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51.海丝腹地的主要涉外贸易商品种类（上）

    一、瓷器

1.闽江流域

闽江流域是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基地。闽北制陶历史可达4000年以上，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的葫芦山遗址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窑炉遗址，呈现了福建史前窑业技术的肇始与发展状况。在浦城猫耳山，被称为“中国龙窑鼻祖”的窑炉第一次有了长条形的窑炉形态，大量烧制出的黑衣陶以其过硬品质和美观外表，在先民生产生活中被广为使用。在唐代，闽北已烧造青瓷，典型的有庵尾山窑、将口窑等。将口窑的青瓷标注有作坊主或窑匠姓名，已经传达出一种品牌意识。唐末五代时，闽北的“建盏”兴起，远销海外，“斗茶”习俗也伴兴而起。两宋时期，斗茶习俗在东亚地区颇为流行，黑釉盏大量销往日本、韩国等地。建阳水吉建窑产品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称，是宋代黑釉瓷器的主要产地，产品以碗居多，俗称“建盏”,以兔毫纹黑釉(“兔毫盏”)独具特色，驰名中外。宋元时期，闽江流域的瓷器生产与外销均进入鼎盛时期，从福州出海的闽北代表性窑口有建溪流域的建窑、松溪流域的松溪窑等。闽江水路也是瓷器贸易的中转站。

瓷器一直是中国在国际市场具有强竞争力的商品,15世纪以前,瓷器由阿拉伯人通过丝绸之路运抵欧洲,价格高昂。为满足欧洲市场需求,16世纪开始,欧洲开拓了与东方市场的直接联系,大量采购瓷器。景德镇瓷器深受欢迎,在福建沿海出现景德镇瓷器的仿制品。且闽江水路是景德镇瓷器出海的重要通道,闽北因此成为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中转站。景德镇瓷器经福建外销路线有二。一是经陆路运抵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穿越武夷山进入崇安,沿闽江上游建溪而下,进入闽江；二是经陆路进入福建光泽、邵武,沿闽江上游富屯溪而下,进入闽江。２００５年,一艘满载景德镇瓷器的清康熙年间航船在闽江口以南近海海域的名为“碗礁”的礁石处被发现,被命名为“碗礁一号”。根据它的沉船地点可以推测,它很可能是从赣东南进入闽江水系,再经闽江口出海。

２.汀江与九龙江流域

在海丝腹地南部的汀州地区,瓷器虽然不是重要物产,但历史上也有瓷器外销的记载.漳平奇和洞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烧制于１万至７０００年前,包括罐、釜、盆、钵等。早期陶器质地以夹砂陶为主,多灰色,后期陶器纹饰种类增多,绳纹与刻画的方格纹、网格纹成为主流.距离奇和洞约１５０千米的明溪县城关乡南山遗址 (距今６０００至４３００年),文化遗存丰富,共分为５个文化期。从第二期遗存开始,就出现了曲折纹、漩涡纹等印纹纹样的陶器;到第三至第四期,陶器的印纹种类逐渐丰富,包括回形加点纹、栅篱纹、方格纹、叶脉纹、席纹等.在长汀、龙岩、漳平等地考古先后发现有宋至清的古窑址。漳平永福窑生产的青白釉器名重一方,其特点是釉层稍薄,故易受沁而泛黄,器身多刻花装饰,胎体轻薄秀巧。所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漳州府及周边市场,还通过九龙江远销日本和东南亚等地.１９８７年,文物工作者在长汀南山镇塘坑排挖掘出两座宋代窑址。两处瓷窑堆积层高、面积广,生产时间有数百年。长汀南山瓷窑出土的瓷器,多为盏、碗、罐、盘、杯、碟等日用器具, 以及少量装饰用的工艺品.长汀南山瓷窑烧瓷技术发达,瓷胎细腻,器物纹饰以印花、划花为主.南山瓷窑附近有大量瓷土原料, 森林茂密.窑址邻近汀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南山河.从南山河行船１０千米后便进入汀江干流。南山瓷窑便是通过汀江运到潮州,继而出海外销。与三明同属客家地区的将乐万全窑生产的青釉瓷曾远销日本。宋代,联结汀水的潮州地区陶瓷业相当发达,可能是在江西和汀州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宋代潮州陶瓷的产销与汀州的关系,仍需要更多的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持。

    二、木材

腹地多山,木材资源丰富,尤以杉木为多.杉木是优良的建筑材料,主要产于延建汀邵及福宁州。杉木 “插枝生者,方可大数围,为室奉,为棺椁之奉,胥取材焉.即以作器皿,亦韧久耐, 胜于萌蘖之生.初栽插时,跨山弥谷,栉比相属,动辄数十里, 十年后不止以谷量也”（[清]杨澜:«临汀汇考»卷４«物产考»,光绪四年刻本.）。可见,杉木很适应腹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生长迅速,能够保证充足的采伐运卖需求,如建安杉木“岁中所伐以亿万计”（[明]李默:«群玉楼稿»卷７«先考吏部府君行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７７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７６页）。

闽江流域拥有丰富优质的林木资源,其中不乏适合造船的优质木材,能够为海上贸易提供制造远洋海船的原材料。除了供应本地使用外,闽江流域的木材还大量输出.唐代福州造船工艺的大幅提升,与闽江上游优质木材的供应有关.自宋代起,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沿海各州的造船厂,依靠闽江上游的铁、松、杉、樟、藤、漆等优质原材料制造福船,由此福船成为我国海上贸易史上的重要远洋船型.郑和下西洋所需船舶多在福建制造，造船所需木材多从闽江上游的南平地区采伐。在南平市发现的郑和钟说明了下西洋船队与南平腹地的密切联系。

建宁、汀州二府盛产林木, 二府贩木商人因此被称为 “建汀帮”。明末,福建腹地四府杉木已闻名于世,“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 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５ «张延登请申海禁»,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大通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９页）。

清代,福建山区木材贩运极为繁荣。尤其是清末,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腹地的木商大为活跃。他们以福州为主要的中心市场和转卖市场,形成明确的行业分工。在林木产地,木客分为山客、采办人和木行经营者。山客是林户与采办人的中间人,熟悉当地林木市场, 以促成买卖赚取佣金,部分山客兼营采办,将入山采买的木材转卖采办人,赚取差价。采办人亦称木客,他们深入腹地林区采购木材后,转运至福州贩卖.清末,上杭、建瓯等县都有木客逾百人,邵武六十余人,腹地其余产林各县也都有二三十人以上。（林枫、松丹龄:«山海互动———明清福建商人之经营取向»,福建省海洋与渔 业厅、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福建社会科学院编:«海洋 文化与福建发展:第二届海峡两岸海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 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炎黄文化 研究会,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１—１３６页） 除以上商客,另有部分木商经营木行,兼营当地贩售和采购转运之业,以采购转运福州为主。

在福州,木商依据经营形式不同可以分为木贩和杉行经营者。木贩亦称火贩,专门从事收购。有些木商开办杉行,同时充当采办人、腹地木行与木贩、江浙庄客之间的代理人。依据发售地点不同,木贩有天 (天津)、南 (闽南漳泉各地)、福 (转售木根给本地木作)、台 (台湾)、长 (长江流域各口岸)等帮。（参见翁礼馨编 «福建之木材»,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１９４０年版.转引自 林枫 «山海互动———清代福建商人的经营取向»,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省炎黄文 化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福建社会科学院编:«海洋文化与福建发展:第 二届海峡两岸海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 会、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２０１１年, 第１３１—１３６页）

汀州山区森林茂密,盛产杉、松、樟等树木和其他杂木。汀州杉木质量好,当地出产的杉木又被称为 “汀杉”,尤其是汀杉棺木远近驰名。汀州还盛产樟木,用于制作高档家具、门窗栋梁以及佛像.据统计,清末 “仅长汀一县而言,杉木一项已达二三千屐之巨,至连城、武平木材之输出,年值亦各在百万元以上,而永定、上杭、平和各县亦各有巨量木材之输出;此外,从事木业经营之山户与木商等,为数亦至伙也”（«福建汀江流域之木材业»,«福建统计月刊»,１９３６,２ (４)）。直到民国时期,这种情形仍未改变。据有关资料统计,长汀、上杭、连城、武平、永定五县中以武平一县产量最高,该县产木材曾达４０万元,五县抗战前产量达９０余万株,价值１００余万元.抗战后稍微减退,１９３９年产量为５３.４万余株,价值５３万元左右。汀州客家木材商人利用春潮水涨之机在汀江放木排、竹排,放排工在各地林区小溪扎好木排、竹排流放,将竹木集中到汀江边的集散地。汀江沿岸的南寨、三洲、水口、羊牯等地是重要的竹木集散地。此后,木材商人将小排扎成大排,再流放到潮州、汕头,潮汕商人将收购来的木材通过海上转运到广州、佛山一带销售。竹木的出口,为潮州、广州、澳门、香港、菲律宾等地的造船业和建筑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葛文清: «汀江流域外向型客家经济演变初探», «龙岩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流传于上杭县步云乡梨岭一带的木桐号子,是伐木工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号子音乐.步云乡地处梅花山自然保护区腹地,是九龙江、闽江、汀江上游之源,森林密布,向来是闽西重要林区。据当地族谱记载,乾隆时,此地商人已经营木材业,当地人砍伐木材后,将木材运到山下九龙江源头,经水路经过龙岩新罗万安、漳平、华安抵达漳州。伐木工人将木桐扛下山的过程既危险又辛苦,因此他们会唱起简单的木桐号子,“嘿 嘿 嘿 嘿也嗯嘿 嘿哎哟”,用来为队伍加油鼓劲。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梨岭木桐号子入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三、茶叶

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发展,明人“奢华”之风盛行,全国对茶叶消费的要求从数量到品质都有很大提升。闽江上游向来是茶叶的重要产区,至晚明时,茶业已经是福建的支柱产业之一。

武夷山是福建茶叶的重要产区。武夷山区废除贡茶制之后, 民间种植者和经营者越来越多。明末,徐 称:“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海内矣。”（ [明]徐 :«茶考»,出自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２１ «艺文志»,方志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９９页）这段文献说明晚明武夷山的茶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从“水浮陆转”四字可知,武夷茶叶销售之地既面向内陆,也有通过水运 (闽江)的外销。至清初,武夷山茶叶进入国际市场。清初,武夷山茶叶基本由山西客商至县采办, 从福建崇安下梅镇,经江西河口镇,北上汉口,转运至河南、山西,一直拓展到蒙古国和西伯利亚平原，即万里茶道。此外,安徽和福建的茶叶经分水关由铅山河入赣江,越大庾岭达广州,从海路远销欧洲。清廷开放五口通商之后,则由下府、潮州、广州三帮至县采办,集中到福州出口,运至厦门者并不多。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的规定,武夷茶主要由广州出口。由于一口开放,广州行商垄断了茶叶贸易:“昔年闽茶运粤,粤之十三行逐春收贮,次第出洋。以此诸番皆缺,茶价常贵。”少部分由厦门出口,抵达厦门的茶有工夫、花香白毫、珠兰茶和乌龙茶４种,以乌龙茶为多,其产地距离厦门的行程分别为安溪 (４天)、宁洋(７天)、建宁地方北溪沿岸 (６天)、龙岩州 (７天)。太平天国起兵之后,福建通往广州的陆路交通中断,武夷茶改走闽江水路。自１８５４年以后茶叶由福州输出。晚清武夷茶贸易吸引了全世界的购茶船来到福州马尾港。据闽海关统计资料,１８６６年,进入福州马尾港的英国船有３６４艘次,载重１７５１９２吨；出口的英国船有３６６艘次,载重１７５４２２吨。来自其他国家的商船有美国１５艘、法国３艘、普鲁士１７艘、汉堡８艘、不来梅１３艘、丹麦１１艘, 此外,还有挪威、瑞典、荷兰、汉诺威、夏威夷等港分别派一两艘商船来到马尾港。按闽海关的统计,１８６６年进入福州马尾港的共有4５１艘商船,分属１５个国家和港口。这些商船载重共达１９７８３４吨,其中以英国居多。咸丰九年 (１８５９),福州港一度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第一大港。

１７世纪,饮茶之风开始从欧洲宫廷开始向贵族、平民蔓延, 欧洲市场对茶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１８世纪初,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中国外贸史中的这一重要转变被称为“丝茶互换”。茶叶贸易的国际影响力日增的主要原因是欧洲饮茶风尚的风靡与普及。至１９世纪,喝茶在英国贵族日常生活中已必不可少,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日渐从社会上层向普罗大众传播, 英国对茶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垄断了优质茶叶的出产,虽然英国向中国输入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但不受青睐,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换取白银以购买茶叶。１９世纪中叶林则徐虎门销烟后,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签署对华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英国人依然担心茶叶贸易将会受影响，因此决定从中国盗取茶树和茶叶生产技术。

罗伯特·福琼 (RobertFortune)接受了这一任务。１８３９— １８６０年间,他曾４次入华,着长袍、留辫子,雇佣中国仆人,深入杭州、安徽、福建等多个茶叶产区探寻最好的茶种和种植、制茶技术,随后将茶苗和茶种经上海转运至印度进行培育。（[美]萨拉·罗斯著,孟驰译: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福琼将他在华寻访茶叶的过程记录下来,（[英]罗伯特福·琼著,敖雪岗译: «两访中国茶乡»,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也从侧面记录下当时海丝腹地的茶叶产业情况。福琼也更正了一些西方人对茶叶的认识。

１８４５年,当他第一次入华就发现,英国人认为红茶与绿茶出自不同的茶树品种的观念是错误的。福琼将在安徽松萝搜集的绿茶茶苗和茶种送到印度,但最终没有培育成功.为进一步考察红茶优质产区,１８４９年５月,他从宁波出发,由水路经今浙江兰溪、常山,江西玉山、河口、铅山,福建崇安等地,抵达了武夷山。他潜入武夷山红茶核心茶区,甚至抵达大红袍母树之下,共采集超过万颗种子。福琼从中国偷走茶树种子偷运出海,还带走了中国的技术工人。茶种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种植成功,逐渐在世界茶叶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并且在这场茶叶的贸易战中,作为茶叶原产国的中国最终失去了主导地位。

徐晓望先生对闽北茶叶出口的地位评价极高,认为,中国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在这条贸易之路上,中国出口的商品有丝绸、瓷器、蔗糖、茶叶等商品.其中晚清福州口岸武夷茶的出口可视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高峰,对中国与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也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得以发展的后盾。

由于福州茶业的昌盛,每年流进福州购茶的白银从数百万到上千万元不等。例如,１８６５年从香港等地流入福州的白银达６９８７８３７元,１８６６年为１０６０６９４３元。从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８５年的３０年里,每年数百万银圆的出超,使福建成为全国资金富余的区域之一。清政府在福州设置耗资巨大的马尾船政,其经费主要由福建省自行承担。晚清官府在台湾的建设,其资金也多来自福建。福建的财政收入,则主要仰赖茶税。

四、烟草

烟草,又从音译为 “淡巴菰”,原产于美洲。西班牙吞并吕宋后,烟草于明万历年间从吕宋传至福建漳州,与漳州邻近的永定迅速开始种植烟草,使 “永定晒烟独著于天下,本省各处及各省虽有晒烟,制成丝色味皆不及”（[清]方履篯修,巫宜福纂:道光 «永定县志»卷１６ «风俗志»,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９页）。烟草推广到全省各地,又以腹地山区种植和经营者最多,至康熙年间,龙岩等地已经出现 “烟盛而粟衰”的景象。龙岩适中商人也以经营烟叶闻名,从烟叶经营中积攒了大量财富,建造了适中方形土楼群。

明嘉靖三十年 (１５５１),汀江航道再次整治,可以上溯到长汀县水口,汀江自水口到永定之峰市的航道全线贯通,永定峰市成为闽西、粤东航运的货物中转站、集散地。清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永以膏田种烟者多”（[清]伍炜修,王见川纂:乾隆 «永定县志»卷 ３ «土产»,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３页）。 “商之远贩吴、楚、滇、蜀,不乏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蕃,如游门庭。”（[清]方履篯修,巫宜福纂:道光 «永定县志»卷１６ «风俗»,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９页）１９２６年前,永定条丝烟每年出口五六万箱,销往漳州、厦门、台湾、广州、香港、澳门、南京、上海、武汉乃至全国大部分城市, 以及东南亚各国。

永定条丝烟运销路线有３条:

其一,由永定高头运往漳州南靖曲江,转运至南靖县城至漳州、厦门港口出海,航运至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

其二,由永定高陂、坎市、抚市、湖雷沿永定河而下,经仙师乡芦下坝,陆运到闽粤交界的石市 (广东大埔境内),沿汀江、韩江顺流而下至广东潮州、汕头,再由汕头港口出 海,转至广州、柳州、昆明、重庆等地,或航运至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

其三,沿永定河经峰市镇逆汀江而上,至上杭、长汀,而后通过陆运、船运至九江、 南 昌、 武汉、长沙、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国内重要商贸城市。

清代以后,永定人开设的条丝烟庄、商行逐渐发展到中国南方广大城市、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永定县内的烟庄、烟行有１２１个,永定人在中国南方的１４个省份３９个城市开设烟庄数百家,分布在港澳台、东南亚各国的烟庄、烟行也为数不少。

表３Ｇ１ 永定县条丝烟 (烟刀)庄及商号分布表

永定烟加工作坊、烟行的经营方式由商会或烟帮制定,从生产到销售,一环扣一环,十分严密。商会是全县商人的社会团体, 会长由公推产生。烟帮则是生产企业和销售业的行业组织,加入烟帮的人员多为老板的宗亲。

永定条丝烟经营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貌,特别是永定土楼的大规模建造,如永定抚市镇的永隆昌楼、高陂镇的遗经楼、古竹的棣辉楼、洪山乡的大夫第等,都与条丝烟带来的经济繁荣有关。