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11. 抗倭运动和俞大猷发展水师的计划
明代中叶，朝廷的海禁政策经过多方调整，已经变得有名无实。其时，福建沿海的商船北上浙江、江苏，南下广东、海南，甚至有一些商船跑到东南亚国家做生意。到了嘉靖年间，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葡萄牙人北来和倭寇入侵。在抗倭运动中，俞大猷提出了发展水师在海上抗击倭寇的计划。
一、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的发生
葡萄牙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它是欧洲人向东方发展的主要代表。葡萄牙南临非洲，很早就开始了对非洲西岸的探索，他们在非洲找到了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因而掌握了非洲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构成了葡萄牙人继续前进的动力，而其目标是东方国家的财富。在15世纪末期，他们绕过非洲南端进入了印度洋，从而接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固有航线，并顺着这一航线来到东南亚和中国。最初，葡萄牙人的目标是东南亚东部的香料群岛，他们在这里采购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不过，整个欧洲消费的香料不过30多万银元。于是，葡萄牙人渐渐将贸易重点转移到中国。来自葡萄牙的船只开始出现在广东与福建的沿海港口，进一步到宁波港贸易。
浙江宁波近海的双屿港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对外通商港口，但这个港口不是国家正式的港口，而是一个自行发展起来、走私船只聚会的港口。它的兴起与福建商人有关。福建与浙江是相邻的两个省，历史上有繁荣的海上贸易。明初的海禁使这一贸易停止，但是，浙江著名的舟山渔场仍然吸引着福建渔民，于是，福建渔民开春季节都会到浙江舟山一带捕鱼。舟山是宁波的外岛，而宁波外岛中有一个相当隐秘的双屿港，于是，福建渔民中有一些人在此做贸易，用福建商品交换浙江的各种商品。渐渐地，双屿港贸易越做越大，于是，福建商人将葡萄牙人带到此地。
葡萄牙人最喜欢的商品是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和白糖。其时，瓷器是江西景德镇的商品，白糖主要来自福建，丝绸则是浙江省的重点产品。在瓷器、白糖、丝绸这三项商品中，丝绸价值较高，所以丝绸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因此，闽浙粤三省的海上贸易，渐渐向浙江集中，这也是双屿港得到中外重视的原因。除了葡萄牙人外，日本商人是宁波港的常客，他们也经常到双屿港贸易，这样，双屿港渐成为多方势力交错的国际贸易港。不过，在这里贸易的商人必须仰仗武力，所以他们大都结成帮派，一个帮派会有几十只到上百只商船。有东南亚国家的商人帮派，更多是华人的帮派，例如来自漳州、潮州、泉州、兴化府以及福州的帮派等。他们往来于东南亚与华南沿海，贩卖双方都需要的商品。于是，经常有来自东南亚的船队到双屿港贸易。
生丝
丝织品
双屿港的重要变化是葡萄牙与东南亚国家之外日本势力的加入。嘉靖年间，日本人潜入中国，学会了浙江矿夫的炼银技术。他们将这一技术传回日本后，开发了大批生产白银的矿山。于是，白银像洪水一样涌入日本的市场，导致物价飞升，民众苦不堪言。恰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中国商人抵达日本，他们发现：在日本出售中国商品，可以轻易获得大量的白银。这样，漳州一带掀起了一股到日本贸易的浪潮。这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事。次年，有上百艘漳州、同安一带的商船到日本贸易，仅仅因出事漂到朝鲜海岸的商船就有多艘。当时葡萄牙人经常和福建人一起到双屿港贸易，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被带到了日本，葡萄牙人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也非常感兴趣，试图独自发船到日本贸易。不过，一直到1550年，才有一艘葡萄牙商船抵达日本。葡萄牙人的特点是在广州近海采购中国商品，而后到日本出售，换取大量的白银，再购取中国商品到印度果阿的葡萄牙人基地，并由果阿的葡萄牙人商船将中国商品运销欧洲葡萄牙人的首都里斯本港。为了方便在广州购取商品，他们进入了明朝招待东南亚商人的澳门港，而后逐渐反客为主，独占澳门港为贸易场所。
随着与日本贸易的发展，明朝商人渐渐发现：日本的人工非常便宜。于是，每个到日本贸易的巨商都聘请了一批日本刀手用作护卫。他们在双屿港贸易，面临其他商帮的竞争，于是，每次有商人前来购物，他们都会让这批日本刀手作为护卫，保护商人穿行数十里一直到安全地带。然而，这批日本刀手护送商人是兢兢业业的，回程便开始自由行动。他们闯入路过的村庄杀人劫货，这就变成倭寇了。一时间，这类事件多次发生，浙江民众便喊倭寇来了！这是嘉靖年间倭寇发生的起因。
倭寇真正震动嘉靖皇帝是因一桩抢劫大户的事件。嘉靖皇帝年幼时有一个浙江籍的老师，姓谢，嘉靖皇帝上台数年后，这名老师辞职，居家休养。嘉靖皇帝对其十分宽容友好。因嘉靖皇帝的优待，余姚谢氏在当地很有影响，不过，谢氏家族人口众多，开支浩繁，维持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也很不容易。其中有人开始从事海上贸易，赚取大钱。这里要说到，当年在双屿港做贸易的商帮，要出售他们的商品也很不容易，普通商人不太敢购取。这是因为，一旦被边防卫所军队查获，最轻处罚也是全部商品没收，弄不好就破产了。所以，做海上贸易一定要一个有权势的家族，余姚谢氏刚好符合这一条件。许多商人主动找上门来，求着谢家人收购他们的商品。然而，谢家人生意做久了也出了问题，就是资金周转不过来，于是，他们以各种理由拖欠，如明军来了，要抓海盗，你们还是快跑吧！然而花招多耍几次，海商们就不相信了，于是，他们集约谢家共同的债主商量，一起到谢家要钱去。大约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这批由葡萄牙商人、闽粤帮派商人组成的讨债者，带着一批日本刀手到谢家抢劫。帝师家庭被抢，这是大事，地方官再也无法隐瞒，而嘉靖皇帝大怒，派出朱纨任浙江福建巡抚，专职处理消灭倭寇之事。
朱纨原在南赣巡抚任上，上任福建巡抚后就近抵达漳州沿海。他接受俞大猷的建议，招募有“海沧打手”之名的漳州水手组成水师，然后率领这支水师北上，准备清剿双屿港做生意的海盗。按照俞大猷的说法，这些海盗多为漳州海沧（今属厦门）人，只要家乡水师来了，他们肯定不敢接仗。与此同时，朱纨认为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海禁被破坏，因而实行恢复海禁的政策，“寸板不许下海”。在闽浙全面实行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自然得罪了许多以海为田的人家。朱纨以为只有闽浙豪门大户才反对海禁，其实，反对海禁的还有许多小户人家。海边人家多靠铲取贝壳为生，朱纨却连挖贝壳这类事也不让做，自然受到民众的一致反对。不过，朱纨在打击海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从漳州带来的水师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攻击宁波双屿岛，海盗们听说来自家乡的水师打来了，吓得四散而逃。朱纨占领双屿港之后，下令用木头和石头填堵双屿港，从此，双屿港退出东亚贸易港口之列。朱纨又移兵漳州，准备将在漳州活动的葡萄牙人彻底逐出漳州的港口，并且实行海禁。
然而，朱纨在漳州犯了一个错误。葡萄牙人在漳州贸易，对明朝来说最好的方法应是设关收税，有人将这一建议告诉朱纨，朱纨却未能接受。朱纨坚持海禁，下令驱逐进入九龙江腹地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以货款未收齐为理由，徘徊于漳州沿海岛屿。嘉靖二十六年（1547），漳州官府组织过一次驱逐葡萄牙人的战斗，不幸战败。嘉靖二十八年（1549），朱纨率闽浙水师主力南下福建，在漳州诏安沿海重创葡萄牙舰队，俘虏一百多名葡萄牙官兵，同时俘虏了一些正与葡萄牙人交涉的中国商民。其中有些人是在与葡萄牙人谈判商品的价格，有些人与葡萄牙人谈赎买被绑架人质的价钱，还有些人是洗衣妇等服务人员。通常情况下，对这些人的处置应当是无罪释放，不过，明朝有个触犯海禁之罪，朱纨手下的官员便想了一个吓唬一下老百姓的计谋。他们下令将这些“通番”的老百姓绑到校兵场，每名犯人配一名刀斧手，假装要杀头。等到中午行刑时分，在场的官员下令停止行刑。接受命令的官兵从点将台向校场奔去，负责行刑的刀斧手们以为长官下令杀人了，不等传令的官兵来到，便举刀行刑，一下砍下了九十多个脑袋，待到听清楚命令是停刑，才知道出了错误。这一事件，是临场官员的错误，朱纨本来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听信在场官员的妄言，干脆将错就错，上报被杀掉的这些百姓有通番之罪，这就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于是，浙江与福建对海禁不满的官员趁机上疏弹劾朱纨，说他滥杀无辜！这是九十多条人命啊！于是，引起朝廷舆论的反转。吏部派出官员重新审查这一案件，结论是：葡萄牙人仅有走私罪，不该死刑。而朱纨、柯乔等人确实有滥杀百姓之罪。于是，朱纨被免职，待罪期间，朱纨自杀而死。
朱纨之死在官场造成噤言的效果，没有人再敢议论海禁，但是，倭寇未灭，事情还得做。在东南方面，由王忬取代朱纨任职浙江福建巡抚，王忬仍然信任俞大猷，从福清及漳州海沧招兵到浙江沿海防守。然而，王忬在浙江没有几年，又被调到北京去抗击入侵的蒙古军队。浙江方面，人去政亡，浙江一些官员觉得：倭寇好久没有入侵了，用大钱养活一支军队实在是浪费。于是，浙江海道副使丁湛出了一个馊主意：不给水师发钱，他们没有军饷之入，自然会逃回福建老家。闽籍水师人员受虐之后，确实逃回老家，不过，因为没有路费，他们一路上边抢边走。官府接到民众的报告，迅速派兵去围剿，搞得这些来自水师的士兵向外海逃去，许多人进入日本诸港，和那边的倭寇有了关系。迄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突然大举袭击浙江与南直隶沿海。这就是著名的倭寇运动。
嘉靖年间的倭寇是一批很特殊的人。前文说过，最早双屿港有一批主要来自漳潮的商人，他们会雇佣一批日本刀手作为护卫。然而，这批刀手经常在浙江农村抢劫，连带他们的雇主也被看成倭寇。其实，在朱纨清剿海寇之际，海寇内部也发生了火拼，大体上是江浙海盗与福建海盗联手，消灭了一些广东潮州的海盗帮派，此后，海上就以江浙海盗王直为首领，福建海盗虽然名声不显，但他们拥有许多大船。由于明朝水师的打击，王直等人便避居日本的边海岛屿，仍然在做海上生意。不过，这时候的浙江巨绅也不愿与海盗们做生意了，王直等人不得不选择一些中小商人。但是这些人信誉很差，往往领了海商的钱，以购货为名逃到内陆城市，换一个名字做生意。王直等人货款出去了很多，却收不到商货，已经有向抢劫方向发展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被浙江巡抚副使丁湛驱逐的水师向东航海，投靠了以王直为首的倭寇，这使他们了解到：江浙沿海其实没有海防力量。嘉靖三十一年，王直等人率领大队人马到浙江台州一带抢劫，他们分成多支小队深入江浙内地，王直、徐海等人坐地分赃，引起许多日本人羡慕。他们开始投资王直、徐海等人，而王直、徐海等人雇佣的日本刀手越来越多。他们每年开春便到浙江、江苏、福建三省抢劫，又雇佣船只回到日本。这样，倭寇的队伍越来越大，后来发展为成千上万人。对东南边海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胁。据明代官员估计，当年倭寇大约百分之三十是真倭，另外百分之七十其实都是东南海盗，他们原先也是商人，而后发展为海盗。
然而，随着倭寇运动的发展，倭寇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插手海盗队伍的日本商人企图培养出自己直接指挥的力量，而王直、徐海等中方力量对此抱有怀疑。有一年日本出动大股倭寇，想到江浙闯一闯，由日本培养的陈东率领。王直与徐海却与明军私下联系，让陈东等进入明军的重围，这就是王江泾之战。明朝调来了有名的广西狼兵，围歼数千倭寇。结果陈东等倭寇头子都被杀尽，于是，日本势力对王直与徐海产生了怀疑。他们鼓动大批倭寇家属向王直要人，王直无以应答，便到浙江沿海与明朝官府谈判。其时，负责浙江剿倭事务的是督抚胡宗宪。胡宗宪与王直都是徽州老乡，他将王直的母亲请来，奉养在府中，实际是将王直母亲当作人质。如此与王直谈判，王直不得不答应。胡宗宪对徐海则使用另一种手段，明朝的间谍告诉徐海，胡总督很是欣赏他，只要他投降，一定可以当大官。暗地里却有一支明军趁其防备松懈时突然袭击，将其部下全部剿灭，徐海也被杀死。在这种背景下，王直与胡宗宪谈判，仍然梦想明朝会答应开海通商。最终他也被胡宗宪骗到杭州下狱，大股倭寇奉命解散，只有王直亲信部队与倭寇中坚还在一个小岛坚守。这样，胡宗宪消灭大股倭寇的目的已经达到。对于王直，胡宗宪犹豫再三，最终向皇帝上奏：杀死王直，派兵围攻固守小岛的倭寇。然而，当王直被斩的消息传来，那些倭寇认定胡总督骗了他们，突围后南下福建，从而使倭寇后期活动的重点转向福建，给福建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损失。
闽海与浙海相通，大约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漳州人就开始蜂拥海上，到日本贸易。漳州人的商船只要能抵达日本，不论什么商品都可以售出高价，换得白银返回中国。这种高利无人能够阻挡。因出海商人高价购取商品，漳州月港一带物价上升，便有人到泉州、福州等沿海区域贸易。约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有一批海盗商人突然来到泉州晋江一带做生意，一开始是和平贸易，后来就有纠纷，纠纷多了，便会打架，小打很快发展为帮伙打架，这种规模的打架，也就相当于小型战争了。所以，从嘉靖二十四年开始，福建沿海就乱了。由于朝廷尚在维持海禁政策，海上贸易都在边远的村落海角汇聚，官府不管，经常有弱肉强食这种事发生，老百姓得不到公道。这一时期，海上贸易之风从漳州蔓延到泉州，再从泉州蔓延到福州和福宁府，整个海岸线都有贸易产生，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海、福清的海口等重要海港都成为外贸交汇之地，经济发展很快，民众富裕，很快成为海盗的目标。
海澄月港遗址
嘉靖三十一年（1552），袭击浙江的倭寇也来到福建。倭寇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年都有大批倭寇从海上攻击福建城镇。他们从抢劫沿海村镇发展到攻克城市，导致八闽大地到处都有倭寇在攻城掠地，可以说是山海沸腾。当时福建人与日本的贸易利润非常高，官府若及时将这一海外贸易管理起来，不仅可以得到很多税收，老百姓也可以因此致富。可惜的是，明朝有海禁之令不可改变，官府未能及时出手管理海上贸易，而无序的海上贸易引来动乱，动乱又发展为大规模的倭寇入侵战争，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一直盼望官府能够做出有力的反击。于是，有一支强悍的戚家军从浙江来到福建。
戚继光是山东人，出自一个世代为将的家族。戚继光成年时，正当浙江一带倭寇盛行，他被调到浙江参战。戚继光在长期抗倭战争中发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由卫所调发的明军不肯拼死作战，明军的武器其实不亚于倭寇，然而，两军对垒时，几个倭寇发起集团冲锋，明军便垮了，比民间械斗还不如。戚继光想，那还不如找一些民间好汉来当兵。当年金华义乌一带正有两帮民众械斗，规模很大，动不动就有数千人参加。于是，戚继光在金华以高薪招兵，组成了一支强悍的军队。这支部队以战场纪律好著称，与倭寇交战，不动如山。他们使用的武器也不讲究，什么好用，就用什么。倭寇以长刀闻名，戚继光便用大毛竹对付倭寇。每次对阵，戚家军前锋都有几个高大的汉子，用分叉的毛竹扫对手的眼睛。倭寇用刀砍毛竹，不容易砍断，一不小心刀就会被毛竹带走。倭寇的长处无法使出来，就好打了。其时，不论是明军还是倭寇都装备了很多的火枪，每逢战斗，双方先用火枪对射，再以军队布阵冲锋。戚家军看倭寇个子不高，找来一些大汉穿上数重铁甲，冲锋在前。他们刀枪不入，肉搏时，高个子举刀从上往下砍，一个人可敌几个倭寇。在浙江战场上，戚家军屡战屡胜，倭寇便有意避开戚家军，大都进入福建。胡宗宪看到这一情况，便派戚继光率浙军6000人入闽，担任打击倭寇的主力。戚家军入闽之后，从北向南，横扫倭寇据点。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戚继光大破倭寇于宁德的横屿寨，斩首倭寇“二千六百余级”。不久在福清县的牛田再次发生大战，戚家军在牛田之战中杀死倭寇668人，迫使倭寇胁从部队2000余人反正，并解救了被俘百姓954人。福清之南，就是当时很有名的兴化府了，在兴化府附近的林墩，双方再次交战，这一仗，戚家军歼灭倭寇3000余人，其中斩首2023级，被逼入河中淹死的倭寇不计其数（戚继光：《戚少保奏议》卷一，上应诏陈言乞普恩赏疏，中华书局2001年，第28页）。经过横屿、牛田、林墩三次血战，戚家军歼灭倭寇7000余人，但自己的部队也死伤1000余人，其后，戚家军退回浙江休整，准备第二年再次入闽。然而，就在这一时段，大股倭寇进入福建，攻克兴化府，杀死进士17人，百姓被杀无数。这批倭寇回到日本后，将发财的消息传回家乡，刺激日本武士大举而来，嘉靖四十二年（1563），入闽倭寇达数千人，加上一直在福建活动的各支倭寇胁从部队，人数众多。新任福建巡抚谭纶调来俞大猷、刘显、戚继光三人统辖的军队，围攻据守兴化卫的倭寇。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双方交战，明军共“斩杀倭寇2200余级”。然而，倭寇之来仍然不可抑制，当年冬天，进入福建的倭寇达到两万余人，福建全省官兵到处接战。十二月，双方爆发了仙游之战，戚家军再次获得斩首千余级的胜利。其后，倭寇不得不向南逃去。次年春二月，戚家军在同安王沧坪追上倭寇，双方大战一番，失败的倭寇主力南下漳浦县，戚家军又追到漳浦的蔡丕岭，再次斩首数百级倭寇。从此，大股倭寇退到广东境内，一部分倭寇由广东的南澳港乘船返回日本。剩下的倭寇或死或伤，只有少数加入当地的海寇队伍。其后，大股倭寇的活动仅限于广东境内，福建省抗倭战争告一段落。
二、俞大猷建设水师的战略规划
在嘉靖年间与倭寇作战的过程中，除了戚家军立下功劳外，闽浙水师的作用也非常大。早在朱纨和王忬任浙江福建巡抚之时，俞大猷就向朝廷指出：消灭倭寇最好是在海上。因此，闽浙粤三省都非常重视水师的建设。
抗倭战争发生前，明军的配备是一个省一名总兵，一名参将。但到了抗倭的高潮时期，福建省有好几名总兵和参将。他们大都驻扎各地的水寨，积极参加抗倭战争，经常击沉倭寇来犯的战船，只是因为力量有限，作用不是很大。直到戚继光入闽，福建水师配合作战，才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明军不断胜利，倭寇被迫退到海岛上。
倭寇南下后，闽粤海盗成为海上力量的主角。从嘉靖末年到隆庆、万历初年，在闽粤沿海活动的海盗集团有吴平、曾一本、林道乾、诸良宝、林凤等。他们都会聘一些倭寇打冲锋，但以闽粤海盗为主。由于这些海盗的活动主要在闽粤边境的海上，所以，这一时期的战斗以福建水师为主。抗倭名将以“俞龙戚虎”为上。俞大猷之所以能排在戚继光之前，是因为他提出了“发展水师、在海上歼灭倭寇”的概念。嘉靖年间，日本的手工业大幅度落后于中国，日本造的船舶比较原始。例如，日本的船舶非常笨重，速度很慢；他们的桅杆不能转动，只能使用正面的海风。由日本沿海到中国沿海，中国帆船大约用七天七夜时间，而日本船舶需要一个月时间。因手工业落后，他们只能造中小船只，不够坚固。俞大猷指出：用大福船去撞日本帆船，会取得“车碾螳螂”的效果。如果有广东以铁木制造的大船就更好了。在俞大猷的建议下，在抗倭战争最盛时，明朝从广东调发二百余艘广船，和福船一起到江南，散布于各个海口。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海上巡逻，发现倭船便以冲击为主的方式作战。因日本船身较矮，结构不牢，以闽粤大船冲击，能将其压在船下，全船倭人溺死。江浙战场抗倭战争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水师的胜利。江浙抗倭到了后期，日本船只就很难接近江浙两省的海岸，因此，倭寇的入侵才转向福建与广东。其时，闽粤两省交界处的南澳岛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之一，有不少日本的商船在南澳岛登陆，来自日本边岛的倭寇以南澳岛为转运之地，他们首先抵达南澳，然后才向福建发展，这是抗倭战争后期主要在闽粤作战的原因。其时，戚继光任福建总兵，俞大猷任广东潮汕一带的总兵，两人会师，调发两省军队攻克南澳岛，全歼岛上的倭寇。不过，关于是否在南澳驻兵，广东方面有所犹豫，因为当时的南澳还属于边远地带，驻军多了，粮食供应困难，驻军少了，无法控制局势。而岭南的海盗非常多，两广总督有捉襟见肘之虞。因岭南倭寇侵袭事件屡屡发生，于是，闽粤两省商量，将南澳划归福建省管辖，由漳州水师派一名副总兵管辖南澳岛，这就堵死了倭寇攻击中国南部的隘口。漳州水师驻守南澳岛之后，倭寇南下闽粤就变得十分困难。北起南直隶的羊山港，南到海南岛的港口，到处都有明朝水师巡逻，他们见到日本船只就发起攻击，数千里海防线上，明军与日本船只经常发生战斗，双方损失颇多。明朝水师力量的加强，是倭寇无法在江浙闽粤登陆的原因。此后，倭寇越过中国海，向东南亚发展，对东南亚诸国产生较大的影响。可见，俞大猷建设水师的战略规划是抗倭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当时日本陆军人数较多，明军很难击溃日本军队。但日本军队的弱点在海上，中朝军队从海上向日军发动进攻，大都获胜。其实，在战争最盛时，明朝还在福建大建水师，计划从福建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日本西南的大名甚至与福建水师联络，企图共同袭击日本的本州，消灭丰臣秀吉的势力。后来因形势的变化，这一战略计划没有执行下去。
为了加强水师的优势，俞大猷等人还积极为水师船只配备大炮。这些大炮有铜制的和铁制的两种。葡萄牙人早期带到中国的大炮，多为红铜浇铸而成。中国工匠见到大炮后，改变了铸炮的材料。在铜制大炮方面，中国工匠已经能用黄铜制炮，而黄铜制成的大炮比欧洲原有的红铜大炮更为耐磨；另外，中国工匠还发明了以生铁铸炮，这种铁炮价格便宜，一座铜炮的价钱可以铸成多座铁炮。据明朝的史料，明代铸炮术以福建工匠最好，北方的边防军经常调用闽匠北上，帮助北方要塞铸炮。在福建水师将领的倡导下，明代福建、广东等地的水师船舶装上了大炮。按照当时的习惯，一艘中型船只可在船头和船尾装两架大炮，不过，发射时间必须错开。一旦船头船尾两架大炮一起发射，反坐力会将整艘船舶震碎。当时船上大炮发射的炮弹多数是实心弹，也有少数开花炮弹。这些实心弹以较高的速度落下来，可以轻易地穿过船体。至于开花大炮，也说明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
福建水师还继承了传统的火攻战术，他们会发射火箭和火缶，使对方船只起火。福建水师与倭寇作战，先用火炮轰击，靠近之后，用火枪、火箭射击，再抛掷点燃的火缶。这些技术的进步使当时的水战变得非常激烈（徐晓望：《略论明朝水师仿制欧洲火器及其击败荷兰军舰的火攻战术——明朝水师对欧洲火器的仿制和创新》，《台湾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总第十期））。当年闽粤水师与海盗的战斗，每战都会有数千人死亡，数十艘战船沉没。在海战中锻炼出来的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都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战力，这是明代水师可以重创海外力量的原因。从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经过多年的战斗，明朝水师终于消灭了大股海盗，使海疆恢复平静。
闽粤浙水师的强大有重要意义。他们在东海上的活动，实际上制约了海寇与倭寇的发展。由于闽浙粤水师经常在海上航行，遇到倭寇便会攻击，所以，倭寇很难在浙江、福建两省登陆。万历年间，每过几年就会有大股倭寇船队被闽浙水师消灭的消息传来。我们知道，当年浙江水师大都是从福建招聘的，而福建的陆军也都聘请戚家军，这便形成了闽浙两省互相支援的奇观：闽中驻军一直以浙江义乌人为主，而浙江水师一向是福建人组成。此外要知道的是，万历二十年（1592）之后，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之际，也曾增加福建水师的经费，大造船只，准备从海上讨伐日军。其后虽然此事未成，但从趋势看，日本若继续侵略朝鲜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俞大猷发展水师的计划，可以说非常富有战略远见。当时日本及倭寇显示的战力，大约陆战以日本武士为优，而海上以明朝水师为长。俞大猷提出海上制敌的思想，是一项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世人都说击败倭寇是戚继光等将领的贡献，其实戚继光的胜利主要在大陆上，而断绝倭寇来犯的更大原因，是闽粤浙水师的崛起。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战争，明朝仅仅出动了俞大猷一手带起来的广东舰队，便将日本水师打得丢盔弃甲，最终逃回日本列岛。其时，明朝的福建水师和浙江水师还没有出动。可以说，明朝水师对日本具有绝对的优势。许多人以为来自日本的倭寇入侵，大约在嘉靖末期及隆庆年间便结束了，其实不然。从万历年间到明末，一直有倭寇在海上与明朝水师作战。他们之所以没有造成大害，是因为明朝东南各省的水师都具有相当的力量，大多数倭寇都在海上被拦截，无法登陆。可见，以福建水师为核心的明代水师一直是和平保卫力量，它保护了福建等东南省份数百年的和平，一直到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