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14 . 清朝海洋政策的调整
福建是临海的省份，也是受清朝海洋政策影响最大的省份。不少人喜欢说清朝海洋政策是“闭关锁国”，其实，那个时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是日本，明代末年，日本与在日本西南传播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矛盾，决定此后拒绝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进入日本，也不许日本人出国。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865年,日本的国门被美国舰队打开。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彻底断绝了天主教与日本的联系。其时，可以到日本贸易的只有中国商人和信仰新教的荷兰人。不过，因日本人不放心，外来的中国人与荷兰人被限制在长崎港的小岛上居住，不得深入日本内地。可以说，日本江户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是相当彻底的。与之相比，清朝的海洋政策复杂且多变，很难“一言以蔽之”。
一、清代开海禁与福建的海洋事业
清代初年，为了打击与清廷对抗的明郑势力，清朝一度实行封锁海洋的政策，这就是迁界。实行这一政策的东南沿海五省，在距离海洋的三十里建立堡垒封锁线，将界外民众全部迁入内地，同时不准船舶下海。那些不愿意从界外迁入内地的人都会被清军杀掉。这是丧心病狂的政策，将沿海五省最繁荣区域变成无人地带。但是，这一政策有其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封锁线上的士兵大都会收钱放老百姓到界外谋生，甚至有商人通过收买官兵的方法将货物运到界外海港，与明郑商人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界政策危害性逐渐暴露出来，清朝福建官员也发现迁界政策害大于利。因此，康熙年间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多次调整政策，一度放民众突破界墙回家乡垦田。康熙皇帝对这些政策也是心里有数的。因此，清朝统一台湾之后，马上改变政策，从全面封锁改为全面开放。
清代奉旨边界碑（云霄县博物馆藏）
为了便于管理，清朝在东南四省开放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这就是江苏的云台山（次年改上海），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广东的广州及其口岸澳门，原则上，这四个港口都可以发展对外贸易。因地理上的原因，当年赴日本贸易的商船多从上海、宁波和厦门出发；赴东南亚的船只多从厦门出发；只有广东方面仍然坚持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广东老百姓不得出海贸易，外来船只仍然可以到澳门贸易。比较四省的政策，可知厦门的地位独特，既可允许本省百姓到日本贸易，也可让商民到东南亚贸易。江苏与浙江输给福建，是因为地理不便，只有对日本贸易可以放在上海与宁波。至于广东，清代初年还保持着自我限制政策，一直到雍正乾隆年间，广东官员才开始放行广东人到东南亚贸易，因此，广东客家人到东南亚谋生，要比福建人迟几百年。福建有许多人早在明代后期就到东南亚了，他们占据了最好的地方，至今东南亚诸国的富商以福建籍为多。不过，广东的潮汕人从来不理会官府的限制政策，他们自己有大船，每年都可以到东南亚贸易，没有人能管住他们，潮汕人主要是在泰国境内。
除了对外贸易外，沿海各个港口也解除了封禁，从此，渔民可以下海捕鱼，也可以到海上贸易。不过，由于长达数十年的海禁，多数港口的民众已经无法掌握海上长距离航行的技术，许多港口船舶寥寥无几。这给福建船帮提供了机会，他们大举北上南下，在各个港口发展自己的事业。以山东烟台为例，这里有一座宏伟的妈祖庙，是由福建船帮与商帮共建的。他们主要是来自泉州沿海诸港的商民，据碑文记载，清初闽南人北上烟台，在这里发展很顺利，于是建立了天后宫，每年妈祖诞辰及妈祖升天之日，由福建船帮和商帮共同祭祀。笔者还调查过天津、锦州、营口、丹东诸港的妈祖庙，大都是福建商民共建。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山东、江苏、浙江诸省沿海的城市。到处都有妈祖庙，都有福建商民活动，而且他们都是当地最大的商帮和船帮，拥有强大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各省运河经过的城市，也都有天妃宫建设。其间区别是：运河的妈祖庙大都叫天妃宫，这是因为这些庙大都建在明朝，当时妈祖的封号是天妃，因而有天妃宫的建设。清代妈祖的封号上升到天后，所以，建于清代的妈祖庙大都直接叫天后宫。
福建的海洋力量强大的另一面是，福建人掌握了船舶的驾驶技术。福建人一向有到北方港口打鱼贸易的传统。清朝海上交通全面开放后，福建渔民和福建商人组成了船帮和商帮北上，复兴了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等各个省份的海洋渔业和商业。他们在各个港口建立妈祖庙，也就是天后宫。以江苏、浙江为例，最早在上海及宁波港跑日本贸易的多为福建人，后来本地商帮兴起，甚至有来自北京的皇商介入对日本贸易中。于是，对日本贸易逐渐落入江浙商人手里。不过，这些江浙商人仍然需要福建船帮为其运输，赴日本的船只多数来自福建。例如，上海的福建帮掌握了上海的海运，他们与福建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清代的江浙是福建木材的市场，每年都有大量的木材被运到江浙，这就导致一种情况：与其在江浙造船，不如在木材的原产地造船有地利之便。清代的福州是中国主要造船中心，闽江上游漂下的木筏成千上万，民众在这里制造各种船只，输往各地。这些船只大都由长乐人及福清人驾驶，赴日本的各种江浙船也是如此。笔者曾在长崎的福建商馆考察过，商馆后面就是中国商民船工的墓，一座座墓看过去，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福清人，其次是长乐人和同安人。所谓同安人，就是厦门人了。可见，即使到了清代中后期，海上船运仍然掌握在福建人手里。顺便说一下，日本江户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与中国及荷兰的贸易仍然继续。不过，中国每年都向日本输出大量的商品，致使日本每年都外流巨额白银，江户幕府深感这种情况不可继续，便在日本国内发展替代手工业，比方说，以日本生产的芦苇编织宁波草席，此后就不必向中国购买宁波草席了。他如陶瓷业、丝织业、茶业都相继而起，于是，日本输入的中国商品越来越少。对于日本输出的白银，江户幕府也做了严格的限制，限定每年最多出口60万两白银，于是，中国商人转向输入日本的铜，清代中叶，清朝进口的铜非常之多。总的来看，中国商人从日本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而日本手工业逐渐兴起，清朝即将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
二、清朝的南洋政策与闽粤下南洋浪潮
清朝对南洋的政策。清代前期朝廷对南洋的政策沿袭明朝，大致是福建省开放，允许福建人下南洋贸易、经商，而广东省允许外人到澳门及广州进贡、贸易。有所变化的是，清朝初定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四个口岸对外开放，此处的开放是允许东南四省都有一个通商口岸，让外国人前来贸易。不过，由于地理原因，来到上海及宁波贸易的外船很少，在清代前中期，有海外贸易的只有广州与厦门，例如，西班牙人多次派船舶就近到厦门贸易，英国人也曾到厦门贸易。后来，英国人发现厦门港贸易的阻力较大，所以更多地集中于广州。至于清代前中期日本为什么没有商船到中国口岸贸易呢？这是因为日本的江户幕府仍在执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允许日本人到海外谋生。
清朝的开放政策并不是很坚定的。这是因为，清朝开放不久发现，南洋有反清力量在活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被清军占领之前，大批不愿接受清朝统治的南明民众扬帆出海，到东南亚国家谋生，例如，据传有三千之众的台湾明军到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蛮荒地带开垦，此地最后归入越南，今为西贡。它如菲律宾等地都有来自台湾的福建移民。这些人在海外仍然支持反清运动，也是可以想象的。另一方面，闽粤之间的沿海之地，一向是反清力量的根据地，各种反清运动兴盛，甚至有反清的秘密组织在行动。在这一背景下，闽粤沿海的反清会社自然会将不受清廷管辖的海外诸国当作活动地盘，并力争向内陆发展。这些人的活动引起清朝官府的关注。另一个问题是，清代的南洋屡屡发生屠杀华人事件。不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都发生了多次大屠杀，遇难的华人成千上万。清朝对此并非完全熟视无睹，曾经多次考虑过禁止双边贸易的政策，但都受到朝廷内福建籍、广东籍官员反对。他们知道朝廷这类政策出台容易，要想取消是十分困难的，万一再一次出现海禁政策，对闽粤两省是非常不利的。在禁止华人到海外方面，其实从雍正朝开始，便多次发出过禁令，不过，这类政策往往执行不久便被撤销。所以，在允许华人出国方面，清朝大体上是开放的，这给华人在南洋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清代的南洋逐步沦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可以说，除了泰国之外，多数国家都被殖民了。大约是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荷兰人殖民印度尼西亚，法国人殖民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葡萄牙人殖民东帝汶，并占有澳门，英国人殖民马来西亚和缅甸。在这一背景下，华人在东南亚的地位不佳，多次遭受西班牙、荷兰殖民者屠杀，但是，华人又是东南亚工商业的主要经营者，东南亚主要城镇的发展都与他们有关。东南亚人生性快乐，不愿从事繁重的劳动，相对而言，华人下南洋主要是为了赚钱，只要能挣钱，不管多重的劳动都能承受。东南亚当地人多从事农业和采集，只有华人从事买卖，既然东南亚各国民众不太熟悉工商业，华人就当仁不让了。我们去东南亚城市，会发现每个较大的城市都有一个唐人街，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唐人街都是城市原发的中心，也就是说，东南亚主要城市都是从唐人街发展起来的。华人自然成为这座城市经济的承担者，不论在金融、商业还是工业方面，华人都有成就。
那么，为什么华人能在东南亚城市发展，而欧洲殖民者本身不能？这是因为，东南亚气候潮湿，自古就是瘴疠之地，外来人死亡率很高。古代的闽粤蛮风瘴雨，北方人进入闽粤，每个人都要过疟疾这一关。除了疟疾，各种传染病也很多。闽粤汉人经过一千多年的磨炼，才慢慢适应了南方多雨的气候。由闽粤到东南亚，地理条件变化不大，闽粤人适应性较强。欧洲人就不同了，西欧处于凉爽的高纬度地区，服装以御寒为主，他们到了东南亚非常不适应，多数人在几年内就会生病而死。因此，尽管欧洲人每年都有派到东南亚的移民，但是能够适应气候的少之又少。东南亚各个殖民城市，大都只有几百个白人，各项工作都靠华人。
1704年停泊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外港的中国帆船
这是华人能在东南亚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且，华人吃苦耐劳，他们可以挑着一副担子到深山老林与当地人贸易，收购商品。所以，东南亚发展工商业也少不了华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进入19世纪，各国的殖民政策都在发生变化。在19世纪之前，欧洲各国都出现了人文革命，重视人的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野蛮做法。例如，贩卖黑奴曾经是跨越大西洋最重要的生意，后来，英国人发现独立之后的美国依赖非洲的奴隶从事生产，便主张禁止贩卖黑奴，英国舰队在海洋各个枢纽围剿贩卖黑奴的商船，这对黑奴买卖是沉重的打击。这一政策，也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南方农业的发展。对人的重视，使欧洲国家至少在表面上重视人的生命，它们悄悄停止了对东南亚华人的大屠杀，这对华人的发展是有利的。从清代中叶开始，东南亚各国的产业大发展，非常缺乏劳动力，招聘华人成为增加劳动力的最好方法。19世纪工业革命大大改善了交通条件，闽粤两省对东南亚国家的轮船航线出现，各国护照制度尚未建立，闽粤人只要买一张船票几天后就可以到达东南亚国家，因此，闽粤人大举下南洋的潮流出现。在清代前期，每年到南洋的人不过几千人，清代中叶是几万人，但是，到了清代后期，每年都有大几万到十几万人下南洋谋生。这些具有工商经验的劳动力，或是下矿劳动，或是在种植园从事耕作，又或是做小商贩。他们的劳动使东南亚国家的城市繁荣起来，为各大城市的发展奠定基础。当年的欧洲人不仅吸引中国劳工，还将本国需要而无力照管的行业让渡给华人。英国人发现，本国发展工业，需要东南亚的锡矿和橡胶，于是，英国人在马来西亚鼓励橡胶园种植和采矿。然而，他们发现这类种植园和锡矿都不好经营，最好的方法还是交给华人去做。于是，英国人采用一种较为开明的方式殖民，允许华人在英国法律的范围内经商开矿，这就促进了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工矿业的发展，许多华人因而成为企业家，进入富裕阶层。在英国人示范之下，西班牙人治下的菲律宾、荷兰人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的制度也有所变化，大屠杀事件少了，工商业得到尊重，于是，东南亚诸国的华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同时，华人经济也带动了东南亚诸国的繁荣。东南亚诸国繁荣之后，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又引起闽粤一带的下南洋之风。清代中后期的闽南及广东的潮汕等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下南洋谋生，每年的南洋汇款成为重要的经济收入，在两省沿海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19世纪东南亚各国大发展的背景下，福建人到东南亚发展，他们不惧海洋辽远，敢于到异地谋生，并创造自己的事业。这是闽人海洋开拓精神的体现。从闽人的成就来看，他们是勤劳的工人，是能吃苦的商贩，也是富有种植经验的农民，他们是通过比他人更为勤劳才获得一定的成功，他们的成功是中国人奋斗精神的体现。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抓住机会进入工商业，乘势而起获得发展，最后在异国他乡成就了辉煌的事业。他们的成功甚至胜过当地的企业家，这是中国人企业家精神的非凡体现。东南亚国家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绝对少不了华人的贡献。东南亚都市大都是围绕着华人的成就发展起来的，这是华人自古以来协和万邦精神的体现，目标是华人与当地人的共同繁荣。
三、围绕武夷茶的博弈
清代初年，饮用武夷茶之风在欧洲兴起，并以英国人为最。饮茶习俗是由英国王室的葡萄牙媳妇传入的，很快，下午茶成为英国人的习惯。每到下午四点左右，忙碌的英国贵族停下工作，泡一杯来自中国福建武夷山的红茶，配一份点心，悠闲地度过一段时间。最早只有贵族这样，而后逐渐成为平民的习惯。于是，英国的茶叶消费越来越多。英国赴中国购茶的商船最早每年是一两艘，然后是十来艘，后来每年几十艘。为了购买茶叶，英国将其在世界各国赚来的白银输送到中国。“在整个18世纪，输西欧茶叶应值1.8亿两白银。”（庄国土：《18世纪中国与西欧的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94页）附带说一句，英国人常用的计量单位“盎司”，其实就是中国金银的重量单位“两”，一两就是一盎司，可见英国受中国影响之深！除了英国之外，荷兰、美国都要消费大量的武夷茶。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输出欧洲的茶叶已经达到40223866磅，约合30.2万担。（担，清代重量单位，一担约等于133磅，或120.66市斤、1.2066市担）清代广州口岸出口的茶叶约有三分之二是武夷山出产的红茶，仅武夷茶贸易值每年一千多万银元（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三个喝茶的贵妇人
武夷茶大约占世界贸易的十分之一，有时还会超过这个比例。如此巨大的贸易量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发生，起因是英国人想在美国收税，尤其是茶税，美国人不愿意上缴。波士顿的一些革命者化装成印第安人，夜间登上英国商船，将船舶所载武夷茶倾倒在海里，美国独立战争由此展开。美国独立后，马上派出一艘船取名“中国皇后”号，到广州购取茶叶。中美贸易由此展开。
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下梅村（王东明 摄）
英国采购武夷茶，主要在清朝开放的两个口岸：厦门和广州。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英国采购武夷茶渐渐集中于广州。当时广州与武夷山之间有一条经过江西的水路。武夷山茶商由崇安县出发，翻越闽赣之间的分水关，便进入了江西的信江流域。从江西信江边上的河口镇下船，顺流可以进入鄱阳湖，注入鄱阳湖的最大河流是赣江，沿赣江上溯，是南昌、抚州、樟树镇、赣州等重要城镇。由赣江上游翻过赣粤之间的大庾岭，便可到广东的韶关。这里可以进入岭南的珠江水系，茶船顺流而下，几天就到广州了。武夷山另一条茶路是由武夷山到铅山河口镇，再经湖北、河南、山西、内蒙古，到外蒙古的恰克图与俄罗斯人贸易。俄罗斯人的商船也曾到宁波购茶，但被清廷拒绝。清朝认为，对俄罗斯贸易已经有恰克图这个口岸，就没有必要在南方再开一个口岸。而其背后，应当是山西茶商的力量，武夷茶若从海上出口，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也许正是这类外贸上的乱象让清朝统治者感到有必要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作出一个决定：将中国与西欧国家（西班牙除外）的贸易集中于广州口岸。对清朝廷来说，他们对英国人的侵略本性已经有所认识，为了加强管理，顺势将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集中于广州，这是合理的。有人说这是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其实夸大了。首先，清朝并没有闭关，对外开放的口岸仍然有四个，四个口岸有四个对外的海关，于情于理，这是够用的。至于将主要西欧国家的贸易集中于广州，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其次，清朝也没有锁国，清朝是允许闽粤两省的民众去南洋贸易的，也允许江浙商人到日本贸易。不过，由于日本方面的闭关锁国，这些商人到了日本只能居住于长崎的港口边上，不能在日本内地活动。在文化方面，清朝最初也是对天主教开放的，许多从欧洲来中国的传教士，都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在朝廷供职，清中叶以后，罗马教会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和拜孔子像，这就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双方的争吵导致清廷严禁天主教。
对欧洲国家的贸易被集中到广州，这就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转移。以前是福建海商掌握了清朝的对外贸易，之后是广东十三行，十三行商人没有定主，山西人、徽州人都可以参加。不过，经历多年贸易后，还是由厦门迁来的闽南茶商占据了优势。吴觉农、范和钧认为：“交易中心，初为厦门。至雍正间，广州成为后起之秀。自乾隆二十四年‘上谕’限定英人在广州通商后，直至鸦片战争止，广州为华茶输英之唯一口岸……广州运至伦敦之货价中，茶占百分之九十五。”“乾隆十四年，此间十三家中，十家为福建人所设，足证厦门、福州之茶市如何向广州转移。”(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6、47页)由于都讲闽南话，十三行商人很团结，他们乘机垄断对欧洲的茶叶出口，这造成武夷茶售价大涨。据梁嘉彬的研究，广东的十三行历来与闽商的关系密切，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来自福建同安的潘启官在广州开设同文行；广州的茶叶贸易兴盛之后，又有福建晋江人黎光华在广州开设资元行；其他各行商中，也多有福建人，例如晋江安海人伍秉鉴的怡和行，诏安人叶上林的义成行，同安人潘瑞庆的义成行，诏安人谢嘉橹的东裕行，等等(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259、283、300、303、328页)。民国时期，梁嘉彬教授在澳门妈祖阁中见到一块立于嘉庆末年的《重修妈祖阁碑记》，碑记中有十三行商人为妈祖阁捐献之题名，上款：“谢东裕（诏安人）行捐银肆佰壹拾圆，伍诒光（晋江安海人）堂捐银贰佰壹拾圆，卢慎余堂捐银贰佰壹拾圆，潘同孚（同安人）行捐银贰佰壹拾圆，刘东生（徽州人）行捐银壹佰伍拾圆，万源行捐银壹佰壹拾大圆，梁天宝行捐银壹佰零伍圆，顺泰行捐银壹佰大圆。”(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4-395页)以上为澳门妈祖阁捐钱的十三行商人，其祖籍多为福建。可查明的捐钱商人中，仅有刘东生行的主人是徽商。可见，清代广东行商以漳泉商人为多，漳泉商人中，又以漳州人为多。十三行的茶叶垄断，使广州出口的茶价节节上升，这就迫使英国人付出的银钱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十三行商人赚的钱越来越多。有研究者说：“19世纪初，广州每担红茶成本为20.2两白银，东印度公司以27两收购，行商利润为每担6两8钱，即30%为利润。”(Samuel Boll,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P353-354，Longmans,London,1848.转引自张晓宁：《广东十三行衰败原因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86页)由于贸易中利润很高，19世纪初的闽南茶商，潘氏和伍氏都有上千万银元的家产，其中伍秉鉴的家产一度达到5000万。当时到广州贸易的美国茶商承认，广州茶商应是世界上最富的那一批人。与其相比，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资本在50万英镑上下。可见，19世纪前40年，世界上的首富在中国。
那么，为什么19世纪的世界首富会逐渐转移到犹太人家族呢？这与犹太人的鸦片生意有关。鸦片进入中国约在明朝万历年间，它产于印度，经中医鉴定，鸦片有镇痛作用，可以治疗胃病等病。万历皇帝因腿上有伤，长期服用鸦片镇痛，他的墓被打开后，人们看到他的遗骨都是黑的，医生认为，这是因其生前大量吸食鸦片的缘故。不过，明朝的鸦片非常贵重，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吸食鸦片。明清之际，在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也有鸦片买卖，清代的杂记记载：荷兰人严禁自己的官兵吸食鸦片，但允许中国人吸食鸦片。台湾被收复之后，吸鸦片之风渐渐在闽粤一带传播，早期吸食的人很少，但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泛滥之势。其时，从澳门与广州到福建的海面，有一条海上走私路线，每年有一两艘英国的商船到福建沿海贩卖鸦片。到了鸦片战争前，每年到福建海面走私鸦片的商船已经有十来艘。鸦片贸易使中国每年都要输出白银一千多万两，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林则徐的家在福州，鸦片战争前几年，福州市面上很难看到白银，这对贸易形成巨大的压力。林则徐在任两广总督之前，就在与朋友的信中讨论鸦片危害之类的事情。
因鸦片带走中国太多的白银，清朝的道光皇帝决心禁鸦片，并且派出林则徐任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采取停止茶叶贸易以及扣留鸦片贩子的方法，迫使英国交出所有鸦片，并在1839年6月3日公开销毁，禁烟历时23天。当时代表英国政府的使者用英国政府的资金收买鸦片贩子手中的鸦片，答应英国政府对此事负责。这样，林则徐销毁鸦片便变成清朝与英国政府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派出舰队攻打中国，于是，鸦片战争开始了。林则徐禁烟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也是联合国定6月26日为国际禁毒日的原因。美国人愿意在纽约设立一座林则徐像，也是因为他在人类禁毒史上的崇高地位及象征意义。从策略而言，林则徐也没有采用过激的措施，大烟贩颠地被捕，一度面临死刑，林则徐在其缴纳鸦片后并未将其处死，而是将其释放。林则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没有错。相对林则徐而言，英国使者义律使用了狡猾的手段，将中国与鸦片贩子的矛盾转化为与英国的矛盾，他是有意挑起战争，以为英国获得种种好处。
林则徐该不该看到英国的强大便放弃禁烟呢？其实，当年的英国是海上强国，并非陆上强国，倒是中国是著名的陆上强国。道光朝新疆曾经发生过张格尔叛乱，被道光帝平定。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共驻扎清军八十万大军，因此，从军事力量而言，英国没有绝对的胜算。战争的历程也表明，英军的优势并非绝对的。林则徐在广州之时，英军就不敢进攻广州。英军攻占厦门，也是趁福建水师北上平盗之际用兵。此后，英国舰队北上天津，南下广州，进攻长江，别看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不可一世，其实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从鸦片战争进程来看，英国人占领镇江之后，进一步进攻，是有可能攻占南京的，不过，英国人最大的战果也就如此了。当时的英国人还不敢进攻北京，而深入长江不可持久。所以，如果清朝不签《南京条约》，英国最多打下南京，抢些东西，不可能久占。道光皇帝的错误是在战争仅遭到一些挫折之时便要求停战，使英国获得打开五口通商的战果。其实再打下去，英国就不一定吃得消了。英国舰队在万里之外作战，补给十分困难，武夷茶贸易被战争打乱，这都使英国有可能寻求停战。1841年英国军舰进犯厦门在军事上，清朝军队越打越有经验，若是拾起郑芝龙的火攻策略，英国人很难在长江内港久驻，所以，只要战争延续，英国舰队肯定要退出长江。清朝虽然有八十万军队，但因英军四处游击作战，双方主力并没有面对面决战。所谓英国四千军队打败了八十万清军根本就是以讹传讹。清朝甚至没有机会纠合数万军队与英军交战，英军是以海上游击战的战术让清军左右支绌，他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战胜过清军。此外，即使不能在军事上战胜英军，整治英军也不是没有办法的。英国人占领鼓浪屿之时，将岛上的华人全部赶走，抢劫他们的资产，导致厦门最富的一批人破产。英国人占领鼓浪屿之后，是想永远据为己有的。在《南京条约》中，其实清朝允许英国人租借两座城市港口，其一是香港，其二是鼓浪屿。得到鼓浪屿之后，英国的军官与牧师很高兴地带着他们的妻女来到岛上居住，然而，不久之后，岛上便发生瘟疫，官兵和牧师们的家属不断地死去，就葬在鼓浪屿。中国人看到这些墓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些死于当地的英国妇女，都是一些可爱的女子，她们被其丈夫带到抢来的岛上居住，却在一场瘟疫中死于当地，这是谁的过错？后来，英国人因鼓浪屿老是流行瘟疫，决定退出厦门，于是将鼓浪屿还给清政府，从而使鼓浪屿成为《南京条约》割让之后又被英国人主动归还的一块土地。
1841年英国军舰进犯厦门
道光皇帝最大的错误是同意付出巨额赔款，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那么容易就付出巨款的国家。因此，英国开战获得金银后，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兴趣，于是，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到中国来，试图通过战争打败中国，然后获得大笔利润。这对中国是十分危险的。
了解了这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就可知道，林则徐在广州禁止鸦片是一个勇敢的行动。他面对英国强大的殖民武装不为其色变，面对鸦片商人无耻的贿赂不为其动心，面对整天混日子的部下依然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有林则徐的坚定，禁烟是实行不了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确实做到了。有人因鸦片战争爆发而责备林则徐，他们没有想到，林则徐所有的做法，都在一个国家主权范围之内。他没有侵略英国，甚至没有进攻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他的严厉禁烟是国家的主权，鸦片战争的爆发，原因并不在中国方面，而是在英国方面，英国的使者义律和其背后贩卖鸦片的犹太家族，才是引发战争的主因，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可耻的。
《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朝答应除了恢复清初开放的四个口岸，又加了一个福州，于是形成五口通商。英国为什么要求福州开放？即使清朝代表提出，福建已经开了一个厦门为口岸，为什么还要增加福州之后，英国还要坚持福州通商。这是因为，英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就派船舶调查过中国的沿海口岸，发现福州有一条闽江，上游直通武夷山腹地。由武夷山周边发出的小船仅需两个星期便可到达福州码头。因此，若是将通过赣江输往广州的武夷茶改道闽江输送到福州出口，肯定可以节省不少钱。这就是英国人一定要清廷开放福州口岸的原因。另外，武夷茶由广州口岸输出，十三行商人可以通过垄断获得大量的利润，福州口岸开放之后，加上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等港口，英国人在所有的开放港口都可以买到茶叶，十三行商人就无法垄断茶叶贸易了。久而久之，中国出口的茶叶价格肯定会下落。
总之，围绕着武夷茶的斗争，是清朝与英国之间的一件大事，为了得到便宜的武夷茶，英国在乾隆及嘉庆时期，曾经再次派出使者到北京觐见皇帝，仍然未能解决问题。其后，在犹太资本的操纵下，英国商人向清朝大举贩卖鸦片，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清朝与英国之间问题的积累，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在没有打败的背景下，就用赔款解决问题，从而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加大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