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18. 东南亚华人及其价值观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是世界上各种宗教发展的热土，在历史上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传播，由于华人、华侨的作用，儒学在东南亚社会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儒学给东南亚传统社会带来了勤奋、积累、和平、忍耐等价值观，这些观念与东南亚国家固有的文化观念及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东南亚人富有特点的生活方式。

    一、东南亚经济圈与华人的关系

晚清后期，福建本土经济凋敝，大量沿海民众到东南亚谋生，因而形成了东南亚华侨群体。清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派人到海外调查，谓菲律宾有华侨5万人，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有华侨7万余人，而马来亚的日里，有华侨6万余人，吉隆坡等地又有采矿工十几万人，新加坡有华侨15万人（刘继宣、束世征：《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年，第132-133页）。进入民国以后，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福建战乱不已，漳泉沿海一带，土匪多如牛毛，百姓无以谋生。因此，远赴海外的华侨更多。1912年，从厦门出国的华侨为126 008人，1915年为66907人，1917年为77781人（陈达：《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载《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每年都有六七万人出国谋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迄至1947年，福建华侨已有827411人，其时，福建本土的人口仅为1200万人。在海外侨界，福建人占华侨总数的31.64％（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6页）。福建是中国两大主要华侨省份之一。20世纪初的东南亚华侨大约有400万人，华侨向本国的汇款额每年大约有5700万美元（［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19世纪用于支付华工薪酬的马来亚瓷质代用币（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藏）

在东南亚史研究方面，传统的做法是将华人当作外来因素。这种观点根基于国别史的研究，他们将中国分入东亚国家，而将东南亚诸国当作另一个文化传统的区域，其实，这种观点有许多局限性。中国的南方与东南亚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华人自古以来广泛参与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与文化交流，他们本身就是东南亚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对他们的研究，所谓东南亚史便是残缺不全的，只有正视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才有完整的东南亚史。因此，对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日益兴盛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什么华人会广泛地参与东南亚历史的进程？这是因为，中国的南部诸省与东南亚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历史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南部也是东南亚历史的一个部分，就如它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一样。在这里要声明：所谓文化圈与经济圈的划分，不是建立一个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提出一个模式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模式的排斥。所谓模式，即意味着一个新的视角，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同一个事物，往往会得出不同的印象，但事物还是一个事物，只是由于过去的视野过于有限，我们没有发现其更多的品质而已。对于中国南部，我们一向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圈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也可以说它是主流的一面。不过，中国南部同时还是东南亚历史的一部分，它的这一特质，却是长期受到漠视的。新的历史研究，提倡多角度的观察视野，但从新角度的观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视角的否定，而是拓展传统视野。以福建省为例，它在历史上与日本、琉球、东南亚诸国都有广泛的联系，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说它属于中国经济圈，或是环南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的一部分，这些观点是可以并存的，而不是绝然分离的。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说中国南部诸省是环南海经济圈的一部分。

环南海经济圈——或是环南海文化圈的提法，是对传统东南亚史研究缺陷的一个补充。传统东南亚史研究，未能将对中国南部的研究纳入自己的范围。但在事实上，中国南部广东、福建、海南、广西诸省，以及港澳台地区，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历史联系。传统的东南亚史研究局限于国别史研究的框架，将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关系看作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二者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环南海经济圈的看法是将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国家一起，当作一个共同的经济文化圈。不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往来，更要看到这种联系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毫无疑问，环南海经济圈的研究要超越传统的国别史研究。

浩渺无垠的南海周边有众多的国家与地区，从东部的菲律宾说起，南部有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西部是越南、柬埔寨，北部是中国的广东、福建、广西诸省和港澳台地区，而位于中部的是中国的海南省。从以上概括中可以看出：从东南亚诸国来说，在东南亚区域内部发展最快的国家都在南海周边，亦即东南亚“五小虎”；而从中国来说，濒临南海的省份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和发展最快的区域。这一事实说明：对环南海区域圈的研究是具有未来意义的。

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广义的东南亚观念。他认为：从物种的地理分布来看，远古时代的东南亚应将中国长江以南的区域都包括进去，这里有大致相同的生态环境，都是原生的水稻、芋等作物的栽种区；这里的民众如凌纯声所言，有着共同的习俗，例如划龙舟、吃糯米、住高脚屋等。以上这些特征，人们将其概括为水稻文化。关于这种水稻文化的发源地，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结论。有人认为中印半岛是水稻文化的发源地，也有人认为：长江以南的大陆才是水稻文化的发源地。从考古实物来看，钱塘江流域余姚县（今为余姚市）的河姆渡是目前所知水稻文化最早的发源地，这里出土了七千年以前的水稻、高脚屋等遗迹；而在福建闽江流域的昙石山，也出土了五千年前的水稻与高脚屋遗迹，但要对水稻文化究竟发源于何地作出判断，现在似乎还为时太早，我们只是要说，至少在两三千年以前，这类水稻文化便传播到中国南部、东南亚以及日本、琉球等地。从水稻文化的分布来看，古代的东南亚之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经济交往与文化往来，否则我们无法想象他们之间共同的水稻文化的创造。

华人发源于黄河流域，从生态环境来看，黄河流域是一个粟麦文化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早在八千年前即培育了粟这一农作物，而后又从西亚东迁民族那里接受了小麦。但是，黄河流域不适宜种植水稻，因此，黄河流域文化圈与长江流域文化圈是不同的。由于历史的变迁，黄河流域的华人不断南下，他们越过长江，进入东南沿海。据史书的记载，秦汉之际，华人已经进入今日的福建、广东、广西诸地，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他们逐渐与当地民族相互融合，在唐宋时期大致形成了今日的福建人、广东人与广西人。其中，有几个民系最值得注意，那就是发源于福建的闽南人与发源于广东的广府人、客家人与琼州人等。闽南人最早形成于晋代的福建泉州，迄至于唐代，闽南已经成为中国南方较发达的区域。而后闽南人逐步向南播迁，福建的漳州府、广东的潮州府都是他们主要移民地，而台湾则是在明清时期成为闽南人的居住地。闽南人还逐步向广东沿海及海南岛播迁，不论是在惠州府、廉州府还是海南岛，都有闽南人的足迹。广州府是广东的首府，当地人也是来自中原，他们经商的步伐，也使他们登陆海南岛诸地；再有一个民系即客家人，相传客家人也是发源于中原，他们在赣南、闽西与当地土著相互融合，自明代以后，他们逐步向广东境内播迁，而后进入广东沿海与海南岛的个别区域，也成为海南岛汉人的主要来源之一。

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福建、广东、广西陆续成为中国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区域（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这些地区生产的商品——陶器、瓷器、铁器、纺织品，逐渐成为东南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例如，他们用来自广东佛山的铁锅煮饭，用广东石湾的瓷盘盛饭，用福建南安生产的陶制水缸贮水、贮米，用福建的雨伞遮雨，他们的上层统治者，以穿中国的丝绸为荣；而生产于东南亚的香料与铁力木等材料，也成为中国人大量消费的物质。双方各取所需，使双边贸易不断发展起来，从唐宋到明清，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贸易在不断发展中，来自各个口岸的大帆船航行于东南亚海域，他们的行动编织了一张遍布环南海经济圈的商业网络。不过，这些大帆船大都是由华人制造并驾驶的，这一事实说明华人在东南亚诸国交往中的关键作用。

为什么在环南海区域之间的交往中，华人会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南部区域在宋元明清时期，是东亚最发达区域，这里的经济文化水平要比其他区域更高一些。

中国是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的文明古国，除了近一百多年的落后，在两千年以来的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唐宋元时期，唐代中国的强盛闻名世界，宋代中国的经济文化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世界各国，而元代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更震撼了马可·波罗等一代西方人。唐宋元中国的繁荣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上，直到明代中期，当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后，比较中国与西欧的物产，他们还是认为中国要比西欧更为繁荣（［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六卷，邓兰珍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1192页）。当时中国的商品大量出口，换回滚滚而来的美洲白银，欧洲人为了防止白银流失过多，不得不限制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中国的落后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工业革命使欧洲的面貌彻底变化，迅速提高的欧洲生产力，很快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瞠乎其后，中国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步沦为受西方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应当说，中国拥有的技术已经达到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在亚洲是无与伦比的。即使是当时的欧洲国家，也非常敬畏中国强大的生产力。事实上，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中国与英国等国家的贸易一直是以出超为主。英国人为了弥补越来越大的入超，才发明了鸦片烟输入中国，使中国白银外流，从而逆转了中外贸易的趋势。

由于自唐宋迄至清代初期的中国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中国人所造的大帆船也以航行的可靠性扬名于世界。自唐朝以来，中国商船便航行于南海与印度洋，不论是中国商人还是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愿意选择可靠性最强的中国大帆船。这一技术上的优势使中国商人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业贸易的主角。还有要考虑的因素是：当时的中国是东南亚香料等物产的主要消费市场，并是东南亚所需手工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由中国商人来经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是很自然的。他们以中国的市场为后盾，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业务——经营东南亚诸国之间的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在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中，华人逐渐来到东南亚各个港口，逐渐成为东南亚各港的定居人口，他们编织一张遍布东南亚世界的商业网络，逐步掌握了环南海区域的批发、零售等商业环节。而这一优势又使他们的商业网络日益成功，成为东南亚经济运转的中枢。

    二、东南亚、东北亚民众文化性格的比较

从地貌来说，东南亚是一个覆盖着茂密雨林的丘陵地带，不论是东南亚半岛国家还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群岛，到处都是连绵不断的丘陵，这里是植物的乐园，由于降水丰富，植物生长速度快，高大的乔木与藤萝纠缠在一起，形成遮天蔽日的雨林，这些雨林吸进二氧化碳，吐出新鲜氧气，所以，科学家称东南亚雨林是地球的肺。但对早期人类来说，藤萝密布的雨林是最难开垦的土地，种下的庄稼往往被野草吞没，天幸森林中还有各种可食用的植物与动物，古代东南亚人摘采香蕉、椰子与各种果实，捕捉小型野兽与昆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相对中国北方来说，东南亚谋生较为容易，但农业不易发展，因此，虽说东南亚是人类走出非洲之后一度发展较快的地方，但东南亚的农业却迟迟不见大发展，其原因在于：东南亚的食物来源较广，当地人没有发展农业的迫切需求，而农业是古代各大文明的基础，没有农业，就谈不上文明的起源。这是早期东南亚区域落后于各大文明古国的原因。不过，东南亚优越的地理条件，也培养了东南亚人民乐天知足的文化性格，由于食物来源丰富，他们从来不为食物发愁，每当太阳落山，他们就在海边燃起篝火，围着篝火跳舞唱歌，累了倒下就睡觉，天亮后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可惜这世界上能够理解这一境界的人太少。

和东南亚人相比，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生活得太累。他们生活在物种贫乏的黄河流域，可以食用的植物不多。由于气候寒冷，东北亚的植物生长缓慢，而且有一个万物冬眠的冬季，每当冬季来临，万物凋零，人类寻找食物非常困难。人类要在这种环境里生存，就要寻找稳定的食物来源，这是东北亚农业较早发展的原因。由于黄河流域的黄土不如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肥沃，粟的产量也比不上小麦、水稻等农作物，黄河流域的民众养成了勤奋的生活习惯。从《诗经》《周礼》等书的记载来看，上古时期的中国农民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吃完早餐后便下地劳动，中午，他们的妻子送来午饭，一直到太阳下山，这些勤劳的农民才扛起锄头回家。他们的妻女同样勤劳，白天忙完家务，晚上聚在一起纺织，夜深了才分别回家。中国人的勤奋是世界有名的，中国上古史告诉我们，中国农民主要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养成了勤奋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便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传统。秦汉以后，由黄河流域迁出的移民散布到中国各地，也将这种习俗带到中国各地，事实证明，勤奋是中国人最宝贵的文化财富，中国人不论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凭自己的双手生存下去，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比别人生活得更好。勤奋的反面，是中国人生活得太累，总想攒集更多的财富，这使中国人永远在追求过程中，往往忽略了生活的本身。

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财富的积累，这种文化性格同样形成于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如果说东南亚的地理特征为永远是夏天，那么，黄河流域的特征就是四季分明，既有酷热的夏天，也有凉爽的秋季，对古人来说，最可怕的还是严酷的冬天。每当秋冬之际，寒流南下，气温陡降，大雪纷飞。这时能飞的动物早已南下，剩下的动物一部分进入冬眠，另一部分饥肠辘辘，与人类争夺仅剩的食物。人类要在这种环境里生存，就得在秋天时候积累食物。古代种植业发展起来后，黄河流域的民众围绕着农业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春天播种，夏天中耕，秋天收获，粮食收割后，他们将粮食晒干，存进家内的仓房。这样，即使到了冬天，他们也不愁没有饭吃。这种生活方式扩而广之，就形成了“积累”的文化观，丰年时为可能来到的歉年积累粮食，挣钱的时候要为挣不到钱的时候着想。中国人总是为将来的生活而犯愁，为了结婚，他们年青时就积钱；结婚后，为了养育子女，他们宁可节衣缩食也要积钱；为了老年时过得好些，他们早在中年时就开始积钱。积累的文化观使中国人致富，也使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得到积累，从而形成一个文化财富丰厚无比的国家。

相对而言，东南亚人对生活的态度较为潇洒。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使他们永远不缺乏食物，不论是什么季节，茂密的森林都会为他们奉上各种食物，只要他们想要，上山可以摘采果实，下海可以拾取贝类，河里的鱼类捕捉不尽。东南亚人面临的生活问题则是直面死亡，森林是人类的财富，也是人类的大敌，丛林中的孟加拉虎与各种毒蛇，都将死亡带给人类。在瘴气弥漫的森林里，还有各种无名的瘟疫，一旦瘟疫暴发，人类与动物成片地死去，他们的尸体很快在潮湿的森林里腐烂，又被食腐动物吞食，顷刻之间成为一堆白骨。在这种环境里，古代东南亚人很难长寿，突然袭来的灾难，使许多人夭折。面对不可预料的死亡，财富的积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东南亚古人有及时行乐的观念，对财富看得较淡。他们手中有了钱，便尽快地将其消费，享受生活是他们的价值取向。随着医疗条件的变迁，大多数的瘟疫都被人类控制，不再肆意掠夺人的生命，但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已经成为深厚的文化积淀，迄今为止，东南亚民众还是最知道生活的一批人，他们乐天知命，对财富不是看得太重，有钱的时候就消费，没钱的时候先举债，钱到了手中，则尽快将其花掉，享受钱带来的最大快乐。

总之，中国人与东南亚民众的价值观有较大的差异，实际上各有优点，各有不足。但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人们对各种价值观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发展经济成为第一主题，正是在这一阶段，东南亚华人的儒家价值观曾起了重要作用。

    三、儒家价值观与华人对东南亚经济的贡献

和佛教、伊斯兰教相比，儒家价值观最为接近资本主义价值观。佛教、伊斯兰教、儒教是三种东方宗教，这三种宗教里，伊斯兰教最富有战斗力，当资本主义东来时，总是在伊斯兰教分布地区受到最强烈的阻击；而佛教则有以柔克刚的韧力，泰国在500年殖民主义狂潮中竟得以保持独立，充分反映了佛教的内在力量。儒教的特点在于内省更重于外部的抵抗，面对局势的骤变，儒教使人反省积贫积弱的原因，因此，当发源于欧美的世界市场席卷东方的时候，华人没有拒绝世界市场的扩张，而是以勤劳的工作态度来适应世界市场带来的机会，他们从福建、广东两省来到东南亚各国，寻找每一个工作的机会，在东南亚市场迅速扩张的背景下，他们承担起将东南亚传统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大举进军东南亚的零售市场。早在荷兰人进入印度尼西亚之初，华人便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为据点，挑起担子下乡贸易，他们将来自中国的小商品出售给印尼的普通民众，购取欧洲及中国市场需要的各种土特产，这种贸易网络的不断扩张，建立了遍及印度尼西亚的全国性市场，对印度尼西亚形成全国性的市场起过重要作用。回顾历史上印尼全国市场的形成，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并让华人付出巨大代价的历史过程。让我们将时间推前400年，当太阳初露晨曦的时候，一个华人小贩推开简陋的柴门，将他沉重的货担挑在肩上，然后沿着大路向市区之外走去。离开市区不久，脚下的大路变成了狭小的山路，再往前，小路变成羊肠小道，这时，太阳已经升起，火辣的阳光使他满身流汗，担子日渐沉重，山路上的小石刺得脚底生痛，幸好，已经来到了一条小溪边，于是，他放下担子在树下休息，从担里拿出一个碗舀一碗溪水喝，拿出手巾擦去汗水，再在溪里洗净，蒙在头上，路还遥远，不能多休息，他吸一口气，重新挑起沉重的货担，踏上艰难的山路。傍晚，他挑着重担重回这条山路，但因早上的货物都已经售尽，且带回了能在城市里销售的货物，他很高兴，一路哼着小调，并盘算：这一趟贸易挣了50个铜板的辛苦费，明天再走一趟，就能挣100个铜板，一个月坚持下来，就能挣3000个铜板，换得5块光洋，一年做下来，就能得60块光洋，就算一年做不满，也能存下四五十块光洋，这样做上几年，也许就有了本钱，可以开一个小店，不再要挑担下乡了。在贸易途中，他们会认识本地经营小买卖的女子，如果顺利的话，他们有可能娶得一位当地女子，其后两人将资本合在一起经营，开一家小店。在华人丈夫的影响下，妻子也参加共同积累财富的奋斗。为了早日发财，他们每天6点开门，晚上9点打烊，这样，每天就可挣两块光洋，积上一年，就会有700元左右的资本，再积几年，就能开一家大店。以上所说的是普通华人的理想，实际上，除非一切顺利，他们很难实现这一理想。他们在挑担的途中，有可能遇上劫匪，一年只要遇上一次，可能就血本无归。沉重的劳动使他们易于生病，由于舍不得用钱治病，小病还得劳动，大病只能苦熬，不少人因而丧生。尤其是瘟疫袭来的时候，城乡民众一片又一片地倒下，他们很可能埋骨异乡。事实上，十个挑担贸易的人，其中也许只有一个能混到小店主，而十个小店主，很可能只有一个混到大店主，要从大店主上升到资本家，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奋斗。对欧洲法律一知半解的华人，常常在打官司中输掉大半财产，或是在莫名其妙降临的遗产税中被夺走大部分家产。然而，不管华人的经营情况怎样，一代又一代华人、当地人的共同努力使一座又一座市镇崛起在东南亚各国，开创了城市化的进程。 

荷兰1杜卡通马剑银币（漳州市博物馆藏）

总之东南亚国家市场的形成，与华人的勤奋与积累有关。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华人的带动之下，印尼建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商业网络，将整个国家联合在一起，而华人经济也成为印尼经济共同体的一部分。必须注意的是，印尼华人在经济上的贡献只是为印尼工商业的发展起一个示范作用，它本身是印尼民族工商业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带动了印尼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形成国家独立的基础。也就是说，华人在印尼的工商业活动，是推动印尼近代化和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殖民印尼的荷兰人经常自诩他们将近代化带给了印尼，而这句话只能肯定一部分，因为，荷兰人确实给印尼带来了欧洲的金融制度，许多港口的建设也离不开荷兰资本，但因殖民制度的影响，荷兰资本在印尼一开始就是垄断资本，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尼的东方贸易达二百多年，这一垄断使欧洲资本无法在印尼顺利发展。而英国人较早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所以欧洲资本在新加坡等地的发展比在印尼的发展更为顺畅。毫无疑问，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的垄断，是印尼长期落后的原因。而由于实行开放的自由港政策，活跃的华人经济给新加坡等地带来繁荣。在英国的影响下，荷兰等国最终也取消了对殖民地的垄断，允许各种资本自由发展，这是19世纪东南亚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由于垄断使荷兰等宗主国资本在东南亚市场上丧失活力，华人经济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取得较大发展，所以，华人的勤奋与节俭，才是东南亚国家近代化的主要动因。必须说明的是：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并没有使其与中国经济连为一体，而是促成了东南亚国家本土经济的发展，最终为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打下了经济基础。

    四、华人正义观与东南亚国家独立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非洲、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相互呼应，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趋势。然而，关于东南亚国家独立的主导因素，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说是他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独立，西方人认为是西方世界的宽容及人权运动的发展，给东南亚带来独立；中国史学家很少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但笔者认为，是东南亚的抗日运动为东南亚独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华人在东南亚抗日运动及独立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欧美国家殖民东方有五百年的历史，他们早期的殖民活动往往与奴隶制度结合在一起，曾经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无数的痛苦。但是，随着欧洲国家政治上的不断发展进步，在人权上有很大的改善，他们的殖民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中。例如，英国曾是贩卖黑奴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到了17世纪后期，英国成为严禁贩卖黑奴的国家。由于当时的英国掌握海上霸权，一切胆敢贩卖黑奴的船只都遭到英国的镇压，这是黑奴贩卖运动逐渐绝迹的原因。在经济上，强大的英国人则是自由贸易的主张者，虽说他们的势力一时未能进入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但英国人在新加坡港的示范作用，给当地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影响。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凡是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地方，经济就有较大发展，否则，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应当说，欧洲人政策的调整，给东南亚带来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华人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壮大，所以，这一时期华人及东南亚本土民众与英国人之间的矛盾略有缓和，这是欧洲殖民者能够长期统治东南亚国家的原因。不过，在经济发展缓慢而政治上十分黑暗的菲律宾，本土民众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反抗殖民主义运动十分激烈，19世纪后期，福建晋江籍华人黎刹为菲律宾的独立运动献出了生命，菲律宾最终在美国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获得了独立。

美国人取代西班牙人之后，应当说，欧洲人殖民东方最黑暗的一页已经成为过去，欧美殖民者在东方，也开始注重当地人的权利，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其后，东亚的形势有很大的变化。20世纪前半期的世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主角是欧美国家。在正式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国家也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这使他们对殖民地的统治放松，而且力争讨好当地民众。时势发展至此，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的矛盾大大缓和，实际上只欠东南亚国家一个独立。美国人更是明确声明，让菲律宾独立是他们的政治目的，剩下的只是培养他们满意的政治家统治菲律宾。在日本人抵达东南亚之前，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大致如此。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手稿（厦门陈嘉庚纪念馆藏）

日本人打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发动了对东南亚的战争，表面上，这是一场对欧美国家的战争，实际上，东南亚的本土经济都成为它的掠夺目标，日本人并不讳言，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石油与橡胶是他们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从政治目标来讲，日本人侵略东南亚不是为了解放东南亚人民，而是为了建立日本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所以，他们表面上扶植东南亚民族势力，实际上不顾一切地掠夺东南亚人民，尤其是不遗余力地摧残当地华人经济，新加坡华人被日本屠杀数万人，同样的命运也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身上。日本人的残暴掠夺，使东南亚人民很快转变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一开始有些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通向民族独立的桥梁，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他们很快转变立场，与英美联军一起反抗日本的侵略。在这场斗争中，崇尚正义的华人成为抗日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与支持者，他们组成游击队打击日寇，最终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日本投降后，这支强大的力量开始了谋求东南亚民族独立的运动，经过多年的奋斗，最终建立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等独立国家，加上原有的泰国，形成了现代东南亚国家的雏形。其后，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也在长期的反法、反美斗争中取得了独立地位。从东南亚国家独立的过程看，华人的作用是显著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广泛卷入反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反映了华人一贯崇尚正义的文化传统。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华人设立的关帝神像，对华人来说，关帝就是侠义之道的象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华人对东南亚独立运动的广泛参与，是因为他们认为殖民活动是不正义的，日本人对东南亚的侵略是不正义的，所以，他们可以为东南亚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在这场独立运动中获得自己的解放。

东南亚是各种宗教传播的热土，多种宗教相互容忍、相互渗透，成为东南亚人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财富，其中，每一种宗教都为东南亚带来了独特的价值观，并为东南亚的发展作出贡献。儒学价值观只是东南亚多种价值观的一部分，此处对儒学价值观的赞美，不妨碍我们对其他宗教的认同与评价。就世界的发展趋势而言，多种宗教的并存是一种发展趋势，如果每一种宗教都将其核心的、优秀的价值观贡献于人类，人类世界一定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