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15.近现代福建海洋经济结构

晚清福建经济主要依赖扩展的武夷茶贸易，武夷茶衰退后，福建经济陷入低潮。不过，侨汇经济在近代和现代获得了大发展。

    一、五口通商之后的福建对外贸易格局

福建对外贸易。福建濒临东海，境内多山少田，发展粮食生产受到了地理条件的限制，而辽阔的海洋却为福建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前景。因此，自古以来，福建经济的发展就和海外贸易息息相关，海外贸易兴盛，福建经济就繁荣，海外贸易衰落，福建经济便停滞。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福建经济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中，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不大。其实不然。在鸦片战争前夕，有一个英国商人这样评述福建：

因为中国人常说中国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靠对外贸易，因之有些英国人，便以为对外贸易对中国是无关重要的。所有去过中国的人们，都知道这观念是如何错误。闽广两省的人民依靠对外商业，和英国是一样的。福建沿海一带荒瘠不毛，人口稠密，本地的人民，在中国人中是最勤勉，最富于冒险性的，他们完全依靠通商来维持。从台湾、马尼拉、暹罗、柬埔寨输入大米，同时又用自己的船和婆罗洲、爪哇、新嘉坡、暹罗进行很有价值的贸易。有一位中国人告诉我：自福建移到这些地区的人，每年达二十万，这省沿海的船只非常多（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4页）。

可见，近代福建经济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事实上，海外贸易在福建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海外贸易是福建经济的生命线。

厦门、福州二港的开放及其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政府要求清廷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其中福建省竟占了两个口岸，这正是当时福建在外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反映。福建的两个口岸里，厦门是清代前期中国外贸的中心城市，只是在清廷禁止厦门港直接和英美法三国贸易后，它的地位才被广州取代。对英国人来说，厦门是一个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英国人在打败清政府之后，自然会要求重新开放这个重要港口。

福州港对英国人来说是有开拓远景的港口，当时在国际市场上，武夷茶是最热门的商品之一。而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的控制，武夷茶输出不得不绕道广州。英国人认为这使得他们购买武夷茶多付出许多代价，他们早就发现，福州是距离武夷茶区最近的港口，只要福州开放，他们便可买到价格低廉的茶叶。所以，尽管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后的谈判中多次拒绝开放福州港，但英国侵略者挟战胜之余威坚持不肯让步，迫使清廷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福州港的航标之一马尾罗星塔

厦门、福州二港的开放给福建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在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中最有利的是对欧美的贸易，清廷实施限制政策，致使福建出产的武夷茶无法从福建口岸出口，大量本该流入福建的白银转而流到广东，而欧美走私的鸦片，却能无孔不入地进入福建，结果导致福建的白银大量流失，经济陷入困境。两港开放后，欧美商船直接来到福州、厦门贸易，这给福建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福建传统土特产受到很大冲击，例如，洋布倾销导致厦门、泉州一带的棉纺织业衰退；鸦片毫无阻碍地大量涌入福建，福建白银输出增加。这都是不利于福建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福建的土特产生产以小生产为基础，而小生产有很顽强的生命力，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想要征服中国小生产的汪洋大海，需要时间。而且，福建和其他省份相比，还有其有利条件，鸦片战争后，欧美列强的经济侵略以棉纺织品为主力，然而，除了泉州厦门等地外，福建多数地区的棉纺织业一向不发达，且在鸦片战争前，福建所消费的棉纺织品大都是从上海运来。鸦片战争后，英国棉布部分替代了江浙棉布，这对福建本身影响不是最大。另一方面，福建个别传统土特产却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如福建的茶叶和糖，五口通商后都在持续增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很想用机器产品替代中国的这些土特产，但还需要时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制茶和机制糖生产未成熟之前，英法等国家还得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因此，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各国的经济侵略面前，中国多数省份的外贸都在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唯有福建省的对外贸易在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土特产输出增长很快，贸易盈余也很多。

    二、近代武夷茶与福建对外贸易

福州口岸初步开放之时，对福建是一个福音。武夷茶是当时世界上最畅销的商品之一，整体贸易量仅次于棉布，胜过丝绸、黑白糖、瓷器等中国商品，也胜过非洲黑人、欧洲工业品等商品化的人与物。武夷茶贸易转回福建，是晚清福建经济兴盛的重要原因。武夷茶在闽北的生产，从武夷山区向四周蔓延，道光年间已经达到建阳县，咸丰、同治年间进入瓯宁、建安、浦城、邵武、福鼎、福安等县，光绪年间就向全国各地推广。在江西出现了河口红茶，简称河红；在安徽出现了祁门红茶，简称祁红；在武汉周边也出现了许多好茶，云南还出现了滇红。不过，最重要的武夷山红茶还是由福州茶市出口。在晚清数十年里，福州因红茶出口一度成为中国排名第二的港口，外贸出口量仅次于上海，却胜过武汉、宁波、天津这些重要城市。当年欧美各国为进口福州口岸的红茶，纷纷派出各种商船到福州来购茶，每逢茶季，马尾港口停泊着大量的商船，为了保证茶叶的质量，早日到达伦敦，由马尾出发的茶船竞相比赛，它们跨越南海，穿越印度洋，从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抵达地中海，驶过地中海之后，渐渐接近伦敦所在的泰晤士河。另有一批船舶渡过太平洋，到达美国的旧金山。此外，还有一批商船会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大凡英国的殖民地，都有饮用红茶的习惯，而最好的红茶，通常认为是武夷茶。因此，武夷茶贸易给福建带来巨大的利润。不过，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这场贸易中，最赚钱的还是英国的茶叶商人。从福州运到英国的茶叶，通常以一至两倍的价格出售，英国商人掌握这个流程，就拿到了更多的利润。

但在1840年之前，英国人对茶叶贸易有两个遗憾，其一，他们不懂中国的茶叶制造法。其二，广州行商的垄断，使茶叶价格暴涨，让英国商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动摇了广州行商的垄断。其后，武夷茶虽然仍在广州输出，但是英国人渐渐找到了打破广州茶商垄断的方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西，攻克江西许多城市，于是，由武夷山到广州的茶道被太平军切断，以伍氏茶商为后台的美国旗昌洋行率先到福州采购武夷茶，获得大利，其他茶行跟上，于是，茶叶贸易转到福州茶市。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中，茶叶占据重要地位。据统计，1871年至1873年，中国年平均出口值为11 000万元，其中茶叶输出值为5797万元，占52.7%。茶叶输出中福建茶叶占很大比重，其中，1853年，福州输出茶叶占全国茶叶总输出的5.7%；1854年占17.2%;1855年占14.0%；1856年占31.4%；1857年占34.5%；1859年占42%；1860年占35%；1880年占44.5%(徐晓望：《论近代福建经济演变的趋势》，《福建论坛》1990年第2期)。在同一时期，厦门口岸输出的茶叶也有近4万磅，所以，在福建茶业鼎盛时期，对外输出量约占全国的一半！总的来说，从1853年到1888年这35年时间，是福州武夷茶贸易的鼎盛时期，武夷茶出口使福建每年都可获得一两千万银元。巨额白银流入福州及厦门，使福建沿海城市繁荣起来。当年清朝在福州的税收每年都有两三百万银元。由武夷茶贸易带来的收入使福州成为全国唯一的白银出超港，这与其他港口入不敷出的状况大相径庭。福州拥有大量白银，加之太平天国战乱致使全国城市普遍萧条，清廷才会将马尾造船厂设在福建福州，这实际上是武夷茶的贡献。

其时，浙江的宁波及江苏的上海也成为绿茶的输出口岸，英国商人能够在多个港口采购中国茶叶，华商的茶叶垄断就很困难了。为了夺走中国的茶叶专利，英国人想了很多办法。一方面，他们派人到武夷山学习制茶技术，并雇佣武夷山茶农到印度制茶，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产出了优质红茶，而后又在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地推广茶叶种植和红茶制造，渐渐准备好了取代中国茶业的资本。另一方面，英国茶商在福州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打破茶商垄断，一步又一步压低茶价。面对英商无情的杀价，武夷茶商不得不降低茶叶质量，以适应越来越少的收入。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武夷茶的名誉遭到损失，相应的是，印度、锡兰等地茶场的茶叶质量越来越好，到了1888年，英国商人终于下决心不买福建的武夷茶，而以印度及锡兰的茶叶为主要饮用茶，福建茶叶出口一度跌落低谷。福州茶市被取消，以后的福建茶叶都要运到香港茶市出售。失去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红茶市场，福建茶业的利润大减，以后的福建茶农，只能靠乌龙茶对美国出口维持一定数量的出口量。1894年，国内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9374万海关两，而福建省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仅有2218万海关两，在全国所占比重为7.5%，比鼎盛时期下降了一半。1901年至1903年，全国年平均进出口总值为78400万元，同期福建年平均进出口总值约为4000万元，在全国所占比重为5%。更重要的是，福建从长期出超变为长期入超。19世纪90年代，福建省从出超几百万元逐渐下降到入超一千多万元，20世纪的前十年，福建省每年入超一千数百万元，最高的年份达到2000万元，外贸情况日益恶化。 

外国茶学著作中的武夷山

武夷茶贸易让我们看到：福建内地的闽北山区经济也曾卷入海洋贸易，并且以整个世界为大市场。福建的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并非限于沿海，通过经济和市场的传导，使内地经济海洋化。发源于武夷山的红茶制造，最初是在武夷山的寺院和道观，后来向周边区域发展，因厦门商人的欣赏，被荷兰人、葡萄牙人及英国人看重，从而获得海外市场。武夷茶种植，从清初的武夷山发展到崇安及建阳两县，又从崇安建阳发展到闽北十来个县，并且突破闽北的范围，清代武夷山红茶在国内的市场不算大，饮用武夷茶的民众以闽粤两省为主，以闽南商人为最。开拓海外市场后，由于英国人的影响，逐步推广到世界各国。武夷茶最盛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都流行饮用武夷茶的习俗。清代后期，由于印度、锡兰等国种茶业的发展，武夷茶出口萧条，武夷山区又发展了乌龙茶出口，当年消费乌龙茶最多的是美国和日本。从清朝到民国，武夷茶出口一直是福建经济的基础。不过，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新产业出现，茶叶经济在整体经济中地位下滑，福建省经济在全国各省中的地位也下降了。民国末年，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的出口贸易都超过了福建，福建已经是东南沿海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这反映了海洋经济在福建的地位，倘若海洋经济发达，福建经济在国内较有地位，海洋经济的地位下降，福建经济在国内的地位也下降了。在武夷茶贸易最盛的1888年之前，福建是国内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福州市的出口额超过武汉、广州、青岛、大连、宁波等著名的城市。由福建马尾船政开始的近代工业文化，一直是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干。然而，随着武夷茶贸易衰落，马尾造船厂主力迁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厂，福建经济特色衰减。闽南与福州一带的民众大都依赖海外汇款，福建本省经济处于东南各省吊车尾的地位。

中华民国成立后，前八年福建的对外贸易仍然陷于停滞，从1919年开始有所增长，1929年达到近代史上福建对外贸易额的最高峰，该年福建出口为2923万元，输入为4677万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600万元。该年福建入超仍然可观，共为1754万元。以后福建的进出口贸易额逐年下降，1939年进出口贸易额为3046万元，比最盛期下降一半。抗战胜利后，福建经济全面破产，贸易总值更低。

以上情况表明，自19世纪90年代之后，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十分曲折，其间虽有发展，总的来说是停滞的。与此同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却有很大的发展，有人统计过，自1868年到1933年，我国出口贸易增加6倍，输入贸易增加13倍，贸易总额增加10倍。与此同时，福建对外贸易却增长不快，1873年福建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016万海关两，折合3141万元，1933年贸易总值为5093万元，仅增长了62%，60年里，年平均增长率为1%，基本停滞，福建经济也一步步地落后了（徐晓望：《论近代福建经济演变的趋势》，《福建论坛》1990年第2期）。

    三、近代福建的土特产生产

在机器工业引进中国之前，构成福建经济主体的是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跟内地省份相比，福建的传统工农业结构有自己的特点，内地农业大都以粮食生产为主，手工业以棉纺织业为主，福建山多地少，气候潮湿，不利于棉花生长，因此，福建历史上的粮棉生产一向不发达。为了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福建走的道路是发展土特产生产和输出木材，用以换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粮食和布匹。因此，土特产生产历来构成福建经济的主体。土特产输出多，福建经济便繁荣，反之，则衰落。到了近代，这种格局并未变化。近代福建的粮棉生产没有起色，虽然引进了近代工业，但近代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还未能替代传统土特产生产的地位。海关记录也显示，福建输出的产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土特产或木材，现代工业的产品几乎见不到，土特产生产在福建的地位由此可见。

以下分述近代福建的木材业以及土特产各行业的情况。

木材。福建是我国三大林区之一。江浙经济发达区所用木材主要来自福建。清代福建木材生产最高点是乾隆年间，鸦片战争前后有所萎缩。以后随着上海等沿海城市建筑业的发展，福建的原木采伐业发展很快，清末福建经海关转销江浙的木材价值一二百万元，以后逐年增长，1923年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为2300万元。以后数年在1100万元至2200万元之间浮动。1931年因受美日倾销木材的影响，降至二三百万元，从此进入衰退期，一直到1949年依然不见有什么起色。福建木材的省内市场也很大，在解放前，像福州、南平这样的闽江流域城市，几乎全用木材建成，整个福建木材的自身消费量不会亚于鼎盛时期的木材输出量。

茶业。清代福建武夷茶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货。1886年之后，英国人改饮印度红茶，福建茶叶产量大跌。经过数年调整，福建乌龙茶打开了美国市场，茶叶生产重又稳定，每年输出量在25万担至40万担之间浮动，这个输出量一直保持到1938年。当时福建茶叶输出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地位。1936年福建茶叶年输出值占全国的35.3%，1937年占33%。此后，日本海军封锁中国海口，福建茶叶输出骤减，1939年仅剩13万担，迨至1948年，福建茶叶输出再降至4万担。

纸业。福建纸在宋元明清时期即畅销于国内，五口通商后，福建纸大量输往东北和东南亚，纸业呈上升之势。19世纪70年代后半叶，福建每年经海关输出外省和外国的纸价值一二百万元，以后持续上升，1905年达一千多万元，1926年为1300万元。若加上经陆路运销江西等地的纸张，总输出为1600多万元。福建纸业在国内名列前茅，民国初年杨大金的《现代中国实业志》统计，全国纸产值约为27477521元，其中福建为7 575649元，占全国的27.55%。在各类纸产品中，连史纸福建占49%，毛边纸福建占64%，粗纸福建占27%，都居于全国前列(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6-307页)。1926年以后，福建纸业历经波折，但一直到抗战结束前，大多数年份纸产量尚有近千万元。抗战结束后，洋纸输入剧增，福建纸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年产量约为20万担，是1939年的四分之一。

糖业。福建省糖业自清代中叶以来，一直居于全国第四位，排名在四川、台湾、广东之后。五口通商后，福建的糖业仍然向前发展，有史料记载，清末泉州、漳州两府每年各生产50万担糖，若加上兴化府、福州府以及其他地区的糖产量，估计全省糖产量在200万担以上，价值2000万元。1936年时有人说：“三十年前福建运往本国各省者约值六七百万两，并有输出国外销售。”(蔡仲宣等：《中国经济年鉴（1936年）》第三篇，第12章，工业，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3页)1905年以后，印度、锡兰、印尼的机制洋糖大量输入中国，土制糖产量一跌再跌，1928年福建经海关输往外省的糖仅有28万担，价值42万元。以后略有回升，1932年达10万担，167万元。当时人们估计，全省糖产量共有80万担，价值800万元。1937年全省糖产量上升到121万担。抗战中农民改蔗种粮，抗战后台湾糖畅销大陆，福建糖业一衰再衰，解放前年产量仅有30万担，比之清末最盛期，相差六倍以上(徐晓望：《近代福建手工业》，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主编：《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烟草。福建是我国最早引进烟草的省份，清代福建省烟叶生产曾经冠绝全国。随着全国各地种烟业的发展，福建烟业渐渐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地位，但近代福建烟草业仍很盛。据海关统计，清末福州、厦门、汕头、三都澳等港口输出的烟草价值二三百万元。不过，近代福建烟业主要市场在省内，所以，海关出口值远不能反映省内的烟草产量。据《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载，民国初年永定县烟草产量价值三百万元，据说该县烟业最盛时“全县种烟者十居八九，每岁销诸省外达五百万元”。福建产烟著名的县还有仙游、永安、沙县、福鼎等，估计民国最盛时福建烟草产值会有2000万元。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福建城市吸卷烟的人越来越多，卷烟进口越来越多，1926年达500万元，以后常在350万至600万之间浮动。福建烟草业受此打击，进入衰退期。

陶、瓷、瓦、砖类。福建的瓷器曾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品，鸦片战争后仍保持上升势头。德化瓷业最盛时年产值达一百多万元。1895年始，欧美机制瓷大量输入中国市场，福建传统瓷业一步步地衰退，德化瓷器生产基本停顿。不过，宁德、闽清等地生产的粗瓷仍有很大销路，20世纪30年代，宁德瓷器产值达一百多万元。陶、瓦、砖类的生产和沿海建筑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沿海经济繁荣时，这些产业就发展，抗战以后沿海经济衰落，这些行业也就萧条了。

纸伞业。纸伞是一种精巧的手工产品，在洋布伞未发明之前，它在南洋一带销路很大。1911年福建出口的纸伞共计67万柄，价值21万元；以后逐年增长，1925年达到187万多柄，价值116万元。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明了洋布伞，福建纸伞的销路日益下降。到解放前夕，福建纸伞不仅退出了国际市场，连省内的城市市场也大半被洋伞占领。

蔬菜果品类。福建的香菇、笋干、龙眼干、荔枝干、桔子等农副产品风味独特，历来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喜爱。随着近代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发展，这些农副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日益扩大，1939年福建桔子经海关输出值达到179万元；香菇外销以1933年最高，价值101万元。

樟脑。樟脑是福建的传统产品，宋代被列入贡品，但历代产量不多。随着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樟脑的特殊价值被认识，国际市场上樟脑价格飞涨，这引起了福建等省砍树熬脑的热潮，清末福建省每年输出的樟脑价值200万元，最高为1907年的260万元。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人造樟脑的发明和台湾樟脑的竞争，福建樟脑输出基本断绝。

以上对福建产业的概述，可使我们认识近代福建产业的发展趋势。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小生产对大工业有顽强的抵抗力，在19世纪下半叶第一次洋货输入大潮的打击下，福建的土特产生产反而有增长。不过，小生产毕竟不是大机器生产的对手，到了20世纪前半叶，福建的土特产产业大都衰败。由于土特产生产构成了近代福建经济的主干，土特产生产的衰落便意味着福建经济整体的衰退。其二，近代历史上福建土特产生产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853年至1886年以茶叶生产大发展为主的浪潮，另一次是1918年至1929年以土纸、木材、茶叶生产为主体的浪潮，这说明近代福建土特产生产还是有所发展的，在国内也占相当的地位，只是没有解决好从手工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问题，终究被淘汰，成了时代的落伍者。

    四、福建的洋务运动与近现代企业

对于中国19世纪洋务运动，国内学者一向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妨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许多洋务运动中开创的企业都保留下来了，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骨干企业，可见，洋务运动所办企业还是有成效的。但福建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命运多舛。马尾船政、福州机器局都在民国时期没落了，它既没有江南制造局带动上海造船业及其他工业崛起的光荣，也没有像汉冶萍公司促进湖广工业兴盛的作用。直至1949年，福建基本还是农业、手工业结合的传统社会。

马尾船政和福州机器局是福建创机器工业的开端，从创办时间看，马尾船政是全国最早创办的大型企业，其规模也堪称亚洲第一。这说明福建近代工业的起步是较早的，可是，最终近代工业未能在福建扎根、发展、壮大，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历史命运是合并到上海江南制造局，耗费巨资的福州船坞基本没有人使用。又如，福州机器局所造机器难以形成规模性生产，几次因战乱而拆迁，最后落得连农业机械也无法生产的地步。从总体而言，晚清与民国的福建未能形成机器加工业，重工业在福建一直不够发达，晚清的大规模投资后来都废弃了。其原因何在?这里，拟作一些初步探讨。 

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城(王东明 摄)

近代福建尝试建设近代工业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58—1889年。1858年英国商人在厦门创办船坞公司，这是福建第一家近代企业，在全国也属较早创办的大企业。1866年，在左宗棠的主持下，福建创办了洋务运动中最大的企业——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创办的头五年投资共达500万两银子，下辖锤铁厂、拉铁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等九座工厂，附设有学校、工程处、考工所、广储所等单位，是亚洲第一流的大型船厂。但船政局内部官僚习气严重，生产效率不高。从1866年到1907年，清政府对船厂投资共达1921万两白银，其投资量之大在世界各大船厂中也是排名前列的。可是，船厂始终不能达到自负盈亏的地步。船厂的鼎盛时期在1884年中法马江战争前夕，马江战争中，船厂受到法国侵略者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以该厂制造出的船舰组成的福建海军也在战争中毁于一旦。此后，福建海军的力量始终没有恢复，船厂也因得不到大批贷款而陷入困境。

福建机器局是另一家中型官僚企业，创办于1869年，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该厂和其他官僚厂矿一样，有低效率、浪费惊人等各种毛病，始终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19世纪70年代，俄国商人在福建创办机器砖茶厂，共十一家，很快形成了年产五万担的生产能力。但是到了1891年以后，俄国人改喝味道更浓的汉口砖茶，福州砖茶失去销路，砖茶厂纷纷停办，或迁往汉口。

在第一次浪潮中，中国商人也尝试创办了砖茶厂、制糖厂、面粉厂、玻璃厂、火柴厂、纱厂等工厂，可是，这些工厂大多因经营不善而停办。同时期欧美商人也在福建办了一些小型工厂，因为当时外商投资重点在江浙一带，所以，对福建的投资较少，未形成大的生产力。

总的来说，在第一次浪潮中福建的投资是较大的，但这些厂矿——包括大型的福州船政局相继以失败告终，这对福建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首先，福建建设近代工业的尝试虽然比内地省份早了三十年，但这些时间都被浪费了。其次，福州船政局是近代史上福建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唯一一次巨额投资，但船政局效益却很差，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福建再未得到大量投资。 

      清“福建船政同治十年”车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藏）

1895年至1937年，福建出现了第二次投资近代企业的浪潮。这次投资是以中国商人为主体的，其中又以华侨商人最为突出。据统计，从清末到民国，华侨对福建的总投资达一亿四千多万元。各种投资主要集中在公路运输、水路运输、铁路运输、电气、罐头、火柴、矿产等方面。1913年晋江华侨陈清机回乡筹办“闽南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为民间资本开办公路交通的先声。到1933年，省内民营汽车公司有40多家，共有汽车300多辆，营运里程长达1790多公里。闽江水运的投资更早些，19世纪末，闽江出现了以蒸汽为动力的商船，至1933年，闽江机动轮船已有138艘，总载重量达2432吨。对铁路的投资效益较差，清末福建成立了两大铁路公司，其一是投资600万两银的福建铁路公司；其二是投资112万两银的广厦铁路公司，最后建成的石码至江东的铁路总长仅28公里。电气方面的投资也很多，民国时期福建有二十多个县市成立了民族资本的电气公司，总投资达1000多万元。轻工业方面，办得较好的厂有福州建华火柴厂、迈罗罐头公司。

在第二次浪潮中创办的企业大多能得到经济效益，所以，是较成功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福建的总投资额并不多，赶不上国内其他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福建落伍了。据1935年的统计数据，福建四个现代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厂家资本情况如下：晋江73家，总资本70多万元；龙溪25家，总资本6万多元；厦门的统计数字不全，其中21家大工厂资本总额为5335万元，其他小厂总数不明，但总资本超过大厂资本总和，估计厦门近代企业的总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福州也不见明确数字，该市资本一万元以上的工厂有75家，估计近代福州工业总资本有400万到500万元。这样，全省近代工业总资本约为1600万元。这一资本总额在国内占多大比例呢?据1933年的调查，当时全国（不计台湾和东北）共有2435家机器工厂，资本总额为40692万元，将福建1935年的资本总数和1933年的全国总资本数相比，福建仅占3.9%。这时的福建不仅比不上上海、江苏、广东等发达省份，就连山东、山西等中等省份也比不上。其时福建只能和边疆的广西、贵州等省并列，处于下游的位置。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掀起了第三次建设近代工业的浪潮。这次浪潮以官僚资本为主体。抗日战争中，福建海口被封锁，日用品奇缺，这给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但是，当时福建侨汇断源，民营企业在内迁中大伤元气，所以，兴办工厂这一任务只好由福建地方政府来承担了。1939年福建省成立了“企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总共投资1300万元（抗战时期的法币已开始通货膨胀，实际价值大大低于战前货币），以南平、永安、建瓯为中心，创办了铁工厂、电工厂、纺织厂、制药厂等29家工厂，产值为2073万元。但这些官僚企业经济效益很差，除了电工、纺织、印刷等厂能赚钱外，其他行业都是入不敷出，管理不善。抗战后期，许多工厂停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实行打内战的国策，福建民营、国营企业全面破产，经济凋敝不堪。

    五、福建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

第一，地方贫困、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洋务运动。晚清国家财政处于地方各自为政的状态中，国家的钱有限，而各省总督却有自己的“小金库”。然而，中国南北各省，贫富不一，富饶的江苏省与浙江省，每年财政收入近千万银元，贫穷的西北诸省，每年都要靠东南各省“协饷”，否则无法过日子。福建境内多山，可耕地很少，田赋收入每年不过数十万两，不抵江南一壮县，所以，福建历来被视为穷省。所幸的是，自福州开关之后，迅速成为茶市，大名鼎鼎的武夷茶为福建赚取大量外汇，仅茶税一项税收，每年可达90万两。闽海关全年收入约为230万两银子，马尾船政的常年经费，即靠闽海关拨出的每月5万两银，即每年60万两。然而，随着清政府对闽海关的索取日益加码，闽海关提供马尾船政的经费渐无法保证，经常拖欠，即使船政大臣到闽海关坐催，也不能拿足欠费，造成马尾船政财政困难。按理国家造船厂的经费应由国家支付，英国、美国乃至日本，无不如此。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大致和马尾船政一起创办，在创办之初，由于日本国穷民贫，船厂得不到充足的经费，其造船水平远在马尾船政之下。然而，日本人认识到建设海军与办好船厂的重要意义后，全力支持横须贺造船厂，数十年后，该厂已能制造三四千吨的铁甲战舰，这些战舰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成为日方取胜的基本力量。而马尾船厂却一直得不到清廷全面支持。在甲午战争前，清廷年收入已达8000多万两白银，若按西方国家的预算，每年拿出20％的经费给海军，马尾船政绝无缺钱之虞。不幸的是，由于地方财政分割等原因，马尾船政的主要经费只能来自福建本省，靠福建一个穷省要支撑亚洲一流的大规模船厂当然是不行的。由于这个缘故，马尾船政在创办15年之后，便感到经费极度匮乏，拖住了船厂的发展步伐。该厂的代表作是1887年出厂的铁甲战舰平远号，该舰排水量为2100吨，炮位12尊，在历史上参加过黄海大战与威海卫保卫战，表现不错。该舰造价仅504万两银子，平均每吨排水量造价为240两；而清廷向德国等欧洲船厂购置的定远、镇远、经远等七艘战舰共花去800多万两银子，平均每吨购价为296两白银，每吨位比福建船厂造价多出56两。可见，马尾船厂若得到充足的经费，完全可以造出适用的战舰，可惜的是，福建因财政困难，无力支撑马尾船厂，以致马尾船厂未能充分发挥效益。

晚清至民国，福建财政日益困难，连马尾厂的日常经费都无法保证，所以，马尾厂逐步缩小规模，渐趋衰落，后因抗战的影响，基本陷于停顿。

以福建全省的财力，无法支撑马尾船政，所以，在马尾船政之外，福建更无法办更多的洋务企业，除了福州机器局外，福建就没有可值一提的第三家洋务企业，而江苏等地，洋务企业办得较多，这与其财力雄厚有一定关系。

第二，交通不便，腹地太小。福建号称东南山国，山地面积占95％以上，山道崎岖，交通极为不便。自古以来，福建省内交通以水运为主，然而，福建山高流急，内河航行亦很困难。以福建最大河流闽江为例，自南平以上，滩险水浅，机动船无法航行，能够走轮船的水道，仅是南平以下200多公里的一段，在闽江上游腹地的闽西、闽北广大地区，都只能靠小木船或木排运货，最典型的例子是，星村是闽江上游的茶叶贸易中心，可这里输出的茶叶却是用竹排、小船运载。这些竹排、小船顺急流直驰而下，在礁流险滩中作“之”字形运行，惊险莫名。触礁、翻排、沉船的事件经常发生。建瓯至南平水路上，有一个著名的黯淡滩，它长达数里，有十八险滩，险处水道狭窄、曲折、流急，即使最熟练的艄公，也难保不出事故。因而，经过这段水程的旅客无不黯然失色，黯淡滩之名由此而来。如果说闽江顺水而下的航行极为危险，而要从闽江下游上溯至上游，则是异常艰难。群山胪列挡住海上气流，河道上空基本上没有风，无法使帆行船，因而若不是机动船，就只能依靠人力了。事实上，闽江木船驶向上游，主要靠纤夫在岸边背纤拉船前进，由于水流湍急，拉纤十分吃力。在南平至邵武的水道上流传着一首民谣：“一步高一丈，邵武在天上。”据调查，这段200公里的水程，上溯的木船要行走20天左右，难怪船夫发出浩叹了。

水道艰险，限制了福建商品市场的发展。福建山区的商品顺流而下，虽然艰险，但若不出事，成本较低。而从下游上溯，每一吨商品，都要耗费成倍的运输费，因此，除了少数利润极高的商品，一般商品从福州转销上游是很不合算的。这一局限性限制了福建商品市场的发展。以广东来说，广东的珠江上游有西江、东江、北江三条大江，西江水系可上溯至广西、贵州，可通轮船的水道可上溯至广西境内，因而，广西成为广州口岸的市场，而贵州也在广州的延伸市场之内。这样，在广州建设工厂，其市场至少有三省，而在福州设厂，产品市场十分有限。福建的闽江、九龙江等河流都是短促的河流，支流皆在福建境内，因此在以内河运输为主的时代，福建口岸的市场也就只能以福建为主。再以江西为例，该省是内陆省份，邻近福建省，本可作为福建腹地，可是，因为该省没有河流从福建入海，所以，该省出口货物大多绕道长江口，然后输往世界各地。

总之，交通不便，限制了福建口岸腹地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它缺乏吸引力，因此，洋务运动的投资也少。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大多建在重要商埠，这是有原因的。拥有广阔腹地的商埠商业繁盛，投资赢利的机会多，以造船业而言，江南制造总局设于上海，而上海商船往来如织，有许多船需要修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厂从修船起家，逐步发展为造船，至20世纪20年代，江南厂已可造出万吨轮。而马尾船厂因缺乏订货，从造船改为修船，又从修大船变为修小船，企业举步维艰。事实上，民国时期，马尾造船厂的主要技术力量都被海军部转到上海。总之，福建洋务企业成长不顺，与福建地处东南丘陵地带、交通不便有很大关系。

第三，战争破坏，匪乱如毛，经济建设屡遭打击。1884年的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的振威、济安、飞云、扬武、福星、伏波、艺新、福胜、建胜、永保、琛航等十一艘战船被击沉，其中九艘为马尾船政所造，共值1139万两，见下表：

                                               马尾船厂所造军舰价值表                         单位：万两       

此外，马尾船厂遭法国海军炮击，船厂许多建筑被焚毁，损失惨重。清代末年，清朝丧失了自己造船的信心，大多数军舰自外国购入，马尾船厂因而得不到充足经费，船厂已经走入末途。迄至民国时期，海军自身的经费不足，更无法支持马尾船厂。抗战发生后，福州两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船厂设备一部分内迁，一部分被敌人破坏。1949年，马尾船厂已是一片废墟。

清末至民国初，福建匪乱如毛。著名土匪卢兴邦由尤溪起家，聚众至万余人，后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占据闽西北十几个县。省境内类似卢兴邦的民间武装不可计数，他们或占据山头，或控制一县一乡之区域，称王称霸，骚扰乡里，几无安息之日。在这种环境里，交通受阻，商品流通不畅，发展经济极为困难，城市市场日益缩小，工业的发展环境不佳。实际上，各种企业也很难发展。就进出口总额来讲，1929年福建出口2923万元，进口4677万元，是近代史上福建进出口贸易的最高点，此后20年皆未超过这一数字，抗战之后更微不足道。这种状况显然是战争造成的。这种背景下，福建机器工业一直未能大发展，也是可以理解的(徐晓望：《福建洋务运动失败原因初探》，《福建史志》1995年第6期)。 

马江海战烈士墓

以上从对外贸易、土特产生产，近代工业等三方面探讨了近代福建经济的演变大势，可以发现，19世纪80年代是福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以前，福建的对外贸易、土特产生产和近代工业都在国内占重要地位，但就在80年代中期，福建经济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首先，福建出口的拳头产品茶叶受到英国人的抵制，失去外贸市场，销量大跌，这不仅使福建最重要的一项土特产生产衰落，而且还改变了福建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从此以后，福建渐渐从出超变为入超。其次，福建尝试近代工业的骄傲——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大破坏，从此一蹶不振。到了90年代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福建经济的打击接踵而来，瓷业自1895年开始衰退，糖业从1905年起进入萧条期，1930年以后，福建的木材生产、烟草生产都大幅度下降，所以，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福建经济还有所发展，但总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在其他省份后面。因此，这一阶段福建经济已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外贸仅占全国的3％，1936年更降至1.6％，近代工业总投资在全国仅占3.9％。个别土特产生产虽在国内占一定比重，但从大趋势来说，全国的土特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都在下降，况且在抗战结束之后，福建的土特产生产也大都崩溃了。总的来说，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福建省还是国内的先进省份，以后逐步落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排名于全国各省的末尾，处于下游位置。那么，近代福建经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看，原因有三点：其一，失去了一千年来在国内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其二，未完成小生产向近代产业经济的过渡，传统土特产生产衰败；其三，建设近代工业的步伐落后于国内其他省份。当然，这三点原因的背后是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封建主义的羁绊，以及军阀混战、官僚机构腐朽，等等。这些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