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12 .闽人“以海为田”的外向型经济

明代福建的小商品经济发达，早在明代前期，福建就出现了因商业发达而出现的城镇化倾向，在晋江半岛和福清半岛，人口密集，城镇颇多。晚明政策调整之后，漳州与泉州的渔民和商人逐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贸易，他们输出各种商品，输入产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从而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变化。其中福建的变化最为激烈，构成了以海为田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一、闽人“以海为田”的经营模式

明清中国经济其实不是自然经济，而是一种小商品经济（徐晓望：《论小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从运作空间来说，闽人的小商品生产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陆上开垦田地，种植稻米和其他谷物。其二是下海捕鱼捡贝，这就形成了渔民。（按，关于农民经济，以往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这里要强调的是：农民经济并非完整的自然经济，为了换取自己的生活资料，他们大多要出售自己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他们生产的粮食也许不出售，但都会有一个市场价值。所以，即使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小商品生产者。）若将渔民的生产方式比附农民，海洋就是他们的田地，捕鱼捉蟹是他们的生产模式。自古以来，福建沿海有一种“以海为家”的疍人，他们主要生活于福建沿海岛屿和闽江的沙洲，都是以船为家，长期在海上和内陆的沙洲漂泊。他们的主食也是大米，为了得到大米，他们要在集市上出售鱼类产品，以便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福建沿海区域港湾众多，渔业在福建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代的渔民擅长运用食盐制作咸鱼，他们腌制的咸鱼及鱼干，是福建市场运销的主要商品之一。明清时代，福建山区向沿海输出木材、纸张、茶叶、香菇、笋干等商品，沿海可向山区输出的商品不多，最流行的就是水果、盐巴和咸鱼等食品，其中咸鱼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渔民不是自产自销的近海经济。其实，福建渔民追逐鱼群经常会到其他省份的渔场，这就发展了远航渔业。例如，明代福建渔民经常到浙江舟山群岛的渔场捕鱼，每到春汛，舟山群岛渔场上，来自福建的渔船密密麻麻，捕捞的鱼堆积如山。舟山群岛以黄鱼和带鱼最为有名，其中带鱼是深水鱼，早年的渔网不够坚牢，无法捕捞。后来福建渔民发明了深海钓鱼法，将一排几十枚至上百枚钓钩挂上鱼饵扔到海里，一次可以钓起数十条鱼。这就产生了著名的深海钓船，这是渔业的重大发明。明代福建渔民还在台湾沿海活动，他们最早是追逐台湾海峡的乌鱼而到乌鱼的产卵地——台湾南部的渔场。乌鱼在这里集中排卵，渔民捕捞待产乌鱼制乌鱼籽，又称“乌鱼孵”，这是很畅销的鱼货。由于深海有大鱼，他们经常往来于台湾海峡两岸。就以铲取贝壳的渔民来说，他们不只是在近海捕鱼，而且会远航到很远的海礁上铲取大的贝壳。所以，不论东海、南海、黄海的各处远海岛屿，都有中国渔民到访。闽人铲获野生贝壳，会将其制成淡菜之类的干货，它是闽人的非季节食品，不论什么季节，都可以在市场上购得海产品制成的干货，以补充身体所需。

                    《天工开物》“布灰种盐”图

除了捕鱼业之外，闽人“以海为田”的第二种形式就是发展制盐业。食盐在古代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但制造食盐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早期制盐是“煮海为盐”，就是在海边垒起土灶，割取海滩上的芦苇为燃料，将海水引入盐灶中蒸煮。盐水熬干后，就剩下盐巴了。明代的制盐法有了很大的改进，福建盐民主要采取晒盐法。这种方法是在海边用石块和瓦片垒成盐田，再引海水到盐田暴晒。随着海水逐渐晒干，盐田中就有盐巴形成，将这些盐巴取出，就是食盐。晒盐法制盐，成本很低，或者说除了人工几乎不要成本。福建沿海设置盐场，分布于同安、金门、晋江、莆田、福清等县。但福建的食盐消费市场主要在山区，从沿海盐场到内地市场该怎么运输呢？闽中盐商的办法是派出盐船到诸县的盐场收购食盐，然后运到闽江口岸福州的仓山存贮，再逆闽江而上，分售闽江上游的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和汀州府的部分地区。所以说，制盐业本质上还是一种商品经济，只不过由于官府的控制，民众要出较高的价格才能购得必须食用的盐巴。除了官营盐业外，明朝福建还有私盐存在。以闽东的私盐来说，它的销地除了福建沿海之外，主要对准闽北的松溪、政和、寿宁、屏南诸县。来自山区各县的民众会到福宁府沿海挑盐，比如说，宁德县的霍童镇是一个沿海大镇，山区农民组成的挑夫会到霍童镇购盐，然后挑回数百里外的家乡。他们风餐露宿，晓行夜息，极为艰苦。但是，他们可以用挑盐的收入补贴家庭。

闽人以海为田的第三种形式就是海上交通与贸易。福建沿海多山，有些地方走陆路不容易，而海路转运商品较为廉价。以福州府城到福宁府首府霞浦县来说，陆上两地之间隔着多重大山。清乾隆年间，福宁知府李拔乘轿子从福州越北岭到霞浦县，发出了“闽道更比蜀道难”的叹息。李拔带着家人上路，为了安全，只能走旱路。实际上，福宁府与福州府城的来往多是走海路，两地间常有船舶来往，运输人，也运输货物。福州与其他沿海各州府之间的商业运输，也是以走海路为主。据说，从漳州运货物到福州码头，走海路的成本是走陆路的二十分之一。令人感叹的是，明朝实行海禁后，沿海诸港的交通也受到影响，只有到了海禁松弛的阶段，海上运输才恢复正常。除了海运，闽人还有以河流为主的河运，其中闽江河运最为重要。闽江上游发源于武夷山脉、仙霞岭等高山地带，无数小溪汇成较大的河流，最后汇成浩浩荡荡的闽江。闽江上的船只多种多样，最上游是三块板构成的“三板”，后人又称“舢板”，很浅的溪流也可通行。中游的溪流可以行驶稍大一点的木船，这类木船除了桨与篙之外，在船头还会安装一只“木招”，木招的作用是控制船的方向，最大的溪船大约载重10万斤，也就是50吨。闽江下游河流较为平缓，可以使用风帆。以上这些船只的驾驶风险较高，都有专门的船户负责驾驶，从事闽江运输业的人口不少。与之相比，沿海运输业的人口更多，他们的活动保持了沿海诸县之间的联系。福建的海上运输线很自然地向周边诸省延伸。明代前期福建船只经常出没于沿海浙粤两省，去浙江是购取杭州、宁波的商品，去广东是运粮食。

17世纪60年代荷兰使团在福州码头

运输与贸易。福建人到浙江，主要是在宁波的沿海岛屿。福建自古就是可耕地太少，民众只有向山向海开发，才有出路，尤其是辽阔的海洋，不仅可以捕鱼，还可以进行贸易。福建因山多，可以种植各种水果，还可以将竹子加工为纸张，于是，明代闽人的生活方式便是开山种竹、种茶，加工为纸和茶，加上水果制成的蜜饯和黑白糖，出售给周边各省，换得粮食。这种经济是小商品经济，必须通过贸易才能持续。因此，早在明代前期，便有福建商船到宁波周边的海岛出售各种小商品，换取浙江的丝绸等奢华的手工业制品。明代前期福建已经形成两个造船中心，一个是闽江福州段口岸，这里的海商主要是福清商人，他们会在福州定购商船，而后用于海洋运输及贸易。另一个是漳州，漳州地形复杂，九龙江下游直对厦门港，但河道复杂，周边多山，上游出产杉木，顺流而下，可供造船之用。在离厦门港不远的九龙江下游，洲岛间杂，树木茂盛，民众将船只藏在洲岛之间，官军是无法查到的。因此，虽说出海贸易被官府定为非法，但漳州民众仍然在九龙江下游岛港之间造船，用以对外贸易。明代前期，东南亚国家仍有来自福建漳州与广东潮州的大船航行，送去各种中国商品，从当地购取香料、苏木、珍珠等商品。据当时商人所说，他们一来一去，获利甚多。总之，边海渔民的生活方式，都和海洋有关。

除了与浙江、广东的贸易外，福建历史上与东南亚保持密切的联系。明朝禁止民众下海贸易，各地执行这一禁令的程度是不一的。浙江和广东都有广阔的良田，渔民不下海，也可以靠种植粮食为生。尤其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结束后，民间荒地很多，许多渔民因得到田地而成为农民，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身份的升级。福建则不同，福建田地少，渔民无法全部转换为农民，所以，他们不得不下海谋生，与东南亚诸国贸易。尤其是元末明初大乱之时，抵达东南亚诸国的中国移民众多，在旧港一带形成以陈祖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他们主要由潮州、漳州移民组成，他们的活动从元末延续到明初。明朝实行海禁之后，民众下海变成非法行动。但是，漳潮民众无法切断本地与海外的经济联系，为了与海外保持贸易，他们不得不反抗卫所军队对他们活动的禁止。

总的来说海洋是巨大的生活空间，若能利用这个空间发展自己的经济，便会使生活变得更好。明代福建各种产业都与海洋有关，就算是山区的经济也与海洋有关。这是因为，山区的各项产品需要输出沿海城市，才能获得大利，海洋是福建商品输出的主要通道。明代后期，由福建山区生产的纸张、纺织品、蔬果等商品出海之后，向北可以运往江南城市或是日本等国，向南可以运往广东或是东南亚国家，从而获得大利。福建沿海的民众从内地购得瓷器、丝绸、中药等商品，加上本土生产的黑白糖，用以输出海外，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从而完成财富的积累。总之，只有海洋通道顺畅，福建经济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国产各种商品销售通过海洋贸易销售至各地市场，并从海外获得大量的白银，用以购取来自江南的各种商品，从而使经济活跃起来。可见，福建省的发展是离不开海洋的。海洋是财富的来源，这就是“海者，闽人之田也”的意义，闽人必须向海而强。位于海边的福建民众无法舍弃这个为他们提供财富与食物来源的空间，因而会抗拒海禁政策。以“政策应当服务于公众”的观点来看，闽人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并没有错。事实上，政府对海洋政策的调整，也是因为他们看到闽人“以海为田”的特征，不让民众下海是不行的。

    二、明代晚期福建官方海洋政策的调整

海上贸易是海洋生涯的重点。在倭寇盛行时期，有大量的船舶被卷入海寇活动。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率领的明军南下泉州、漳州一带，以月港为根据地的福建商船纷纷驶入大海，观望形势。明朝官府顺势派遣官员进入月港，与当地民众搞好关系。于是，在海外避难的商船纷纷返回月港，明朝对月港的统治得以恢复。隆庆元年（1567），官府在月港设立海澄县，并且允许月港的海船到海外贸易，这就是“隆庆通海”的由来。

“隆庆通海”之后，许多研究者认为明朝进入了允许海外贸易的新阶段，其实不然。明朝当时对月港通商有很多限制。首先，由月港出海的船只不得到日本去，这是因为，倭寇多是从日本来的。月港的官员发现漳州去日本的商船一定要在南风季节出海，他们就限制春天船舶出海数量，让商船无法北上日本。其次，只允许中国的船只到外海贸易，不让外国船只到月港贸易，目的是不让外国人知道底细，也就无法对福建发动侵略。所以说，月港通商不是废止海禁，而是将海禁之令具体化，禁止与日本通商仍然是主要内容，严防外国人入境仍然是海禁条例。隆庆通海，只是让月港商人可以到海外贸易，绝对不是让外国人入境贸易。所以说，明代从来没有废除过海禁，只是对海禁的具体内容作一些调整。

人们对隆庆通海的另一个疑问是：明朝有在广东实行这一条例吗？其实，月港通商达到了化寇为民的转变，万历初年主政的张居正有意将这一条例在广东推广，为此将福建巡抚刘尧诲调到两广督抚任上。然而，刘尧诲到广东后，却遇到了新的问题。这是因为，万历初年，广东潮州一带海寇活动十分频繁，大股海寇如林道乾、林凤等人，都曾拥有近百条船只。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贸然开海，不知事情会怎样。另外，广东的澳门已经发展为一个有名的港口，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每年都会给广州带来各种货物，尤其是带来产自日本的白银。其时，因倭寇的入侵，浙江与福建两省都严禁对日本通商。在这一时期，只有葡萄牙人可以往来于日本与中国做生意。他们会到广州采购大量的丝绸、瓷器、白糖等商品，然后将其运到日本的平户和长崎出售，换来白银运入中国，这对广东来说是极大的利好。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外贸的中心从福建月港转到广东的广州，广州城因而扩大数倍。在这一背景下变动广东的对外贸易政策，其实不利于官府集中管理。因此，主持月港通商的刘尧诲在广东做官后，并没有将月港的通商政策移植于广东，而是坚持澳门独口开放的政策。于是，明朝的对外贸易形成福建与广东的对照：福建漳州的月港只允许当地民众出海贸易，但不得去日本，且月港不接纳外国人；广东的广州与澳门欢迎外来商人，但不允许本地百姓到海外贸易。简单地说，月港是许出不许进，澳门是许进不许出。这两大港政策的不同，导致闽粤两省对外贸易形式的不同。福建月港的商人可以乘船下海，因而在东南亚形成了福建华侨集团。广东民众不得从澳门出海，只有潮汕人在粤东私自下海，他们在海外的势力一度不如闽商。

尽管明朝对闽粤两省的对外贸易政策有所调整，有些限制还显得莫名其妙，例如，广东澳门港许进不许出，究竟有什么益处？好在古代贸易量不大，有两个口岸足供中国货物的对外贸易，限制口岸，反而有利于中国商人垄断居奇。此外要注意的是明代海外政策给闽粤两省带来的专有利益。因明朝在其他省份仍然执行海禁，这就给了闽粤二省外贸上的独特地位。福建月港的收获是：漳泉商船可以下海到菲律宾的马尼拉贸易。西班牙人于1571年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了吸引华人到马尼拉贸易，西班牙人消灭了一伙抢劫华人船只的海盗，并将被掳华人送回福建，这一示好政策让福建省一下轰动起来。从此，福建商船大举到马尼拉贸易，使马尼拉繁荣起来。从1571年到明代末年，每年都有十几条到几十条商船到马尼拉贸易。虽然东南亚诸港都向福建商人开放，但只有马尼拉给闽商带来的利润最高。这条贸易线给月港、厦门带来的白银也是很多的，虽然比不上广州，但因明末贸易规模较大，月港和厦门都有较大的发展。福建对外贸易的中心渐渐从月港转移到更为接近外海的厦门，厦门也从一个明代设置中左所的地方逐渐发展为一个中小城市。明代后期，环球贸易市场形成，西班牙人从美洲带来大量的白银，从中国购得丝绸、瓷器等奢侈消费品。西班牙人还向欧洲输出白银，运回手工业制品。葡萄牙人则在欧洲购得白银，并向欧洲输出中国奢侈品。这样，就形成了环球贸易，这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晚明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对日本贸易的重新启动。月港通商之初，明朝的禁令十分有效，由月港出发的商船无法到日本贸易。不过，这种做法对中国并无好处，这是因为，日本出产的白银比美洲还多。因中国商船无法到日本贸易，澳门的葡萄牙人趁机垄断了对日本贸易，其时葡萄牙人在广州购货，然后到日本出售，再从日本带回白银。这一贸易以中国商品为主角，但获利最多的却是中间商葡萄牙人。于是，有一些月港商人试图到日本贸易。他们以到东番（台湾南部）贸易的借口，将船驶到台南，然后从那里向东北航行，一直到日本的港口。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明朝出兵援朝，双方打了七八年，最后以日本撤军告终。在中日战争期间，明朝对日本的贸易制裁非常严厉，月港几乎没有船只到日本贸易。然而，迄至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缓和，万历三十五年（1607），有一只来自泉州的商船随大风漂到了日本，日本大名如获至宝，给商人很高的待遇。此后，偷偷去日本贸易的商船越来越多。从万历后期到明末，每年都有四十多只船到日本贸易，最多的时候有七十多只船，明朝虽有对日本贸易的禁令，但是，这些禁令都被管事人忘记了。于是，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恢复。由于日本人欢迎中国的一切商品，其贸易量巨大，贸易规模超过月港的对菲律宾贸易。 

马尼拉大帆船

关于明末中国对日本贸易的历史地位，往往被人低估了。这是因为，明末形成的环球贸易——由马尼拉对美洲的贸易，由葡萄牙从澳门出发到印度和欧洲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十分引人注意，然而，不论是西班牙由马尼拉发往美洲的商船，还是葡萄牙由澳门回归葡萄牙的商船，每年都只有一两艘可以到达本国港口，它的贸易量一般。然而，由中国到达日本的船只，往往在四十艘以上。这就是说，在明末的国际贸易线上，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才是大头，不论是中国的商船还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的商船，都在力争介入中日贸易，而中日贸易中的关键又是中国商品。只要得到中国商品，就可以在日本的港口换得大量白银。至于日本方面，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支持日本天主教叛乱之前，日本港口对所有外国商船开放。然而，自从日本天主教徒暴动失败后，日本就有意培养中国商人到日本的贸易线路，在中国商人赴日本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日本江户幕府于崇祯七年（1634）前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逐步断绝了两个天主教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对日本的贸易。所以，明清之际，在日本贸易的主要是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在这一时期，漳泉商人在日本的地位极为重要。

不论是在美洲贸易还是在欧洲贸易中，中国商品都是最受欢迎的，而且输出量还不少，这就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

    三、明代晚期福建的经济构成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小商品经济。农民除了种植口粮外，还会种植各类可以在市场上换钱的经济作物，从而带动茶叶、水果、蜜饯、笋干等多种农副产业的发展。这种经济形式在福建尤为突出，是因为福建多山少田，山地难以种植粮食，却可以种植各种水果和茶叶。当福建农民主要经营目标从粮食转向经济作物时，经济结构就发生了变化。由于经济作物产值较高，于是有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小农，他们通过市场出售商品，并购进粮食。这种生产形成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区域性的缺粮现象。于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甘蔗、烟草等作物的种植，福建变成了缺粮区，需要大规模进口粮食。其时，浙江与广东的粮食情况都比福建好，早在明代前期，就有福建商船到浙江与广东购取粮食。明代的广东人少地多，土壤肥沃，每个劳动力都可以耕种上百亩土地，根本无力照顾。广东人种植粮食十分简单，只要在春天撒播粮种，秋天即可收获。因此，到了秋天，广东的粮食多得无法贮藏，只好出售给福建商人。明代的福建人口过剩，所以，有许多人移民广东，至今广东的潮州和雷州以及海陆丰等地流行闽南话，他们的祖先多为闽南的移民。广东山区也有很多福建汀州的移民，他们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客家人。嘉靖年间倭乱发生时，福建的泉州、福州沿海几乎无法耕作，收成很少，他们得以生存下去，主要是靠广东及浙江输入的粮食。观察浙江的方言，可知沿海一带有许多福建人，从温州至舟山，许多岛屿居民都以福建渔民为主，他们主要是在宋明时期到浙江的。实际上，明代浙江沿海的商业化水平不如福建，所以，浙江是向福建输出粮食，甚至今江苏一带的长江流域也向福建输出粮食，而福建输出的是白银和福建特产。

明代闽人在海外活动的成功，导致大量白银输入闽粤沿海，极大活跃了福建经济。明末清初的闽南区域，城镇经济发展很快，晋江半岛的城镇，例如石狮、围头、邯江等都是非常发达的。沿海经济发展后，刺激了山区经济。先是漳州南靖、平和山区的制瓷业发展，瓷器可以直接从月港输出海外，而后延平府、建宁府、邵武府、汀州府的各种山区产品发展起来，例如纸张、茶叶、笋干、香菇大量输出外省，闽北大米则输出福州等沿海城市。从区域贸易来说，福建与江浙以及广东的贸易日益兴盛，促进了明代中国东南经济的全面繁荣。

嘉靖及隆庆、万历年间，中国对日本贸易和对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使中国商品有了广阔的国际市场，随着葡萄牙人对印度及欧洲贸易的开拓，中国的丝绸、瓷器、白糖、茶叶等商品有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在晚明最后的一百年里，海外各国争相抢购中国商品，只要中国商品出现在国际市场上，都会被商人以高价购走。自从月港及澳门两大口岸形成后，便形成了稳定的中国商品输出潮流。丝绸、瓷器、黑白糖等商品的输出，使福建、广东、浙江、江西以及南直隶的手工业发展起来，南京、苏州、杭州因出口大量的丝绸而繁荣，城市面积扩大；广州因对外贸易从一个中等城市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月港繁荣之外，还促进了厦门的成长，使其从一个小市镇发展为一个有名的港市。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市民经济发展，城市居民需要各种消费品，于是促使明代东南沿海城乡各类商品生产发展。除了丝绸、瓷器、白糖等外销商品外，纸张、木材、茶叶、笋干、香菇等商品的市场也得到扩张，福建经济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销量比较大的制纸业、榨糖业方面，开始了企业化经营。

晚明福建的企业化经营有几个特征。其一，流水线作业。构成资本主义企业特点的流水线作业，最早出现于明代的瓷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分工明确，每个工段的工人集中做一道工序，因而可做得很精。这种集中生产的模式在其他行业也可以看到，例如造纸，民谣有“措手七十二，道道皆辛苦”之说，也就是说，当时造纸工人要完成造纸，至少有七十二道工序。其二，机械加工。以造纸业来说，纸的原料为嫩竹，要放入石臼捣烂，才能制成纸浆。福建山区通常用水碓捣烂嫩竹，以节省人工。又如榨蔗是使用石制的榨汁机，把甘蔗放入机器中挤压将蔗汁压出来。明代末期的榨蔗机大都要用黄牛或水牛才能拉动，就像碾米用的水碓及水轮纺织机一样，都是利用水力推动机械运行。其三，工人主要来自雇佣。古代的农民也会在农闲时打工，由于这些农民以农业为主，并非专业工人，因此，他们的身份自由。在福建城乡的市镇上，也有主要以打工为生的一批人，但他们会组成帮会，制定规则，以保证地位的稳固。这种让出一部分权利，以保证主要利益和地位的做法，仍然是属于平等的。因此，他们也不能被视为工奴或是农奴。

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小商品生产者是以种地为主的农民。典型的农民家里会有几亩或十几亩农田，以栽种水稻为主业。农民自耕自食，大多可以保证主食的来源。他们会在农闲时打一份工，赚取工钱贴补家用。而纯粹的工人地位更低，一旦遇到旱灾、水灾，农田收成急速下降，可能有钱都买不到米。因此，古人认为，工人不如农民。明清时期农民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种田需要成本，因而需要贷款。有时遇到自然灾害，要度过春荒，贷款还要更多一些。明清农村流行的方法是卖春苗。春天指地卖春苗，秋天会让债主收取高利润的稻谷。晚明的问题是高利贷渗透农村，许多农民都成为债奴。他们很难还清高利贷，因此生活贫困。总之，明清时期的农民经营困难，只有少数肯吃苦并有心计的人，才能通过积累和运作的方式致富。不过，晚明世界市场的形成给中国东南诸省的农民带来机会。由于中国的丝绸、瓷器、黑白糖销路甚好，生产规模持续扩大，进而带动丝绸、制瓷、制糖等出口行业大幅发展，行业规模的扩张使得原料需求相应增加，行业工人的消费能力也随之提升，由此，各行各业均能获利，即使是种地的农民，也可以将收获的稻谷卖出较高的价格。于是，富人增多了，城市扩展了，消费规模扩大了。东南诸省的繁荣，又传导给内地城市和乡村，从而带来全国性的国民财富增长。看明代前期的方志和晚明的方志，就会发现，二者的区别非常之大，晚明的中国人消费大增，生活会更好一些。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了东方？然而，我们仔细观察西欧国家的经营，会发现葡萄牙人除了带来了火炮技术改良外，并没有带来较多的西方技术。而且葡萄牙人经营生意，主要是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也就是说，葡萄牙人主要是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赚钱，而不是给中国带来什么。

再看西班牙对华贸易。西班牙人于1571年占领马尼拉，而后以带来的银元购取中国商品，这给福建经济极大的刺激。福建商船由月港或是厦门运销马尼拉，西班牙人认为，不论闽商带来什么商品，都能畅销于菲律宾。西班牙人将中国商品主要销售于日本及东南亚，并且运一部分到美洲，再运到欧洲。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运到欧洲的中国商品也不多，主要是白银。而后，欧洲用西班牙人的白银到中国贸易。所以，是中国拉动了世界贸易，而不是相反。笔者认为，实际上晚明中国的发展，其动力不是葡萄牙人或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而是世界市场的初成，给了中国经济发展机会。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所以，从总体上而言，是环球国际贸易市场的初成给各个参与国带来机会。由于明朝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领先，所以，明朝的各种小商品流向世界各地，并且传播了制造技术，这就促进了欧洲等地的生产革命，从而改变了世界。大航海时代西欧、日本以及中国的发展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及商品化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