时，他们会积极参加，朝廷无意关心海禁之时，他们也会组成贸易团队，到海外贸易。事实上，许多出海贸易的船队都来自军队中的有钱人家。不过，由于漳州人长期下海贸易，他们逐渐掌握了远航的技术，明代的火长和水手都以漳州人为最。据正德《漳州府志》记载，郑和舰队所需要的航海技术人员，是在漳州卫选拔的。明代下西洋所需航海人才，大都是从福建寻找，其中多为漳州人。郑和对漳州人航海技术的信任和使用，进一步巩固了漳州人在航海业的地位，从明初到明末，漳州的火长和水手都是最有名的。

其实，郑和之后，去东南亚贸易的私船很多，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东南亚的航路呢？我们知道，郑和航海是明代初年的重大航海活动，每次都有27 000多人参加，这种规模的航海活动也是一次将航海知识普及于民众的活动，郑和航海结束之后，福建沿海民众私下到海外贸易的行为多了起来，其中有些人还冒充明朝官方的代表，对海外国家进行封赐，谋取个人利益。他们的航行技术和文化，是对郑和七次下西洋活动的继承。官府对这些行动最初是睁只眼闭只眼，无法制止，或是有心无力。后来感到他们闹得不太像话了，便下令禁止。不过，他们的禁止，仅是迫使闽粤下级官员不再冒充明朝使者，而更多的漳州船舶仍然私下到海外国家贸易。总的来说，明朝的海禁之令，使许多省份终止了海洋活动，反而使海洋活动向福建集中，并使福建成为中国沿海诸省海洋活动最盛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